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用科学发展观——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

学用科学发展观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贺普霄 著

  前  言                       

在全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为了解开我们祖先大约从秦汉时期就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丽理想；孙中山先生作为《国歌》的黄埔军校训令，也积极倡导“一建民国，一进大同”却为什么不能实现之谜。重温了马列和毛主席有关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关内容后，才豁然开朗。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主席在建国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就提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建国初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了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化三改”。以后又和包产到户不断斗争中，谁也不敢在公有制上动刀子。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他老人家特别指出并担心“包产到户”搞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危害。

在中国，只有消灭了“夏传子，家天下”后的私有制，并逐步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后，中国的天下就为公了，中国这块世界也就大同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各国都这样做了，天下真就为公了，世界也真就大同了。那就是共产主义了。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也是立党为公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肩负着的开天辟地以来最光荣、伟大而艰巨的历史重任。许多革命先烈为此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忘记了他们，就是背叛。笔者从今年3月起，根据自己调查的《共富村之路》书稿的内容和我国目前存在的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而导致的私有化、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的根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在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陆续发表了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有关文章。不少网站也及时转载，甚至连新西兰的华文报对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刘庄史来贺这个包产到户的钉子真顶用等文也转登了。从而得到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网友、旅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们的热情支持，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对热心网友、网站和海内外炎黄子孙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现将其整理汇集成《学用科学发展观》一书。敬请共同研究探讨，批语指导。

贺普霄 2009年8月24日

于中国杨陵农科城

 目  录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重读《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五卷

       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二

       包产到户的“钉子”史来贺真顶用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三

       南 街  村 的 富 村 治 村 方 略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四

毛遂自荐要“补天”的女生产队长刘志华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五

实事求是公有共富的造纸王国龙泉村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六

是 南 街 人 的 南 街 村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七

钱不能装错口袋的“班门”共富村韩村河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八

南 街 村 的 “ 三 个 体 现 ”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九

从小岗村的忧虑引出的思考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十

公有共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桥”和“船”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一

共产党姓公（社）不姓私（资）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二

苏联解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背叛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三

 “猛药”先给以权谋学位的官员下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四

“扶正圧邪”与领导带头、责任追究和群众监督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五

 赞农民领袖的老黄牛火车头精神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六

去 共 富 村 看 社 会 主 义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七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重读《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五卷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

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

已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

                                     ——斯大林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

                                   夏传子后家天下，                              

改朝换代痼私家。

理想欲“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成幽灵。

                               马恩《宣言》指明路：

                               只有消灭私有制，

                               两个“决裂”伴相同，

共产主义乃大同。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重温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关内容，收益匪浅。现谈谈笔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闻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中华民族从先祖炎黄二帝，到现在的五千年文明史中，从“夏传子，家天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千多年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私有制。尽管在秦汉时期就有“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美丽理想，孙中山先生的《国歌》里也特别强调“一建民国，一进大同”。但为什么不能实现，从来也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这就使“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愿望只能成为空想。然而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首次就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271－272页）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它从所有制和指导思想上指出了中国几千年人们希望的“天下”为什么不能为公，世界为什么不能“大同”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及其维护它的关系和观念起作用。从而导致创造历史真正动力的人民群众处在被压迫、受剥削的最下层。只有立党为公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了私有制，跟那传统的“关系”和“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才能真正地为人民群众所有，那天下就为公了，世界也就大同了。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

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消灭私有制就是让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这就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为了人民即“以人为本”。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4页）知道了人民和敌人的范围，那敌我界限就清楚了。在社教运动及其以后，毛主席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走资派应属敌人的范围。根据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背叛马列主义，搞全民国家、全民党、私有化而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和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严重腐败、私有化和两极分化来看，实现“两个彻底决裂”比消灭私有制要难得多。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后，如果不深入地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现“两个彻底决裂”，执政党内的腐败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仍然会和经济上的强势群体、官商勾结（群众称其为新官僚资产阶级）来蚕食鲸呑、侵占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和劳动成果而复辟资本主义，走回头路。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列主义伟大旗帜，狠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就在于此。虽然搞了十多年，由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而未能如愿。尽管在这期间，人们对走资派的认识并不深刻，甚至还不理解。然而当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以党内严重的腐败为轴心的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官商勾结，使经济的增长没有真正地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而使少数人成了资本家、大资本家、贪污犯和官僚资产阶级，致两极分化和三大差别越来越大的同时还出现了四大差别（原三大差别加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差别），基尼系数2004年已达到0.47，据说现在已到0.5，国际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为0.4。我们的贫富差距已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下，人们终于对走资派认清了——党内掌权的腐败分子。陈良宇、程克杰、程维高、李纪周、胡长青等等大大小小、千千万万的腐败分子都是人民的敌人。要不，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为什么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背向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这就是通过腐败的泛滥和惩治腐败的难度来验证，并进一步说明了毛主席指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的腐败分子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就是这一英明论断却在不断地受到歪曲、错误的批判中终于让人们默认了。这是他老人家对马列主义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将列宁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具体化到走资派身上。这也是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的主要原因。苏联没有被希特勒的侵略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所打倒，却灭亡于自己党内的修正主义即走资派之手。这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核心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那苏联会解体、东欧蜕变得会更早。

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实（本）质——“公有共富”

消灭私有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消灭私有少数人剥削多数人富而为公有共富，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因为随着“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的逐步实现，生产力会不断地得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壮大。生产资料的公有，就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着产品的分配方式和生产的目的与方向。人们在自己的企业里劳动，劳动能力就不存在天壤之别；没有老板和剥削，分配不平等现象会逐渐缩小，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能真正地归人民群众所有；那必然通过公有而达到共同富裕。这已为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时代所证实。也为我们的“一化三改”和现在仍坚持集体经济的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等这些包产到户的“钉子户”、捍卫公有制的“老坚决”，顶不住压力而包产到户后又很快反思过来，重整旗鼓恢复发展集体经济后的中国农民创造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公有共富村和公社所证实。然而搞了包产到户的村因私有化了，没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而两极分化了；有的将地卖给私企或洋老板后，村民给人家提心吊胆地当雇工，或外出打工受剥削。现在把招商引资似乎已经成了各级领导的政绩和某地区发展的标准——让外商、私企将原来的公社、大队发展集体经济的好地方都卖给这些老板，再让村民给人家当雇工而成了新长工村。这样长期下去外商和私企必然掌握了我们的经济命脉。据有关资料和人们的耳闻目睹，中国的商业流通领域已基本上没有公有了，中国人的粮食和食用油已有这样的危险，或已让其控制了相当比例。这与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相悖的。在社会主义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应与国营和集体经济不断地强大和巩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官员的廉洁奉公、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的不断缩小相适应。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现在的实际却与其背道而驰。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二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先建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也将第二步分成两步即分三步走。

第一步，走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苏联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证明，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后，才能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并逐步消灭私有制而建立健全公有制，才能实现两个彻底决裂。这只有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其他任何阶级的政党先锋队都不能实现。例如，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旧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和接受了中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即新三民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可称得上中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但它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为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相同的。新、老三民主义最终都不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而，这几个先锋队是不能画等号的。由于国共两党各自阶级的先锋队不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只能“合作”而不是“合党”。否则，就混淆了工人阶级政党与其他阶级政党阶级性的界限，那就是赫鲁晓夫的全民党。

第二步，夺取政权后，首先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国有。恢复经济、实行土地改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公有，也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所实现的 “一化三改”。

第三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思想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革命。主要解决 “两个彻底决裂”的问题——不断地发展、巩固、提高公有经济，限制、缩小私有经济，用公有制的优越性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解决两个主要矛盾。即在经济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解决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毛主席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这两个主要矛盾缺一不可，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就要犯右的错误；只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就要犯“左”的错误。这个中国人都清楚，特别是过来的人。对毛主席这段话，现在是深入学习、领会和实践的时候了，不是再歪曲、指责和违心地批判和否定。现在俄罗斯等原苏联人民，包括反对过斯大林的人在内为什么缅怀斯大林，就在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及其继承者利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而全面否定斯大林，实际上是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两把刀子”都丢掉了，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然而现在后悔已经晚了。不过在中国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对私有化的“后悔药”吃得越早越好，损失也小。南街村、北徐庄等就是在包产到户后三五年发现后悔了，就立即吃了“后悔药”，才能有今天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这就是退一步进几步，“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针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搞复辟提出来的。因而，可以这样说，共产党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它肩负着两大任务：

其一，领导人民用武装夺取政权，变私有制为公有制。

其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可以说思想上政治上不断学习、实践“两个彻底决裂”，防止列宁指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将其具体化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只要在一党执政的共产党内不出问题，才能先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第一大任务，包括原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基本解决了。第二大任务，在那些解体和蜕变的国家因没有解决走资派而复辟了；现存的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接受考验。如果不按照毛泽东指出的去办，必然要走苏联的老路。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对苏联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也是非常及时。从而可以得出，打江山不易，保江山更难；消灭私有制不易，实现“两个彻底决裂”更难。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就在于，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因而，共产党人两大任务的实现，就要紧密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地贯彻执行、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检验科学发展观的唯一标准——公有共富……

是否学习、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可否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验：

公有制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而不是削弱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占国民经济GDP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而不是降低了；剥削和不合理的分配越来越少了，而不是增多了；共产党员是带领群众公有共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是剥削他人劳动的资本家，腐败分子。

分配的不合理，城乡、体脑、工农之间的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断缩小、基尼系数合适，而不是不断扩大了。

法治和群众监督是健全了、到位了，而不是当摆设、权大于法、领导说了算；干部队伍越来越廉洁了，领导的财产公开申报、受群众监督，而不是其反面；贪污和浪费越来越少了，而不是与经济的发展成正相关地增长而长期共存。

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商业流通中，以公有为主体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能够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即世界公认的可持续发展；外资、私企只能是辅助地位，而不是以招商引资的私企和外企不断增多而兼并国企等民族企业，掠夺国家资源和财富、破坏生态环境，违背可持续以展。

失业率越来越低，失业者和失地农民的生活、社会保障有保证，而不是流落街头、盲目流动、到处胡碰。

……

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二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

