退却的恐惧-----90后的历史迷思
依然是喜欢阅读，依然是喜欢历史里的，尘封的记忆常让我着迷。读了那么多的传记，却是找不着一处的相似，青春年少，转眼成空梦。我总是在比较，那些有记录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总该也是惶惶，总该也是在做些不切合实际的梦，而那样的梦，正是青年的太阳。五四时期的天，烈焰当空，真真是一个好天气，如同十一点钟的太阳，那时的青年也正当是有个决绝的态度，故成的了大事业，来开创新天。人事可为，而天事犹不可为之。而现今的青年依然是热血沸腾，而天却不是青天，是大白日的骄阳灼烈的时候，正是晾衣晒被的好时节，那里还有什么好开创的。
你要走了么？然而终归是要走了。因为年轻人内心里那不安分的血液。这繁杂的世界呵，等待的是怎样一个未知的结果。内心的不安宁，转化为行动的暴力，而对未来却是新鲜的认识不清，故有人说，青年幼稚，易被人利用。
辛亥百年的纪念，海峡两岸都是赶潮似的热闹，而我却是素不看新闻的。历史是个婊子，任人打扮的角度，你追的上么？而真正的历史，连所有文字都是个假象，毕竟不是生活在那样的时代，而即使生活在那个时代有怎能看清呢 ？历史经过记忆的加工总是不对味，苦的想成事甜的满足，甜的却感觉总是有苦涩。就算是现在，又有几个人弄明白活在当下，今世是何世哉。恐怕也就只是稀里糊涂的过。只是共统区的这边，以前是从没有这样的高度来过双十节。现在是更有亲兄弟的样子。而十一的国庆过的也并不是那开天辟地的大事，而改成十月十日了。纵观国共党史，它们是辛亥藤上结的瓜，而那样的根须正是长在五四左右近代变革的土壤里，故它们都是要隆重典之纪之。说要有区别，其实也并无区别。国即共，共即国。他们都加强思想控制，都是制造一个伯克宁的世界，然而经济的发展，都是纷纷解体。把子民当作棋子，而现今是共党方面更有经验，知道每个人的所思所想，既让你有所希望，又不能让你希望过头，遗传了四九前的革命似乎是做的更好，而方向却是在逐渐的偏离，而那样的思想控制以前真是国家的主人，而现今是控制监狱里的囚犯一样难。总有一天，监狱容不下了，而囚犯总是要闹些越狱的事来，而真真又像是毛泽东说的，他们会拿镰刀和锄头教训你的。而那样的天又是井冈山的艳红秋天。
而皇帝的正统的消失，因该科举制的废止，读书人儒家信仰的崩溃，上之读书人，下至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内心无神，做不了大事，故太平天国是要借个天帝，陈胜吴广起义也是要在鱼肚里破出天字来，并非中国民众的愚昧，是因普通大众也总是要有个信仰才好。信国家，信天子，信教义，而现今是一切俱无，故索性是破罐子破摔，做事反而是懒散起来。中华的子民是没有美国的宪法，也没有日本的天皇，中国的天子也只得是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那个王，也只得是孙猴子那个“天皇老子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那个皇。故袁世凯的那个民国总统也只得是不好当，他是明白大事的人，中国没有主心骨，终是不成事的，故来了个洪宪的皇帝，那样的皇帝也只得做个失败的皇帝。无奈青年人太多，他们不明大事，总以为未来是个新鲜，故要把一切都来砸烂，总以为事有可为的，而这样的烂摊子谁来收拾呢？而那失势的孙中山，也只得在南方不得安心，他是以宪法为圣经，故他要冉起护法的大旗，其实所谓的护法却倒是非法的，是要颠倒政府没来得及半点回旋的余地。而当时的中国，亿万的劳苦大众，几人懂得宪法？几人懂得圣经？农民只是懂得好收成，甲长只是要保一地平安。孙文开的这个军阀武力解决的先例，造成国民党不服即要另立中央，而共党的苏维埃也是如此，苏维埃的建立还有苏联的大力存在。最终是农民起来是要造反，农民的稚弱不可知，毛泽东终是要造个神的，而这个神就是共产主义，包括了他自己。