晋州雷金河，

与党同年生，

   人称“老社长”，

   绰号“老坚决”。

抗日英雄汉，

老马识社途。

周总理嘉奖，

全国美名扬。

鞠躬为公有，

尽瘁图共富。

公社要散伙，

  急煞“老坚决”。

三次进京城，

去找老领导。

他们有难处，

让他再观察。

县委新书记，

领命很明确：

解散周家庄，

众心如刀绞。

重振抗日勇，

拍胸向省委：

让我试一年，

不优就分了。

乾坤又一春，

金河是胜者。

今已廿八载，

频频传喜报。

两千零八年，

危机全球遍。

除去十福利，

人分红六千。

警车保安全，

锣鼓响连天。

阳关共富道，

还是公社好。

世人刮目看，

缅怀雷金河。

在世界经济危机风暴中，2008年亿万农民工提前返乡，过年后打工又非常困难；七八百万大学生就业难度增大，要和农民工争饭碗的形势下，不为官方提及而新闻媒体特别是网上炒得火爆，让人非常兴奋、羡慕和向往的话题却是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为了确切、叙述方便不再在前边加定语，本文仍称周家庄人民公社）——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周家庄人民公社，与众不同的反潮流的年终分红——用警车保驾护航7000万元，分配给全公社八个生产队12000多名男女老少社员，人均6000元。然而，这6000元是社员除去吃粮、水电、学生上学等十项福利和生产资料的投入，确切地说，是社员没有水分的纯收入，也可以说是用于消费的收入。它高于晋州的平均水平，在全国也是少有的，特别是一个公社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平均数不是张家有钱一千万，九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那个用平均数掩盖着的剥削和两极分化而糊弄人的平均数。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社员和刘庄、南街村、北徐庄、京华实业公司、龙泉村、韩村河、兴十四村、南岑村等公有共富村的村民一样，在自己公社集体的企业、农场等上班，大家都是企业的主人，公社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平等劳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而社员的劳动能力不存在天壤之别；社员和各级干部都是按照多年来不断完善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参加劳动来领取报酬。干部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暴发户，而是带领社员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周家庄人民公社其所以能有今天让世人瞩目的共同富裕生活，还得追溯到建国后六十年来所举的旗帜、走的道路、干部的带头作用，特别要追溯到周家庄村抗日战争时期“十七烈士惨案”唯一的幸存者、抗日英雄、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共富带头人、社员们亲切地称“老社长”的农民领袖雷金河同志说起。

雷金河（1921—2001）周家庄土生土长、久经考验的农民领袖。1943年参加抗日战争，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民兵队长、抗日英雄，周家庄村抗战时期“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解放后一直担任村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走合作化道路，最早成立农业社并任社长、人民公社社长、党委书记，县政协副主席，乡咨询委员会主任兼党风监督组组长；河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河北农民企业家，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7年退居二线后还任乡党委顾问。1962年荣获周恩来总理嘉奖，周家庄人民公社成为全国的闻名公社。由于他耿直、办事认真，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只要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经过努力能办到的事情，他一定想方设法去干，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因而，人们尊称他“老社长”，绰号“老坚决”。现在就看看这位老社长的几件“老坚决”吧。

一坚决：彻底干净消灭日本侵略者

雷金河与中国共产党同年生，1943年他参加抗日工作就是民兵队长，次年入党，用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痛击日本侵略者。他以过人的胆大不怕死而著称，曾孤身一人腰插两把盒子枪闯入伪军驻守的炮楼，对伪军警告教训一番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吓得伪军不敢吭声。他的英勇更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因而对他恨之如骨，曾悬赏几千大洋要买他的头。是当地“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在抗战期间他结识了彭真、吕正操等部队首长。

二坚决：坚定不移地走农业合作化的共富道路

抗战胜利后，雷金河一直留在村上。解放后，深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为实现入党时的誓言，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动摇，坚决响应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要在中国消灭压迫、消灭剥削，将几千年受苦受穷、一家一户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坚定不移地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才是由穷变富唯一正确的道路，才能先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他这个村党支部书记，于1952年首先带头在自己村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社并任社长，后又转为高级社，于1958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并任社长、党委书记。他把农业社和人民公社有关政策、章程，结合自己公社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将社员的劳动工分搞得精细明确。其中特别明确的规定，干部的待遇不许高于社员的平均水平。这既贯彻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也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并培养了全心合意为人民服务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畜牧业、榨油厂等副业和社队企业等多种经营，使农产品就地多次增值以增加社员的收入和人人都能享受的福利，也就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萌芽。由于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社员的生活水平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有保证，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社员都不要自留地。这不是公社不给分，而是社员不要。他们嫌麻烦，干了队里的活，还要操自留地的心，是一种额外负担。

三坚决：实事求是，不跟风、不吹牛

 1958年一段时间浮夸风盛行，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甚至更多。尽管毛主席多次批评纠正时指出，我是种过地的，一亩地那能打那么多粮食？要实事求是，不要头脑发热；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就在这时华北局开会，雷金河公社的亩产仍是他自己实际能办到的几百斤，别人都为他这个“老坚决”揑了一把汗。然而，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纠风的有关精神已经下达。在这次会上“老坚决”不但未挨批评，反而受到表扬，华北局的领导说：“大家不要违心地吹牛了，像周家庄那样说实话吧！”然而现在不少人和文章，把1958年毛主席在不断批评纠正其他人搞的浮夸风而硬要说成是毛主席的错误来否定毛主席。

四坚决：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农村都城

1980年，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男女老少，平均收入500元，粮食550斤，孩子进幼儿园、小学、中学一律免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退休养老金。当时公社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即使明年颗粒不收，每人可分得500元、600斤粮。钱在银行里存着，粮食在仓库里放着，需要时，给社员发就行了。公社土地统一机械耕种，水利设施齐全，工厂也有了一定规模，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已进入工厂。一个家庭既有种地的，也有在工厂上班的亦工亦农。社员已将入社时的草房变成瓦房，又建成砌磁砖的楼房。公社集体的农工商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社员已经享受、体会到集体经济的优越和温暖，坚持集体经济、发挥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在“老坚决”雷社长一班人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走下去，让农村城市化、知识化、城乡一体化，不断缩小三大差别，先建成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五坚决：誓死不走包产到户的回头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都在学小岗村搞包产到户时，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压力很大 。“老坚决”到处找领导反映集体的优越，周家庄人民公社不能散伙搞包产到户的理由，据说他三进北京找当年抗战时的部队老首长。但这些老首长没有公开表态，“让再观察一下”。笔者认为这实际就是老领导对他的表态和支持。不要说在当时这些老领导支持他不顶用，就连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在1979年3月和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农业和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会议上，对全国“一刀切”搞包产到户就提出不同意见：“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都不顶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中支持的屈指可数，内蒙、贵州等不少省委书记就反对。江、浙一带反对最坚决，苏、皖边界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建大标语牌：“坚决反对安徽的分田单干风！”中央各部委中农委、农业部反对得最厉害。然而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80年5月30日，在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支持了包产到户。陈云也支持。就这样包产到户在全国就流行开了。（《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第208～21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因为这时的华国锋主席已不是粉碎“四人帮”时的华主席了，他的话已经放不到秤砣上了，当然就没有分量了，何况“老坚决”认识的那些老领导！据说当时河北省委任命晋县县委书记时，就有一个任务，将周家庄人民公社解散。因为当时搞不搞包产到户几乎成了检验一个地区、一个领导是不是改革、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唯一标准。这就不难看出雷金河和周家庄人民公社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最让老社长担心的是，这样一分到户，统一的水利设施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天旱时怎么办？小块地农业机械怎样用，集体的工业归了个人，社员的福利从哪儿来……这种担心也是华主席、王任重当时不同意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些问题以后都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只是成了《小儿黑结婚》中二诸葛的“不宜栽种”和三仙姑的“米烂了”的“神仙的忌讳”而不准“议论”就是了。看来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现在还不准议论，也不反思，不姓“社”、不姓“资”，那就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破坏集体经济而走向私有化、两极分化的最大错误，那就真成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开端和标志。这“三不”必然成为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护身符，是和“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对着干。北徐庄等就是在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了的水利设施无法用而致两千亩秋田基本绝收的惨重教训面前，迫使党支部书记徐德全重整旗鼓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向南街村学习。经过20多年的奋斗，年产值已达10亿以上，人称是从南街村“克隆”过来的第二个南街村。雷金河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下，由于得到社员和正义的支持，得人心者就得天下。他为了保护、领导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和社员共同富裕，拿出了抗战时十七烈士的英雄气魄，向省上保证：让我们再干一年，如果比不过包产到户的我们就分了。实践已给他们得出了结论，这个“老坚决”终于也像十七烈士惨案的幸存者一样，将废除人民公社后在乡政府外衣下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保存下来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原河北省委书记、省长李尔重同志在《送别老友雷金河——周家庄公社的带头人》一文中提到，有一次各国外交团去周家庄考查，需要介绍情况，雷金河对大家说：“我不必说了，你们可以随便到各村去看，去访问，也可以到那儿吃饭，这样比我介绍的实在。”这说明周家庄人民公社是真金子，就不怕火炼，好典型任你随便去看。雷金河为集体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与那些所谓冒着“坐牢风险”将集体分了搞私有化相比，只能是泰山与鸿毛之相比。然而令人非常费解、不可思议，甚至是非常气愤的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今为公有共富的泰山受冷落，却将化公为私的鸿毛吹上了天。

六坚决：不搞集体“一刀切”，允许在周家庄搞个体

在周家庄人民公社尽管坚持的集体经济，但它不“一刀切”地允许搞个体，但它不是公社的主流。搞个体的男劳力一年要向公社交1500元、女劳力交1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的不交）。因为他们要享受公社统一的水、电、孩子上学等多种福利。如果不愿意搞个体要回归集体，也欢迎；谁想再搞也行。但搞个体的年终不能参加公社的分红。这样来去自愿，公社不勉强。这样搞个体的人出去了也很放心。因为公社对他家里一视同仁，统一管理，并享受社员的福利，外出无后顾之忧，搞个体也能享受到集体的温暖，就和原来的人民公社一样，国家职工的家属同样享受社员的待遇。不像包产到户的村出外打工，留下703861部队无人管，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人称“战争景象”（抗战时不少村青壮年男子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了，村上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就拿几十年周家庄人民公社未出刑事犯罪这一项来说，也是很令人十分敬佩的。

……

仅从这几点就不难看出，雷金河这位“老坚决”在周家庄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难得出，农村改革不在于叫乡、村、组，还是叫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名子，关键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周家庄是在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但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走的是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阳关大道。叫乡（解放前也叫乡）后，如果走了化公为私、以权谋私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把地卖给私企老板和外商，村民又在那里提心吊胆地当雇工受剥削而成了“新长工村”还受“法律保护”，或男劳力外出打工而工成了“战争景象”村，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从而就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农民被压在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之下，那就不仅真正应了刚搞包产到户时人们所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而且还硬要讳疾忌医将其继续走下去，那中国究竟到何处去。

有人说，周家庄人民公社社员不自由，干活还得受生产队长和厂长的安排和指挥，不是谁想干啥就干啥。人常说，国有国法，厂有厂规。任何集体都有大家共同遵守的章法来约束。没有纪律的自由，那就是自由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成就的取得，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组成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为什么能出现几百名省部级、成千上万的地厅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腐败分子，大大小小两百多万。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铁的纪律不铁了而“自由”了，“红头文件”沦为空头文件；共产党员的特殊材料有的已特殊到资产阶、官僚资产阶级。究竟还有多少未清除出来的腐败分子，群众心里有数。只要能像毛主席当年那样以人为本，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来惩治，那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不至于让其与改革开放长期共存。《西游记》电视剧中，如果都像猪八戒那样，一遇到困难就要“散伙”，那能取回真经吗？这就是纪律与自由的关系，也是我们今天究竟是学习、支持孙悟空，还是学习、支持猪八戒？

有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雷金河就是这样的人，他还活着，他永远地活在周家庄人民公社社员的心中，活在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心中。

包产到户的“钉子”史来贺真顶用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三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生产的

深度和广度进军，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

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

    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群众富：走

的才是社会主义路。

                                 ——史来贺

                愚公移山并非真，

勉励神州须勤奋。

                               “长工村”里史来贺，

就信愚公不信神。

抡起镢头挑起框，

誓叫河滩变良田。

高举红旗奔共富

多业兴旺人夸奖。

忽然来了工作组，

要让刘庄分到户。

只因坚持集体路，

刘庄成了“钉子户”。

上下左右齐围攻，

不分就把他选掉。［1］

社员不理这一套，

跟老书记走正道。

急得大家泪汪汪，

书记心里有主张。

“宜统宜分”看情况，

为啥非一刀切光？

长工村能有今天，

岂能忘记老祖先？！

……

八一八八吉祥日，［2］

耀邦书记光临到。

视察完毕开了腔，

我赞成刘庄这个。

风吹云散露晴天，

才有今天这刘庄。

河南新乡七里营有一个让中国人羡慕向往，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称赞的中国农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解放前“十里草木香，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粮”而有名的“长工村”创建成现代化农村都市的新刘庄。村上依靠集体的现代化农场、畜牧场、食品厂、机械厂、造纸厂、制药厂等企业，坚定不移地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上的产值2005年已达到15亿，村民享受住房、医疗、上学、养老等几十项福利，村民住上了单元含地下室四层470多平方米的楼房，真正过上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壮有所用，病有所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然而，刘庄能有今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带领他们干了51年的老书记史来贺同志。

史来贺（1930－2003），刘庄村土生土长的长工后代农民领袖。解放战争时就是民兵队长，1949年入党，1952年冬任村党支部书记长达51年，1953年春就带头办农业社，先后任七里营公社副书记、新乡县委、地委副书记、连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中共十三至十六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民兵英雄、植棉能手、先进生产者，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中国农学会、棉花学会常务理事；曾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以后领导的接见，仅毛主席就接见过九次；十六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

刘庄这个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解放后在以史来贺同志为首的党支部一班人带领下，实现他“跟党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誓言，用镢头挖、肩挑、独轮车推等“华北老愚公”的老办法，用了20年时间，投工40多万，挖了200多万方土（将这些土方连起来，相当于京广铁路的长度），硬将刘庄1.5平方公里黄河古道留下的4 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荒沟、750多个“虾蟆窝”、“盐碱滩”变成田园。在粮棉双丰收，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史来贺又带领社员发展畜牧业，食品加工，办机械厂、制药厂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庄的农业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的旱涝保收。三分之二的劳力已从农业转到工副业，大队已经有了相当的积蓄和抗御各种灾害的能力。就在这时全国兴起了包产到户风，省上的工作组进村，让刘庄将土地、企业都分到户。由于社员和干部都不愿意走回头路，几次让社员投票都不愿意分，这就和工作组顶了牛。因而，史来贺领导的刘庄大队就成了有名的包产到户的“钉子户”而登在报上。

说到“钉子”，从刘庄所走的坎坷道路得知，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不仅只当过这一次“钉子户”，而是当过好多次了。刘庄的“钉”和“顶”是一回事，由于这个用不锈钢制成的永不生锈的特殊“钉子”，能牢牢地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因而，就将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都顶回去了，对刘庄的发展真是鞝鞋不用锥子——针（真）解决问题（顶用）。

第一“钉”（顶），合大社时和工作组唱对台戏

1956年春，农村大部分初级社刚成立不久，工作组就进乡，准备将全乡8 个自然村的20多个初级社合并成立一个高级社。史来贺和刘庄人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管理能力和人的觉悟还达不到合并成一个高级社的条件，宜以一个村建高级社为好。但工作组非合并成一个不可。这时，初露“钉子”锋芒的史来贺就在全乡开万人大会成立高级社的同一天，刘庄不但未去参加大会，反而在自己村上成立了刘庄高级社，与工作组唱了对台戏。工作组指责刘庄“目无领导”，但却被史来贺“我们小社也是集体”一句话就顶回去了。就在这年夏收时老天有意与人作对，连下了几个月雨，把小麦下坏了，秋粮种不成，棉花被水淹的惨状。大社领导不力，确切地说是无这个领导能力的力不从心，因而人心涣散，不少社员背起铺盖去逃荒。但刘庄这小社在史来贺一班人领导下，排涝保秋、补种萝卜、蔓青，烧砖瓦、办豆腐坊、纺线织布、在河滩割草卖钱等多种办法搞生产自救。在大灾面前，不仅没有让一个社员受饿，还为1957年创造皮棉过百斤的奇迹打下了扎实可靠的基础。史来贺这第一“钉”（顶）就在新乡顶出了名，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刘庄初见成效，并根深叶茂地生长、开花、结果。

第二“钉”（顶），刮共产风时要收据

1958年人民公社刚成立一段时间，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公社到各村伐树、拉砖搞建筑，但史来贺要求拉走的东西都要打收据。很快中央纠风文件下来了，公社要按收据折价赔偿，刘庄得到了一批赔偿钱。其他村没有收据却领不到退赔款而吃了大亏。他们都非常敬佩和称赞道：“还是史来贺有眼光”。就这些钱为刘庄集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钉（顶），文化大革命中刘庄不能乱，也没有乱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外地造反派到刘庄给史来贺扣上“黑劳模”、“生产党”等多种帽子，企图想把刘庄搞乱，把史来贺搞垮。然而史来贺却清醒地认识到，刘庄不能乱，如果乱了将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党支部召开社员大会公开宣布：“谁离开生产外出串联不计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不给开支一分钱”。社员就听以德高望重的老书记为首的支部的。史来贺对口喊“抓革命，促生产”却不搞生产而到处造反者有这样的名言：“他们造他们的反，我们生我们的产，到年底我们分粮食，他们分路线”。因而，刘庄不仅没有乱，“抓革命，促生产”却让它在文革中的六十年代后期第一批跨入全国温饱线的行列。

第四“钉”（顶），八台知府不“农转非”却让大学的儿子“非转农” 

每当史来贺工作上取得成绩时，上级领导就想把他调出村担任更高的领导工作，但都被他“刘庄还很穷，这里需要我”的两句舍不得离开的“口头禅”谢绝了。就是当了县委、地委副书记时还是这样，仍不离开自己村去县、地坐镇他的知县和知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新乡地委按照省委的要求，动员史来贺把家搬到新乡市，把老伴和孩子的户口“农转非”。然而这时正是刘庄队办企业缺乏技术人才的骨节眼上，他不但未“农转非”，却“反其道而行之”地将上大学的大儿子史世领“非转农”回家当农民，为集体办药厂。说史来贺是个“谜”，也就“谜”在这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抢着拥挤，甚至花钱买的那条“独木桥”的仕途之路，却让孩子心甘情愿地像陶渊明一样自动告别，归去来兮到了村上。就是这个制药厂现在已发展成为不仅是刘庄的龙头主导产业，年产值10多个亿，出口创外汇一亿多美元，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仅肌苷的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抗生素也是全国大企业之一。这就是史来贺把华北老愚公的神话故事变成现实，让他的子孙后代也为建设刘庄而“挖山”不止。让世人看看他父辈兄弟仨都是拉长工的这个“长工村”后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岸边创造出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奇迹。如果史来贺去坐镇八台知府了，他的儿子不“非转农”，刘庄能有今天吗？笔者耳闻目睹到，原来不少社队土生土长的好干部，将自己的村、大队、生产队已经搞成省、地、县有名的共富先进单位。但将他调到县上、地区甚至更高的地方当官后，尽管以后也有接班人，但接班者为的是升官而离开农村。如果几年不升，他就不干了，这些村、大队、生产队也就垮下来了。现在全国有名的那些公有共富村，都是在土生土长的“不图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农民领袖们带领下干出来的。史来贺这一“钉”就顶出了了中国农民的千古奇迹，连美国的一位女记者慕名两次来刘庄在社员家住了一个多月后，也非常钦佩地连声称赞道：“还是刘庄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的脏腑之言。这话出自美国记者之口，其意味多么深长呀！

“第五钉（顶），不包产到户才成了名副其实的“钉子户”

1981年为让刘庄将集体散伙让个人包产到户，省上派了十多个人的工作组，开大会小会、广播、见社员就说将集体分了。但社员深知老书记领导大家能有今天这个集体来自不易，几次让社员投票大家都不愿意分，且不理工作组时，他们就让把史来贺选掉，大家更不干，甚至把不少社员都气哭了。有一社员便给史来贺说，实在顶不住就分了吧！史来贺也不反对。但当他将此话回家说了后，他老婆立即就训斥道：老书记领着大家走到今天不容易，大家拧成一股劲，你倒先泄气了！并大闹着要跟他离婚。这一下他赶紧改口，并给老书记做检讨。据说当时国务院还来了调查组，也让分。但史来贺却用中央文件“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尽管压力很大，但心中有数——刘庄“宜统不宜分”。就这样僵直不下互不让步的情况下，8月8日总书记胡耀邦来刘庄考查后说：“就要因地制宜，要实事求是嘛，我赞成这个”。这一下终于将刘庄的集体保住了，气哭了的社员兴奋得也流出了眼泪，真是可歌可泣呀。当参观者听到介绍这一段最难顶的历史后，有人便问，为什么当时没有见到新闻媒体报道胡耀邦总书记支持刘庄的消息时，没人回答这个问题。片刻后，一位参观者非常风趣地说，大概怕唐僧念紧箍咒而不报道！这时大家对他的高见用会意的一笑而表示感谢。这件事究竟说明了什么？值得中国人，特别是高层决策者反思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的深思。因为实践证明，总书记胡耀邦支持中国农村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对刘庄的表态是非常及时的。

仅就这五钉（顶）就不难看出，刘庄的发展是在有了以农民领袖史来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特殊材料——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铸成的永不生锈的“钉子”——不怕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说确切点，他就不要乌纱，如果要的话，他早就去县、地坐镇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才能牢牢地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就能够顶住来自“左”的（前三钉）和右的（最难顶的第五钉，也是刘庄能有今天最关键的一钉，因为前几钉都没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动刀子，而这最后一钉才是决胜战）干扰和压力，天塌下来都不怕地屹立在惊涛骇浪的黄河岸边。实现了史来贺说的“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然而，在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谬论的干扰破坏下，就有了时代不同了，焦裕禄、雷锋过时了，刘庄、南街是特殊情况没法学了，也难以推广了……然而，将刘青山、张子善之流的民族败类却大有人在不学而自成材地像烈性传染病一样地“发扬光大”。刘庄、南街村、焦裕禄、雷锋能不能学习、推广和发扬光大，关键是党的干部信仰什么和为什么人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人们为什么用“毛主席的干部两袖清风，华主席的干部劳而无功，以后的干部腐败成精（风）”来议论建国六十年来干部的变化，大概可以说明信仰和为什么人的这个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的重要性吧!如果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那焦裕禄、雷锋这些为了人民的事业而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都是人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刘庄、南街村这些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已建成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农村都市，就能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学得来，用得上，也能推广。南街村、龙泉村等就是学了刘庄而无恶不作起来的；北徐、龙堂村等就是学了南街而发展起来的；农民们自愿组织的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就是不断学习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注:[1] 工作组让社员将史来贺选掉后搞包产到户，但社员不买他的账，就是要跟老书记走集体共富路。

[2] 指1981年8月8日胡耀邦总书记来刘庄考查。

南 街 村 的 富 村 治 村 方 略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四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

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

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毛泽东

    南街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市场经济的

优点与传统经济的优点有机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

力量。

                               ——中国经济时报

             京广做伴，

         颍水之滨中州临。[注1]