（时间并不正确，只在说理感事，而并不是历史的考据家）
1911年的鲁迅和作人正是屈辱的在日本求学，听到秋瑾的革命献身也是义愤填膺，翻译域外小说集，撰写进化史，而一边却是饥饿的身体和没有尊严的歧视。他想到了故乡里的童话世界，乡土人情，诗剧情话，不是愚昧，不是批判，更多的是怀念。
1911年的胡适之正在美国的一所房子里，讨论哲学和翻看莎士比亚的歌剧，他想到了文字白话化的问题，并与之讨论，往国内寄诗歌。因有庚子赔款，生活还不算太过艰辛，租住房子的窗户里可以看见溪水和绿树。
1911年的周恩来正为上大学作准备，几年后离开南开，乘海轮来到日本，日记本里记载的是惶恐无依，对未来的迷茫。日本一年半，然后到欧洲。
1911年的毛泽东还是个湘乡少年，他在地里干活，一边思考中国前途，一边读国学论诗。他来到长沙，读书学习，当半年兵，以二十八画生交友。几年后写成《湖南农村调查报告》。
1911年的蒋介石业已从日本武备学堂毕业，他广交朋友，三教九流，放荡而不羁，不知内心深处还有革命之心，爱国之心，终于与孙中山踏上了线。
1911年的李宗仁考上了军备学堂，他正在操场上刻苦的训练基本功，当排长，拼死努力只因懂得了农活的艰辛，只因要改善家庭。母亲的庭训时常在心头：刻苦，上进，光耀家门。二十岁上下的年龄，第一次体验到的死亡居然会背心也会冒冷汗，而革命的新气，也真是有股把生命一搏的心。
1911年的前三年，汪兆明先生刺杀摄政王未遂，现时正在牢中。引刀成一块，何等的慷慨激昂。而那时的革命者，因为年轻，真的是有拿生命作赌注的勇气。而那一头，是这个薄弱的中华民族的运命。而还有好多杀身成仁，无名无姓的人呢，好多未必不是才高半斗，然而为了理想，只得去死一途。也是死无足惜了，值！
1911年的湘西，还是个未开化的封蛮之地。沈从文上的是家里私塾，经常逃学，看镇上的百作做业，也真是有兴趣的事，早早的思维，认识这个世界。十四年后他带着湘西的童话，成了一个北漂，连蚁族都不是，只能算半个文艺青年。而那时的生产力远没现在的发达，几次达到饿死的边缘，定一定神，勒紧了肚皮，依然还是要写下去。上至诗人，下之平民百姓，饿死的人几多呢？恐怕也是成百上千万计。而那时的15--36岁的产育妇女百分之四十，死于难产和妇科病。那时的老祖父活到六十岁，即是非常的高寿了。
1911的祖父，站在田地里，佝偻着廋峋的脊背，脚穿草鞋，腰里系根稻草带子。他才是十七岁的孩子，然而还想得更多，背过塘的罗氏已为他说好了婚姻，而老祖父想的是节省点吃口粮的钱，再买下两亩地来种。
1911年的外公，挑着货郎，穿大山过大岭，有土狼，老鹰，还有老虎在荒山野岭，看过姣好的妇人，同路人的说笑中，不知从旁落乌鸦的哀鸣中，有没有看出这个时代的终结。
而我站在2011年的马路上惶恐无助，走过火车站，又是另一段无归路的旅程。十字路口的红灯闪耀，而你落拓的背影消失在阑珊深处。我时值二十一岁，正是青春作为的大好年华，而此世竟也就象百年前的那一声惊雷的时代路口，各种社会问题突出，或许寻求就好，或许流浪也是好的，或许一切也并没结果，就像百年前的先辈说过的决裂：死了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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