         村集团，

         一大二公，

         中外闻名。

         “山穷水尽焉无路”，[注2]

有工共富红旗扬。

党委带领走《宣言》道，[注3]

志不移。

分田地，

包企业；

复又归，

集体营。I注4]

靠学用毛著，

坚信马列。

“外圆内方”开新宇，

三五春秋倍两千。[注5]

建共产主义小社区，

看南街。

南街村党委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实行工资（占30％）加供给（占70％）的分配制度，从1984年吃包产到户的“后悔药”后，重整旗鼓恢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到上世纪末的15年时间，村GDP增长2000多倍而引起世人关注。笔者认为这与南街村党委在学习、应用、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中，针对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弊端，结合本村实际创造的“外圆内方”富村治村方略和坚持又红又专的“三好”人才标准紧密相关。

“外圆内方”真正中国特色的富村治村方略

　南街村顶不住“一刀切”吃了包产到户的亏后，重整旗鼓走“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党委吃一堑，长一智后，针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管黑钱红钱，只要给钱啥事都敢干，只要能弄到钱，啥事都有人干的“向钱看”的歪风邪气，甚至要钱不要脸地用“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的不顾国格、人格的怪事、丑事，以及乱引进和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诸多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和大量出现，在全国到处都搞开发区、特区、示范区的热潮下，南街人却创造了既能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也能防止腐败的“外圆内方”——真正中国特色的富村治村方略。即通过“外圆”创商海（富村），与市场经济接轨，但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绝不能损害国格和人格，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增长的严守“内方”治南街——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在创商海的过程中，不仅用“村规民约”和“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且还发动群众来监督和评论干部，以达到拒腐蚀永不沾。对群众评论不过关的干部，绝不允许他“带病”上岗，即使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当不好办公室主任，也得离岗，绝没有“下不为例”的先例。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企业）成员都是在生产第一线指挥、战斗，除每天或隔天开碰头会及时研究总结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外，还用定期的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消灭在萌芽状态。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开战地动员、总结会和合作化初期开田间地头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如此，还在1994~1995年用一年多的时间发动群众开展整党整风和反腐倡廉活动（类似于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对贪污两万元的一名认罪态度不好的会计，经司法机关查证落实后，判了六年刑。当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惊奇地说：像两万元判六年刑，在一些大单位能装一卡车。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惩治了腐败，而且使干部、党员、村民、职工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再教育。当人们痛恨现在的腐败时常用“毛主席好领导，贪污浪费、吃喝嫖赌连根倒；‘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宝入了库，腐败很难治”来颂扬和缅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人为本，放手发动群众严惩腐败的丰功伟绩。能在短期内打败不法资本家和党内腐败分子的猖狂进攻，促进了三年经济恢复、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国家安定了三十年。现在的腐败与改革开放长期并存，就在于“以官治官”不发动群众，“人民没有‘四大’了，腐败分子不怕了”——腐败分子无压力，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在南街村职务的高低和贡献的大小不以工资的多少来衡量，最早是王宏斌，现在的三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是250元。这不仅比几千元的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低，而且还比下属厂长的工资低，体现了巴黎公社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精神。如果要像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垠说的南街村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话，那就是用巴黎公社这个精神复活了人民公社。国际合众社则称其为“市场经济下的人民公社”。最早叫王宏斌为“二百五”的那种贬义戏称，现在已经成了以此为荣、人人学习和发扬的“二百五精神”，即不怕吃苦耐劳的无私奉献精神，认准了方向绝不回头、不受外界干扰、干不好不罢休的认真负责精神。王宏斌几十里路走亲戚，只能骑自行车，无权公车私用；他爱人不是“跟上老爷当娘子”的夫荣妻贵的官太太，而是“跟上杀猪的翻肠子”的村民公仆党委书记的妻子，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在村上安排给她的洗衣房岗位上上班的洗衣工。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的亲属都是如此。不像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大领导在内，一人升官鸡狗升天，首先将他的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越大，“抬轿子”的越多；“轿夫”的级别也越高；给顶头上司官员把私事办成了，他就提升了。这就是轿夫的“肩上功”。人们在下边经常议论的某某当了大官后，把他的兄弟姐妹、儿子、外甥等亲属都提拔到一些重要岗位，有的也将“二奶”、“三奶”都提到重要岗位。南街村的领导没有任何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公生明，廉生威的座右铭——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幸福祥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学有榜样，赶有标兵，弘扬正气，安定团结，不以权谋私，多少年无刑事犯罪；村民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就在于他们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党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了1945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说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过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2页）的教导而开创的一个真正中国特色的“外圆内方”的村子，就像战争年代的解放区，参观者则称其为“一方净土”。被中央组织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命名的“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农业部命名的“全国乡镇企业管理先进单位”和“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命名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工作先进单位”，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和中国集体雷锋评审委员会命名的“中国第一雷锋村”……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选为教学实践、政治理论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1995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视察南街村时说：“南街是一座精神宝库，是一所好的党校。思想挂帅，政治领先，党校就是培养这个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的。”“你们难能可贵的是不仅抓富裕，更可贵的是思想上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村民的观念很不简单，你们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并亲笔题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84岁高龄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老将军去南街村考查后，兴奋地提笔写下“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1994年5月26日，当王宏斌被邀请到中南海汇报工作时，引起一千多名党政军领导的强烈反响。汇报结束后，杨德忠上将非常兴奋地对王宏斌同志说：“你们坚信南街这个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要把它干成。共产主义这句话为什么不可讲呢？我们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1998年5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南街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与传统体制的优点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南街村的‘外圆内方’正好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它的这种模式有利于我们发挥市场经济的优点，克服旧体制遗留的弊端”；日本《读卖新闻》1995年7月则称南街村为：“对于目前贫富依然有差别，治安不断恶化的中国社会可以断定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都是“外圆内方”创造的奇迹。这就证明毛泽东思想不仅能够指导计划经济，而且也能很好地指导市场经济；用它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创造的“外圆内方”，在市场经济中不会走邪。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2009年2月台湾东森电视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来南街村采访，就是“能让台湾的民众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思想，了解一个村子是怎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和详细了解“这个一直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村庄”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打算，准备“给加拿大人一个惊喜”。

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的“三好”人才教育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从村办企业发展的实践中，特别是要实现“外圆内方”的富村治村方略，深知科学技术和人才的重要，办好社会主义教育与培养人才的关系。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村办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大量各类人才时，按当时流行的人才标准，似乎只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才算人才，这种片面的唯学历论的人才观对南街村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他就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人才观的办学要求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的“三好”人才标准，并特别强调对三好的要求：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视技术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次品，视身体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废品。在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才观和人才标准要求下，通过招聘、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为村上引进、培养了大批的各类合格人才，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和适应“外圆内方”的干部、技术队伍。在普及中专教育的基础上，现在全国各类学校上大学的学生已达200多人，每年有50名大学毕业生回村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这既不存在上不起大学的问题，也不存在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不难看出南街村的人才观和办学方针已从“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发展提高到今天的“既求人人升学，更求人人成材”的水平。为使下一代从幼儿开始就能受到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他们不惜花数千万元的巨资先后兴建起教学设备齐全的一流现代化的南街村幼儿园、南街村学校（小学和初中）和南街村高中。其中每一项的投资都在千万元以上。从幼儿园到大学（含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费用全部由村上供给。中小学大门口矗立着基座有毛主席题词的刘胡兰、雷锋塑像，在雷锋像座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题词，让孩子从小就学习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古人云：“德者才之帅，才者德之器。”“德”是指品德情操，“才”是指聪明才干。德胜过才是君子，利国利民；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这已经把德与才的关系说清楚了。古人的“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与王宏斌提出的“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这“危险品”必然“害人害己”。仅用全国数以万计的腐败官员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因而，自古对人才的要求就是德才兼备。南街村的这种提法，既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也符合我们党对人才又红又专的一贯要求；还体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和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提出的“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笔者理解，“德育为首”和“德育为先”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让人非常遗憾和费解的是，我们提了多少年的又红又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我们国家自上而下的文件、领导讲话和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则将其已深化得从有到无，现在几乎看不到、听见不见了，和人民公社一样被废除了。难怪小平同志早在1989年就说过，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上的失误。失误就让它失误吧，连《准则》对又红又专，“红”、“专”的标准都不要了，那教育不失误不滑坡还行吗？然而竟然也有人将又红又专说成是“左”的产物，并用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否定“红”。只要有技术就是“红”，不管姓“社”姓“资”为谁服务，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干。这种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们现在培养人才的大环境就是对为谁服务这一手太软了，有多少学校的领导把党的教育方针能说清楚。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就在于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宣扬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来否定政党和国家的阶级性，到戈尔巴乔夫则宣扬笼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引向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实为私有化，最终赤裸裸地道出了：“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对人类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有经济越来越少，在商业流通领域，除了行政机构的牌子外，在大小城市的商场、超市基本上看不到，或者没有国营的商业了；即使有招牌，也是在国有外衣下个人承包了。但在南街村、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等这些地方是不行的。南街村尽管也有与日本、德国合资的几个企业，但主权都在南街村手里，绝不把土地和企业卖给私企老板和外国老板，让村民给他当雇工而过着殖民地生活和新长工村的生活。这就是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必须坚持 “外圆内方”的一方净土；要保持“外圆内方”这一方净土，必须有又红又专的“三好”干部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这就是笔者的文章中提到社会主义时，在其前边加上公有共富的定语，以与官商勾结、化公为私、把国营、集体分了搞单干也在喊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因而，进入牛年的南街村就真的“牛”起来了，党委确立了体现集体的优越、体现集体的温暖和体现集体主义精神的“三个体现”的工作指导思想。“三个体现”的核心是“体现”二字，实质是真正认识到集体的“优越”和“温暖”，作用是要培养、强化和发扬好“集体主义精神”。这才走的是真正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三个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未能引起我们新闻媒体的注意，却引起了尚未统一的宝岛台湾电视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关注而前来采访。这就值得国人深思！深思！！再深思！！！

注：［1］  京广指京广铁路；颍水指颍河及南街村所在的临颍县这一地区历史上曾称中州

［2］  引自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84岁高龄去南街村考查时的题词“山穷水尽焉无路，枊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

［3］       指<<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道路

［4］       指将集体的企业、土地包产到户后又重整旗鼓恢复发展集体经济

［5］       “外圆内方”是南街村创造的对外改革开放，对内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和用村规民约规范干部、村民的行为——拒腐蚀永不沾；恢复集体经济后，十五年经济增长2000多倍

  毛遂自荐要“补天”的女生产队长刘志华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五

                     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

             ——毛泽东

                            我这一辈子争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

为农民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

                                        ——刘志华

                                妇女撑起“整个天”，

                            不信去到小冀观。

                            五队当年叮当响，

穷得没人当队长。

巾帼英雄刘志华，

毛遂自荐要 “补天”。

自信团结力无穷，

赢得世人举拇指。

一走进河南新乡小冀镇，你一眼就可看到那形彩多样的西班牙式、英国式、俄罗斯式的农民公寓，加拿大式的办公楼，民族特色的旅游景点等组成了一块童话般的缤纷天地。村民们享受住房、医疗、吃粮、孩子入托上学、供水、取暖、矿泉水洗浴、外出旅游等几十项福利。村上拥有食品加工、化工、商贸、房地产、旅游、疗养院、养生园等11个经济实体的“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岂知这就是当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连队长都没有人当的穷得叮当响的小冀镇东街大队第五生产队，在毛遂自荐要“补天”天的女生产队长刘志华——今日的京华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带领下，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团结奋进，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而建成的，连经济发达的日本、加拿大等国家都非常羡慕的、向阳花（人民公社社员）所创造的奇迹。

在无人当生产队长的紧要关头刘志华站出来要“补天”了

1972年冬，在公社干部的主持下，小冀镇东街大队第五生产队，连开五个晚上社员大会都选不出生产队长。因为这个城镇队人思想复杂，人懒队穷，有的人当队长“阎王不嫌鬼瘦”地盘剥。社员屈指一算，男社员基本都当过队上的干部，对队上的家底了如指掌。在谁都不愿意当这个连一点“油腥”味都没有的生产队长的第六天晚上，一位三十出头的女社员毫不犹豫地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男人没人干，俺女人干！”这人就是不愿意跟丈夫“农转非”（由农村户口转到城市）进北京享清福，而要在生她养她的故乡“为农民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为妇女争气”的向阳花刘志华。她这一石激起男社员中一些玩世不恭的浊浪，哄笑声、嘲弄声，使沉默的会场炸了窝，说什么的都有。但这位女社员却是当真的并非儿戏，她胸有成竹地接着说，我当队长一年让大家吃饱肚子。刚刚撂下挑子的队长被她这话激得面红耳赤，带着不服气的讽刺味儿便顺水推舟地熊道：“队长又没卖给我，她想干就让她干吧！”就在这样沸沸扬扬中，这位女生产队长和由她组成的妇女班子走马上任要“补天”了。

第一补，要让人吃饱肚子，先得让地 “吃饱肚子”

人常说：“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小冀镇东街五队社员其所以穷得吃不饱，主要是城镇人脑子的弯弯多，人懒、地薄，地也在饿“肚子”，当然人就要饿肚子了。要想让人吃饱饭，首先得给地里施肥，让地先“吃饱肚子”才能多打粮食。刘志华接任队长时，队上只有4头瘦牛、三间草房、一辆旧马车的家底和8000元外债、两三百口人要吃饭。地薄，源于穷队，无钱买化肥。然而不远处有一化肥厂流出的废水中有氨水，只要把它拉来往地里上就行了。她上任的第一天打铃上工，冒着风雪拉着装大油桶的架子车，声音宏亮地向社员宣布：“既然我当了队长，大家就得听我指挥。从今天起，到化肥厂拉废氨水上地，想吃饱饭的跟我走！”说罢，和她丈夫（国家出版部门干部，当时在家）拉着车，踩着嘎吱响的雪路就走了。这一下，要给新队长难堪让她“领教”队长不好当的人脖子下边塞了块砖，就没戏唱了；想看热闹的人也看不成了；揑了一把汗的好心社员也拉着车紧跟自己的新队长车后拉废氨水去了。她不但未被存心不善的人所吓倒，却赢得了多数好心社员的支持。就这样将小麦地用废氨水全施一遍肥的同时，带头在城镇的厕所挑肥，并让社员将家里的旱茅房掘地三尺，让有一点肥力的土都往地里施。终于让地吃饱了“肚子”，夏季小麦增产了88％，几乎翻番。终于实现了让社员吃饱肚子的诺言。

第二补，手戴“银戒子”，打草绳挣钱还债

刘队长算过一笔账，在每人只有七分地的五队，就是亩产顿斤粮、200斤皮棉，一个劳动日也只有4角钱，一个男劳力一年就是一百多块钱。光靠农业只能解决温饱，不要说有钱花，就连8000元的债在短期内也难以偿还。她根据当时包装用草绳和当地有稻草的优势，一斤草绳比稻草价钱高四五倍的信息，决定贷款买手摇打草绳机打草绳来赚钱。然而社员对贷款有顾虑。但她当场给社员表态：贷款买打草绳机，赚了钱是集体的，赔了钱是我自己的。这时社员对她的承诺是相信的，就放心了。冬天冒着剌骨的北风，男女社员用贴满胶布的双手抓着浸湿的冰冻稻草，其乐无穷地在与天奋斗着打草绳。姑娘们风趣地说：刘队长给我们手上戴满了银戒子。她看看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们的手，既心痛也没办法，却也风趣地说：等将来有了钱一定给你们戴上金戒子。如今，她们不仅戴上金戒子，而且也住上了欧式别墅，什么花色款式的时装、首饰想要什么就买什么，还往全国各地去旅游，连城里人和外国人也刮目相看。就这样打了一年草绳，赚了几万元，不仅还清了8000元的债，还分了钱，这一下尝到了搞副业的甜头。

第三补，办腐竹厂，变农产品就地加工

一次，在一位老同学请刘志华吃饭时，吃到腐竹这道菜，她感觉味道很好。便问这种菜的来历后得知，它是用黄豆加工的且工艺并不复杂。于是她就利用当地产黄豆的原料办腐竹厂。由于质量好，一下子就销到北京并进了中南海。这一下她的“胃口”就大了，紧接着就办豆晶厂、罐头厂，将五队变成京华公司。

第四补，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大企业

京华公司的企业，由单一的作坊到多业的工厂化，不断地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除农产品加工外，还有化工、集市贸易而办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河南京省华实业公司。终于实现了刘志华说的：我们京华公司所做的，就是把农产品的加工权从城市夺回来，变城市加工为农村直接加工。从而使农村实现三个转化。

其一，农民由原料生产型转化为成品生产型，使农产品就地加工，多次增值；既减轻了城市的压力，也节约了往返运输。

其二，从农家院走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人，使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不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外出打工之苦。

其三，从过去的所谓“副业”转化为名正言顺的“主业”。公司的工业总产值已达99％，农业产值在1％内。农村要富裕必须因地制宜搞多种经营，这就是史来贺说的“无工不富”的道理。

这样工农、城乡、体脑之间的三大差别缩小了，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解决了，新农村建成了，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

第五补，搞旅游、房地产、集贸市场

今日的京华公司拥有旅游、服务、商贸房地产、有色金属深加工等十几个经济实体。京华园景区是一部简明的、立体的、形象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史的精品长卷。她构思奇特、设景自然；叠山理水、宛自天成；亭台楼榭、曲直通幽；长廊相接、石柱相连；水露迷蒙、渔帆点点；松竹苍翠、生机盎然。“天地宫”、“历代名君殿”、“名臣名将府”、“中原名人馆”、“梦幻世界”、各民族的民俗民情……应有尽有，扑朔迷离，让游客乐而忘返。称得上旅游王国。京华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第六补，不仅补（富）口袋，还要补（富）脑袋

刘志华当队长到办公司始终坚持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道路，特别关心大多数无特殊致富能力的弱势群体和老弱病残、五保户。当给社员宣读有关包产到户的文件时，这些人就提出：“没门路，没成色的人咋办？”她斩钉截铁并爽朗地笑着说：“只要大家信得过我，我不会扔下乡亲们不管的。咱们一起办工厂、搞副业同心协力地奔富裕好不好？”这话迎来了一片哗然的掌声。实践已给她这话得出了结论。这给大家一开始就播种下了集体富、富脑袋的思想基础。当其他地方也想办腐竹厂来赚钱，怕刘志华不教给技术时，她不但帮助办厂，还将自己厂占领的新乡市场也让给他们；当北京销售点来电说有人以劣质产品冒充她们厂产品而准备起诉时，她却回电让别这样。然后派自己厂技术干部去这家企业说明来意并给他们解决技术问题。因为他们的技术问题解决了就不会干这些不名誉的事了……这些都在日常生活中对村民职工进行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因而，江泽民总书记1991年2月去京华公司考查时，兴奋地题字称赞“努力提高农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自信团结力无穷，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刘志华为什么不随丈夫“农转非”进北京享清福而硬要自讨苦吃当这个没人当的生产队长呢？这就是“我这一辈子争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为农民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我要让乡下人赶上城里人！并要超过城里人！城里有的乡下有，城里没有的乡下也要有”的自信团结力无穷，定叫日月换新天。

第一，身先士卒，严于律已

刘志华在生产队是位遵纪守法，主持公道，好打抱不平的社员。因而挨过不少整，就在她当了队长后因坚持原则，还被打过。但她并不以原则做交易。为了给地里弄肥料，城镇人不愿挑大粪，她自己带头挑，甚至因劳累过度而晕倒在路上；在拉废氨水的数九寒天，累得脚肿后，和胶鞋里的雨雪冻在一起而脱不下来，不得不用剪刀剪破雨鞋。但她仍坚持带领社员为让地先“吃饱肚子”而身先士卒。人心都是肉长的，她的言行一致不仅让广大社员心服口服，连反对她的人、打过她的人也心服口服地后悔了。

第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三顾茅庐”化解矛盾

 东街五队比较复杂，称得上“队小人穷‘诸侯’多”。然而刘队长千方百计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反对她的人，就是打过她的人当他家没粮食吃时，还将自家的粮食借给他。当别人不理解时，她说打架是为公事，借给粮食是私事，应公私分明。最难缠的是那又臭又硬、口是心非用放下挑子来威胁的前任队长“茅坑沿”这块石头。然而刘志华和她丈夫“三顾茅庐”去他家，请他出山给妇女班子当顾问却两次吃了闭门羹，第三次他终于软下来了。这个老大难问题一旦解决，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第三，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办企业时刘志华狠不得将一分钱掰开当两分钱用，甚至将刚过门儿媳妇结婚时亲戚朋友送的点礼金都用了，但当腐竹技术上遇到困难，有一位外地来的师傅说他能解决。当考查确认后，他开口月工资千元。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可比教授的工资还高呀。她当机立断，“一千就一千吧！”终于解决了腐竹厂的技术难关，腐竹不仅占据了北京市场，还进了中南海，出口欧洲。公司上豆浆晶厂时，一次试产她指挥不当，生产受到损失，这本是难免的事。但她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误，在黑板上写了一条公告：“经理刘志华指挥不当，生产受到损失，罚款100元，以示警戒!”……

                           世人评说京华公司

刘志华这位毛遂自荐要“补天”的女队长，她这三口气争得好，争得了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康庄大道。不仅自己村出嫁的十几名姑娘们舍不得离开地将她的新家搬回来，而且外村和所有参观者都非常羡慕地说京华人“你们真有福气”；城里人喟叹道：“我们也想迁到你们这里来”；日本的妇女代表团称赞道：“这里的住宅比我们的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4国专家，在这个村兴趣盎然地参观后，一位南斯拉夫的专家说：“在世界上，我们和你们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伙伴。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集体经济了。可在你们这片村子里，不仅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这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这就是失去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才觉得可惜。然而，这却引不起我们一些领导的反思。俄罗斯专家则说，看到了你们的办公楼，就像看到了沙皇的宫殿。1990年岁末的一天，加拿大一家电视广播公司在这里采访攝片。结尾时，女主持人站在京华公司大门前，迎着凛冽的寒风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想离开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而在这里，却有不少人想进来享受集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不仅在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那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这话多么意味深长呀！对那些在共产党人外衣下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喊着社会主义口号而搞资本主义的掌权者们听了这番话有何感想？！然而京华人，在前进的道路上，最希望的是为了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而累坏了身体的刘志华经理身体健康，害怕的是将她调走。人们也相信刘经理的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地更健康，她永远不会被上级调走，会和大家永远地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京华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会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是 南 街 人 的 南 街 村

               ——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六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独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人中笑。

——毛泽东

                      争论要争到尖子上，不要同样是一个灯光，安在南街村就

变成红色，安在其他地方就不是红色了。灯泡没变，可能是我

们自己得了红眼病。

                           ——王宏斌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将黑说成红，

永远不得红。

将红说成黑。

永远还是红。

历史就如此，

任尔胡言道。

当历史的车轮刚跨入2008年，老天陛下有意给人发怒，几十年不遇的冰雪使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受灾，其经济损失达1111亿元。紧接着这场冰雪灾害，从《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又人为地将这种“冰雪灾害之风”逆向从南方刮到北方中原大地——河南省临颍县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利用南街村集体经济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前村长王金忠的腐败，热剌冷讽以王宏斌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给王宏斌扣上“红色资本家”的帽子。甚至连南街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唱革命歌曲、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不搞私有制也被指责是“大崇拜毛泽东思想”。就连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手离心口地也在为这些奇谈怪论在呼风唤雨。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1期）编辑部以“南街村  一时的迷途，还是神话的破产？”的标题毫不掩饰地说：“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早已梦断魂消。而今，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而且一时似乎还有模有样，自然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和好奇。”从文章的标题就得知，他们将南街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歪曲成不是“一时的迷途”，就是“神话的破产”。文内则更加露骨地攻击“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是“早已梦断魂消”，并放出南街村的公有共富是“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的谬论。多大的口气呀！的确，小小的南街村可比这个大杂志社在世界上有名多了。这样一来，该杂志社作为集体经济的反对者也就出名了。不过，这种反对，只能促进南街村人更加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请问这家杂志社：共产党与其他阶级政党的区别是什么？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党章》、《宪法》规定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什么？难道这些还需要别人像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再给做启蒙教育吗！？在攻击南街村的文章中，还有意将“2006年9月4日，第五届全国‘村官’论坛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大塞村举行”时的一张照片——“大塞村的郭风莲（左）被授予功勋‘村官’后与华西村‘村官’吴仁宝（中）合影”（右边与吴仁宝在一起的那名女功勋“村官”未提名——笔者注）和“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天津大丘庄‘庄主’禹作敏”的照片放在一块（该期第32页）。把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天下第一村”的村官和“功勋”村官的合影硬要跟禹作敏“庄主”放在一起，可见其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的用心之良苦了。这就不仅要否定南街村，还要通过吴仁宝和“功勋”村官来否定所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公有共富村。由于该杂志社是站在反对、恶意中伤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立场上，因而其观点必然是拆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台，用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两张照片来暗示、侮辱这些“功勋”村官致富带头人和禹作敏是一股道上的车。要不作如何解释。至于该杂志社的记者林海、尼克的立场、观点就可想而知了。这就叫歪将带不出好兵。不过，这两位记者也说了些公道话，他们引用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的话来评价王宏斌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有信仰的人，信仰共产主义”；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严于自律的人”；他认为“这些骂声并不仅仅是因为南街村的经营问题，更在于南街村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这就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骂者的要害。《南街村报》主编盛干宇称王宏斌“他没有一点私心”，“按他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如果为自己，想发财，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还有人说，“他就是不离开南街村，要是想当官，早就当很大了。”这就说明了王宏斌在南街人心目中的位置。然而，这两位记者对王宏斌答他们问时提到的南街村为了上市才搞的所谓“股改”时说，“我们同时还签订了一个声明，这个股权都属于集体股，个人没权利拿走。”事实证明王宏斌说到做到，他们一直是按这个声明办的。你们也没有找出他们不按这个声明办而化公为私的任何证据。他俩为什么不把这个声明附在后边呢？是一时的疏忽，还是有意在回避，或者是出自其他原因和目的。这只有他俩清楚。不过这话还给他们留了条后路，暗示出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或者出自良心的责备。

令人费解、不可思议的是，《南方都市报》在刮这场人为的冰雪之风而打头阵的上官敫铭的“‘红色亿元村’南街村发展真相”一文，竟抽梁换柱地连南街村在搞“股改”时那个“声明”一字不提地说村上60%的股份归“三大班子”和姚喜兰所有。这样掩盖事实真相的所谓“调查”，将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这位“共产主义引路人”就自然变成“红色资本家”而包装成是“经过记者深入调查，我们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等等，这样就可弄假成真了。这是他们有意抽梁换柱以假乱真地将澡盆里洗澡的小孩拣出来扔掉，让人看到的只能是剩下的脏水一盆了。这就为他们的假相把读者诱进他事先划定的圈套里——“究竟是谁的南街村”？——他们不敢直说的不言而喻的结论了。对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社和记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问题，是爱什么、恨什么，爱憎分明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

还有，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在同期《南方人物周刊》上用他对公有制那些荒诞不经的理论胡说什么，“人们却糊涂地以为不搞土地承包也可以维持集体农业经济效率”，“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地给那些胡言乱语加盐添醋地增味润色。这位研究员如果不是有意胡说八道的话，请他也能反思一下前边向《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中央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的含义和精神实质是什么？请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中的“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方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可拘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的精神认真学习一下；再迈开他的两脚去安徽风阳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和南街村看看，他就会明白是自己在说糊涂话。李岚清副总理于1996年4月13日考查了南街村后说，“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整个这个路子很好，一是有一个好班子。农民讲得很对，关键是有王宏斌这样的好带头人、好班长。”这就叫“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位研究员大概不会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对真理标准这句名言吧，要不他怎能说出这样的糊涂话呢？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是农村所的研究员应该研究的课题和职责吧！

正当春寒料峭，以上刊物否定南街村走集体经济道路，并给其大降“冰雪”灾害之际，《大河报》3月25日16版，专版刊登了“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一文。小岗人“想得很清楚，个体式的农耕作业只能吃饱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合作的道路。”这是小岗人几次组团去南街村参观学习后才寻求得到的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在这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委、江苏省委、武警部队、国防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主要领导和将军们也来到南街村考查、调研后，都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南街人是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南街之路是广大农村的典范。中组部研究室政策法规局副局长李炎溪3月中旬在南街村调研时，伸出大拇指称赞王宏斌，“你能够带领南街村民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让全村群众都富起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功臣”；“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南街村这样就好了。”4月份，南街村喜获漯河市“善待农民工十佳企业”称号。不少省市党政领导、部队的将军将要组团带队陆续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和考查，看来这些反对者对南街村会起到了正面宣传有时还起不到的积极作用。真要感谢这些反而教员了。

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南方都市报》上官敫铭的“究竟是谁的南街村”？是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下，坚持村民是村上的主人，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团结奋进的南街人的南街村。南街村26个村办集体企业、一个现代化农场和旅游公司，村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姓公为村民集体所有，村上没有老板，没有暴发户和贫困户的两极分化；村上首先划清“八大”《党章》规定的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村党委的成熟；村民的医疗、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博士毕业）和住房等十多项福利全由村上供给；村民过上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你们反对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南街人，只能激发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地将其走下去。小岗村和全国好多村去南街村学习取经后，其所以都选择要走集体经济这条路，就在于它是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必由之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名称是不可分离的，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就要实现共产主义。要不为什么从一大到十七大都把它写在《党章》上呢？请把你们的“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收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吧。王宏斌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是几十年如一日地领导南街人走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他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请将你们给王宏斌扣的“红色资本家”的帽子收回去自己戴吧！也告诉党国英研究员，走集体道路不是人们糊涂，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现在不是王宏斌多了，而是太少了，你说的中国前景的“暗淡”，才是真正的光明。在此，也用王宏斌答尼克和林海问时的话奉劝这些刊物和人，“争议是正常的，争议越大，对南街村发展越有利，我们不掏广告费就做了大广告。但争论要争在尖子上，不要同样一个灯泡，安在南街村就变成红色，安在其他地方就不是红色了。灯泡没变，可能是我们自己得了红眼病。”历史不断证明王宏斌是正确的。

络绎不绝的海内外参观学习者来南街村游乡村都市，观红色文化，品南街产品，感集体优越已是人心的向往。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是南街人的南街村，她岿然屹立在祖国的中原大地！

实事求是公有共富的造纸王国龙泉村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七

 实事求是。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毛泽东

                              只有走共同富裕道路，村集体才会有实力，村两委

班子才会有威望，农村这个小社会才会安定。

                                   ——梁修昌     ——

                          住在黄河边，

                          村名乃“景观”。

土丘人称龙，

积水唤做泉。

种地人吃粮，

还得国家管。

学习史来贺，

时来命运转。

扛起镢头锨，

大战黄河滩。

丘平龙自醒，

水流泉就涌。

荒滩变良田，

造纸王国冠。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有一个国家级文明村——龙泉村。全村820户、3600口人，耕地2800亩。村经济实体为河南省龙泉集团有限公司，以造纸为主的13个企业。村上有1500亩地的高效农业园区。尽管土地也搞了承包，但并未划成小块单独分户经营，而是由村上统一耕种、灌溉、收获，只分户田间管理。250—310平方米的村民别墅正在建设中。从幼儿园到初中全由村上免费教育，高中只收半费。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领取生活补贴。村民在村上以造纸为龙头的集体企业上班，即上班、种地兼而有之的亦工亦农，还可向村办企业入股分红。也能自己做生意当个体户、搞运输。村经济收入主要靠村办企业，其他包括农业在内均属副业。2002年和2004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2004年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2005年获“全国服务农业、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单位”，2006年中央组织部授予龙泉村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村集体致富带头人梁修昌任村党委书记20多年，是全国劳动模范。2006年村企业GDP5.7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曾庆红、回良玉来过龙泉村视察。这个村的发展和其他共富村的发展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大集体小自由的公有共富村。

平整土地首先打好农业基础

龙泉村地处黄河古道。解放前的龙泉村并不像传说中龙腾泉涌的一片风水宝地般的美丽。其实际情况是,“出门都是沟，十年九不收”的“土丘为龙”、“积水成泉”。村上70%的农户出外逃荒要过饭，30多户人家不得不卖儿卖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龙泉村，每年需要吃国家40多万斤返销粮。梁修昌这时已高中毕业回村，参加过几期社教后不愿提拔为国家干部而回村当上了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他站在村外的土岭上，面对黄河古道沟沟坎坎、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盐碱地在问自己：作为种粮的农民，却要靠国家的返销粮来过活，你不觉得丢人吗？你应该为龙泉村干些什么？你会为龙泉村干些什么？“丘不铲平龙不醒，流水不畅泉不涌”，这就是土丘为龙、积水成泉所致十年九不收的根源。于是，他和当时的支部书记梁志海带领社员战天斗地，先引黄河水淤灌三年后，平整土地的运动开始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和刘庄一样，只能靠独轮车推、架子车拉、人抬、肩挑，像愚公移山那样去干。大队干部和社员住在工地、吃在工地，不管夏天的烈日似火，冬天的寒风剌骨，他们都在和社员心向一处想，劲向一处鼓，其乐无穷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着。在修一个渠道涵洞时正逢腊月，第一个跳进零下十多度冰泥水中的是梁修昌。苦战八年下来，这一工程挖土五万多立方,终于在七十年代将这片800多亩不毛之地变成了千亩亩产千斤的稻田。龙泉村由一个每年吃国家40万斤返销粮的大队，一跃变成向国家上缴40万斤公粮和余粮的生产大队。

走亦工亦农的共富之路

吃饱了肚子还得有钱花，但单靠农业只能解决温饱和为国家生产粮食，并不能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这已为他们附近的刘庄所证实，并率先突破“无工不富”的单一农业格局而做出榜样。因而龙泉村要富，也必须走刘庄的道路。这也是梁修昌从当上大队主要领导时起，就认定的一个理：只有集体有实力，带动社员共同致富，村干部才会有威信，农村这个小社会才会安定。开始时，他们买了一台拖拉机搞运输，一年赚了一万元，这就尝到了搞副业的甜头。于是在1973年就办起了大队的面粉厂，当年就赚了五万元。别看这一万元、五万元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三十多年前那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呀，分别相当于一万斤、五万斤粮食的价值，这可是几百亩地的年收入呀！同年又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建起了砖瓦厂，先是小土窑，再是机制窑，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办工业的甜头就这样让人感到越来越甜时，人的思路也就开拓了，于1976年就建起了村上第一个造纸厂。由于资金、技术等问题吃了不少苦头的情况下，终于在大年除夕夜合格的瓦楞纸生产出来了。梁修昌的除夕夜就在造纸厂和职工们一起度过的。纸造出来了，销路却成了大问题，他们用肩扛、自行车驮着游街串乡，由近到远，沿途叫卖，最后终于打开了销路。现在龙泉村有13个村办集体企业中，工业以造纸为主，年生产能力为20万吨，拥有玻璃卡纸、铜版纸、凸版纸、书写纸、单双胶纸、瓦楞纸、黄版纸等四大系列20多个种类的造纸王国。但造纸厂是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这不仅对本村，而且对邻村也造成了威胁。他们深知“污染不治理，再富也不算新农村”的道理。这就迫使他们不仅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而且还要尽快建成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也符合我们老祖宗很早就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因而，就不惜投资8000多万元建成了配套的废水处理、碱回收工程，治理了造纸工业的污染，使环保工作走上正规化的道路。村集体现有总资产4.8亿元，2006年实现社会总产值6.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7亿元，利税6000多万元。

不跟风，不赶潮，尊上而不唯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龙泉的队办企业一个接着一个上马。正当他们的集体企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候，社会上风风火火地推行个人承包国营和集体企业，甚至还有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的颠倒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两极分化的谬论。然而，龙泉村党委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而不信邪。他们认为，把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集体企业让个人承包，弊大于利，弄不好就会“富了个人，穷了集体，苦了职工。”他们明确提出不搞个人承包，只搞目标责任制，也可以说是集体承包吧。几度春秋过去，周围一些本来很不错的队办集体企业，由于赶潮流搞了个人承包，相继垮了下来。尽管龙泉村对土地也实行了分户管理，但仍实行小麦、水稻、棉花三大区域种植，耕种、收获、浇灌仍由村上的机械统一操作。村上的农业机械、水利设施仍为集体所有，由村上统一调配、使用。不像有些地方将集体分净吃光而成了名存实亡的空架子。2002年村上建设了高效农业园区，占地1500亩，其中有精品黄金梨700亩,还有国内外名优水果、花卉20多种。高效农业园区占了个人管理的土地，村上每年每亩地付给800元报酬。实践证明,龙泉村党委领导的龙泉人真正走了自己的路——大集体小自由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近年来，由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非常时兴，从而也升了一批时兴官员，为干部队伍埋下了隐患。上面领导为了向更上面的领导汇报他的“政绩”，就派来了一名干部给龙泉村送了一张上报表，叫龙泉村将当时还不足亿元的总产值填上两亿元。当以梁修昌为首的村党委拒绝填这张表时，这位干部因未能如愿却在对村上放心地说，你们怕负责任，你们盖上章就行了，我们拿回去填。梁修昌他们还是不干。至今那张表还在龙泉村村委会保存着。这张表已作为对党员、村民、职工进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的活教材。提到这件事，梁修昌深有感触地说：“1958年的浮夸风，使我们国家好几年都恢复不了元气。虽然已事隔40年，当时我才13 岁,但对那场闹剧记忆犹新。”从梁修昌这句话我们可以悟出毛主席教导的犯错误有啥要紧，改了就是了。我们要从所犯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不再犯重复错误。过来的人都知道，1958年的浮夸风多是群众自发的，而当今的浮夸风却成了某些官员搞“政绩”升官发财的捷径，且已经上升到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些大官。真应了林彪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种浮夸风也渗透到科技文化界。有的领导让秘书代读博士，在北京某高校研究生课堂秘书坐满一教室；有的领导学校可给封教授，科研经费由他掌握，课题由他主持，成果就是他的；有的领导用公款让别人给他著书立说；有人东拼西凑些数据，甚至是假数据，再花钱找观点相同的人开个鉴定会，就算成果,甚至还得了省部级大奖，可见它的危害之大了。浮夸风不除，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就难以继承和发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凝聚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也是当前党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用政治思想和党风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某些增长，这不仅不可能持续稳定地增长，反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已为我们大量的害民“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贪污浪费的犯罪事件所证实。

建设和谐社会先从家庭做起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独立单位。每一个村、乡、县、省直到国家都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组成的。因而，要建设和谐社会、文明村镇，首先必须从和睦家庭做起。因而，自古到今就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其实难断的这些家务事多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所发生的误会而互不谅解、互不让步。根据中国几千年来的习惯，家庭矛盾中，除兄弟、妯娌的矛盾外，最主要的就是婆媳之间的矛盾较难处理。但兄弟、妯娌不和，父母可以出面调解和批评，家大时也可以分家，即使分了家也还要处理好关系。因为这也是处理好邻居关系的基础。但婆媳不和不能靠分家来解决，尽管生儿育女不只是为了防老，但人老了总要有人赡养和照顾，特别是近年来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表现得比较普遍、比较突出，经常在各种新闻媒体上都可以见到、听到，甚至还动用了法庭。尽管这与我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跟不上有关，然而即使将来跟上了，和睦家庭仍是社会和谐的起码条件和基础。龙泉村党委在这方面采取了独出心裁的“晒被子”和评选“好媳妇”、“好婆婆”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晒被子是村上不定期地选择一个晴朗的天气，把60岁以上的老人的被褥、床单拿出来在村上指定的广场贴上老人和子女、儿媳、女婿的名字晾晒，让村民都来参观、评论，看谁家老人的铺盖新、干净、柔软、舒适。从这一个侧面就可以看出谁家尊老爱幼，特别是婆媳间关系的好坏和家庭和睦的情况。尽管不公开评比、表扬、批评和奖励，但大家心里都有数。好的，老人高兴，子女、媳妇、女婿脸上光彩。差的尤其是特别差的，老人感到自己没有把子女教育好，子女特别是儿媳妇就感到有无形的压力，甚至压力很大。有的当天就给老人把铺盖全换成新的，勤拆洗，保持干净卫生；有的家里要换新被褥先给老人换。连续三年评上好媳妇的，村上向好媳妇娘家报喜，给其父母披红戴花并拍照、摄像，然后再在村上的闭路电视播放，让大家学习。这个活动的结果，子女、儿媳、女婿对老人更孝顺了，老人也更体量子女、媳妇和女婿了，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再计较，对一些小的误会能够谅解和自我解脱，从而促进了家庭和睦。这在十里八乡引起强烈反响。这个“晒被子”和“好媳妇”、“好婆婆”评比对和睦家庭、友好邻居、村民团结友爱和文明村镇建设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把几千年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一下子就“晒”好了、“评”清了。这项活动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夕阳红》栏目，在全国的反响也很强烈。在此基础上，龙泉村将其发展成“十评比”活动，即评“五好家庭“、”好公婆“、“好媳妇”、“好妯娌”、“文明职工”、“十佳青年”、“优秀教师”、“文明经商户”、“文明村民小组”、“文明村民”。这就让村民的思想道德建设进入多样化的良性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村党委把各项政策转化为制度，使龙泉村的思想道德建设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正轨，村上将各种规章制度装订成册，发放到户。从2005年正月开始,村上给80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在生日那天,村党委和村委派老龄委支部书记和妇联会主席代表村“两委”给老人送去生日蛋糕，祝老人健康长寿。一个生日蛋糕更加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和睦家庭更和睦。

既要把群众带富，也要把群众带好

以梁修昌为首的龙泉村党委认为，一部分按照党的富民政策先富起来的人，多是自己有致富头脑和本事的“能人”。这些人当中有个别人容易钱袋子满了，脑袋空了。也就是人常说的，有了钱了就变坏。对这些人要加强正确的教育和引导，不能让他们为富不仁。另一部分则是占绝大多数缺乏致富本领的“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村上就要想方设法打造一个致富的平台。只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才不会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两极分化。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因而,村里坚持以人为本，拉长产业链，集体的13个经济实体为村上80%的劳力提供了就业的条件和机会，从而使村上家家户户都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在村办企业上班的务工人员。村上还办有良种羊繁殖场,采取公司+农户的办法，让那些无特殊致富能力的人养上几只羊也能增加一定的收入。与此同时，既要有物质富裕，还要有精神富裕。村里依托宣传文化阵地，坚持不懈地针对村民的实际情况进行思想道德、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按照全村六个村民小组设置六所农民夜校,村里还投资100多万元建立了图书馆，馆里有多种政治、专业书籍供村民借阅。从1995年开始，先后投资1000万元兴建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教育齐全的教育一条街，并免费享受义务教育，使下一代从幼儿园开始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就是既要把群众带好，也要把群众带富；既要物质富，也要精神富的“双带双富”。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设立教育奖励基金，专门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优秀教师和在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创造发明者。

对待村民、党员的学习，不是谁想学就学，谁不想学就不学，而是有计划的、有针对性的、有激励、有约束的制度化学习。例如，党员干部每月15日和30日晚订为学习日,农民夜校订为每月1日和16日晚为学习日。为了确保学习质量，对党员干部实行签到制度，无故迟到和缺课者，施以经济处罚，缺课一次罚款20元。对村民则采取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办法,规定每户村民全年交纳100元的学习保证金，缺一次课，扣20元。全年满勤的年终考核合格者，每人奖励20元。这种看来似乎有些“强迫”的灌输式学习，但对两个文明建设却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这种学习制度，对村办企业带起的100多辆跑汽车运输、60多户搞工、商服务业的人员也都必须参加。我们说,龙泉村是大集体小自由的公有共富村，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无人管理的自流。个体经商户也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各种证件合格后，村上才同意他们开业，并给予支持。但在经营过程中也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否则村上有权管理、制止他们，并按照村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这种学习制度并不是关起门来学习，而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开放式学习。聘请有关行业的专家教授给他们当顾问，将大量的信息传递给村民，并选派一部分人去相关大专院校进行深造，或请这方面的专家教授来村上讲学。他们曾与天津轻工学院联合举办造纸大专班，与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会计进修班，先后向省内七所院校输送了多名委培生。现在龙泉村已有一百多名在职人员取得了中专和大专文凭，已初步形成四五百名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技术队伍。

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已

在龙泉村，你要问群众：在你们村，谁说了算？村民会肯定地回答：制度说了算。这是因为，龙泉村党委书记梁修昌在1967年开始担任大队干部时，就给自己立下了“决不在经济上犯错误；不在生活作风上出问题；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一定要带领大家共同奋斗,过上好日子”的诺言。党委对干部“约发三章”就明文规定：一、凡要求群众办到的事，支委和干部要带头先办；要求群众不办的事，支委和干部首先不办。二、支委和干部及其家属违反村委会各种规定，和群众一样处理，不得特殊。三、无论任何情况，支委和干部不准向集体经济和群众利益伸手。就在他刚当上干部不久，大队规定肥料统管，不准随便上到自家的自留地。可是在开会的时候，梁修昌的父亲上地割草去了，不知道精神，把茅厕的粪上到了自留地。梁修昌真不忍心处理他父亲。父亲原是个生意人，每天起早贪黑到外地进货，又赶到其他小镇去卖。父亲很疼爱他，为了养家糊口，一头挑着西瓜，一头挑着他，如此负重又无怨无悔而心甘情愿。然而梁修昌心里清楚，全队的社员都在看自己是否能按队上的制度办？为了严格遵守队上规定的规章制度，还是忍痛对他父亲进行处理：一、让他父亲在社员大会上检讨；二、罚十个劳动日；三、把拉到自留地的粪挖出来送到生产队的地里。梁修昌的同胞兄弟刨了集体一棵树,梁修昌硬是逼着他写了6次检查，并对其加重处罚。为了做通“双女户”的节育工作，他先做好两个弟媳的工作，带头做了手术。村党委一位副书记的院墙按规定越了线，他得知情况后，便亲自动手把刚建好的院墙拆掉了。1985年，梁修昌患脑血管痉挛性头疼病在家休息，有一位挺不错的厂长，也是一个村干部的苗子，趁书记患病之机盖房子多占了二分庄基地。问题反映到梁修昌面前，他立即带病召开支委会，明确做出决定：一、房子搬掉；二、深刻检查；三、罚款1000元。这位厂长认识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努力工作，还当上了村上的副书记。梁修昌不仅不沾集体一分钱的光，每年都把自己应得的2000元奖金捐献给学校办教育。有一次，梁修昌给在龙泉村搞了十多年建筑的包工队，在郑州市介绍了一项工程，工头给了他个人2000元的介绍费时，梁修昌像受了侮辱一样断然地说：“你马上给我离开龙泉村！”工头不愿离开龙泉村，连忙乖乖地把钱收回去。这就是龙泉村的党委是堡垒，党员是旗帜，干部是榜样，职务是责任。在此基础上，龙泉村党委注重四种力量的培养，即党委的凝聚力，集体经济的吸引力，政治工作的激励力，党员干部的带动力。在全村干部和群众中强调三个不准特殊：不准有特殊干部，不准有特殊党员，不准有特殊村民。四不准欺负：干部不准欺负群众，有钱户不准欺负没钱户,大户不准欺负小户，本村人不准欺负外来户。要求每个龙泉人都要做到六爱：爱党，爱国，爱集体，爱岗，爱家，爱自己。真正做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钱不能装错口袋的“班门”共富村建筑王国韩村河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八

                          攻城不怕坚，

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

                                              ——叶剑英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做个人先发家致富的带

              头人……要同乡亲们一起实现共同富裕。

                                 ——田  雄

                                       京郊十佳数第一，

村名辽宋时代起。

虽然村史过千年，

农民受穷仍可怜。

大队有帮“老三届”，

为民致富学鲁班。

他们都是农家子，

建筑王国只姓“公”。

响当当的京郊第一村韩村河，得名于辽宋时期，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村庄。它位于首都京郊西南，距天安门40公里的房山区。面积2.4平方公里，910户，2700口人，人均住房面积68平方米。村上宽阔平坦的水泥路纵横交错，街道整洁，绿树成荫，花草缤纷；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高职到大专一条龙的教育体系；有公园、影剧院、邮政、电讯、医院一应俱全，风格各异的农民小别墅竞相比美。村民过上了连城里人都难以想象的安居乐业、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如果事先不给你说这是什么地方，你肯定会说它是风格高档的城市别墅区。我看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它比我看到的某兵种军级离休老干部干休所的环境和楼房的档次还要高。然而它却是今日田园风光的韩村河村的农村都市，里边住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或者说是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农民。

“老三届”学鲁班致富，有志者事竟成

尽管韩村河村有1300多年较长的历史，历代离京城也近，但直到解放前，它还是个“几条洪沟村穿过，墩台上边搭土窝，天灾人祸经常有，穷村破家常挨饿。”因此，人们也称其为“寒心河”。解放后，农民翻身，当家作主，生产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农业机械化程度差和单一的农业经济条件下，却仍是名不见经传的比较贫穷的普通小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特别是韩村河致富带头人田雄的父亲认定，上学是孩子的唯一出路，让孩子“上学念书，凭本事考出去”。田雄很争气，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希望，初中毕业考高中时，考了全县第一名，上了房山高中。正当全家满怀希望盼着田雄兄弟六人能出几个大学生时，文化大革命不期而来。田雄和他同时代的人成了中国历史上“老三届”的一员。文革期间，以田雄为代表的回村高中毕业生“老三届”不甘心受穷，决心挑战命运。当时在社员中，生活过得比较好的是给人盖房的泥瓦匠和木匠手艺人。给群众盖房不但能吃饱吃好，还能挣几个零花钱。于是，田雄就拜全村最有名的老泥瓦匠为师学起了盖房的手艺。由于他肯吃苦，又有文化，心灵手巧，不久他的瓦工技术就远近有名。根据村上泥瓦匠、木匠多的特点，田雄找到田兴（现任韩建集团总经理）等一帮年青人商议，想组建一个建筑队。大家一拍即合。于是韩村河历史上第一个建筑队就诞生了。他们开始以搞修缮、建民房为起点，一把泥、一块砖，一点一滴的积累，白天架上练工，夜间灯下攻书，经过几个春秋摸爬滚打和滚雪球式的逐年滚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创业和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终于将当初只有30多人的建筑队，逐步发展成为集建筑、房地产、水利、市政等多元化经营为一体、职工5万名、拥有总资产36亿、流动资金12亿、年开复工面积200万平方米、产值20多亿的国家特级质资大型企业——北京韩建集团。这的确称得上建筑王国了！

背水一战，一炮打响紫玉饭店建筑

韩村河建筑队成立后，尽管经过五六年的实践考验后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都有较大的提高，并在京城郊区的房山县也小有名气。但田雄却不以为然。这大概是人常说的“山里没老虎，猴子称大王”吧！他认定，建筑队要大发展，就要在竞争激烈的京城建筑市场上与强手角力，干大工程。说来也巧，1984年春，机会终于到来了——北京市紫玉饭店招标：建筑面积8600多平方米的仿古建筑，3月份招标，工期6个月，10月1日国庆节前必须竣工并能接待外宾。由于工期太短，工程质量要求高，许多一、二级资质的国营建筑企业都望而却步，但田雄却认为这是个打入首都建筑市场很难得的好机遇。然而，只因自己企业的资质级别不够而不能投标。尽管如此，但雄心勃勃的田雄并没有以此而退缩，他却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于是就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请求让自己的建筑队干施工中的“粗活重活”，以这种下策的诚信形式介入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工程的施工。这一招真是“老天有眼”。事后，当甲方仍然找不到承接工程的企业之时，也就在这时的田雄则认为，韩村河建筑队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迎难而上。他说，如果有困难，不敢承揽高档建筑工程，韩村河建筑队何时能打入京城建筑市场呢？他召集干部会议，陈述利害关系，统一思想，决心背水一战，打好进军京城建筑市场第一仗，也只有打好这一仗，才能抓住机遇，才能如虎添翼地快速发展。田雄的这种勇气不仅激励着领导班子，而且也成了领导班子的集体决策。工期短，可招请民工，分成三班倒，将1天变成3天，将6个月就可变成18个月；没有古建筑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四处聘请；田雄用自学的建筑知识帮助甲方修改图纸，完善设计，赢得了甲方更多的信任和尊重。他们苦干、巧干，再加上灵活机动的科学组织，把工程进度分秒必争地落实到每个工时上。一旦发现工程质量稍有不过硬之处，立即推倒重来，毫不迁就。就在这样高度责任感精神鼓励下，以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严明的施工纪律和严谨的施工进度保障下，终于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战略上的藐视和战术上的重视，于1984年9月2日流光溢彩、富丽堂皇的仿古紫玉饭店于国庆节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正式开张。真正实现了有志者事竟成和叶剑英元帅在《攻关》诗中所说的“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北京市政府对紫玉饭店的优质高速竣工非常满意，请田雄参加剪彩。建筑队也被评为“模范集体”。他们就这样一炮打响了。从此，韩村河建筑队在京城建筑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承接了许多工程项目，并以罕见的速度荣获了好多优质样本工程。

企业姓“社”不姓“资”，钱不能装错口袋

韩村河的建筑企业，从一开始到现在，不管风吹浪打，始终保持一条主线，也就是集体性质的姓“公”而不姓“私”。田雄在2006年5月27日，与中宣部新闻局一行座谈会上，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说：我们的做法有一条主线，就是保持企业的集体性质。韩村河建筑队一开始就是集体性质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集体性质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该给工人的、该给村民的、该给经理的都给，剩下的就是集体的。如果不是搞集体的而是搞私人的，交够税，给村里一点儿钱，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样就会有另一种结果：不管你挣多少钱，一旦装入个人腰包，再让他拿出来为群众办好事，太难。有的村富主儿也不少啊，他屋里面富丽堂皇的，屋门口就是泥土。出门就属于公共设施，要他拿出自己的钱为公共设施无偿服务，他很不情愿。所以我说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该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上。我们挣的钱不能吃光分尽。1984年底我们挣了11万后，我拿出2万元，给大伙儿分了。有分1000多元的，有分2000多元的，剩下的钱留作再发展。当时要是都分了，现在的韩村河就没了，这第一桶金怎样处理是最关键的一步棋。一步棋走错了，以后就跟着全错。一步棋走对了，以后就可以坚持下来了。一直到现在，韩建集团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统一认识。我们其实也是在算一笔账，11万元当时如果不好好安排，都分掉，那以后的1100万元，11000万元就挣不上，更甭说现在的30亿了。如果当初的方向走错了，哪有现在的30个亿，哪有韩村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在发展中坚持什么样的路线？我们是共同走向富裕，共同实现富裕，大家一块儿富。这就是田雄村办企业的姓“社”不姓“资”的性质，钱应该装在集体的“大口袋”里的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装在个人的“小口袋”里走个人发家致富的另一条道路。不仅田雄是这样，他们党委一班人从创业开始到现在，都是给集体做贡献。这就是他们为了党和群众的事业，不能做个人发家致富的带头人先成了资本家。要是那样，就不会有韩建集团的今天，更不会有韩村河这样的农村都市。这就是他经常说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做个人先发家致富的带头人，我只有一个心眼儿：把村民的利益放在鼻子尖儿上，让村民富起来，让村里好起来，要同乡亲们一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韩村河一直坚持的性“社”不姓“资”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结果。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谈性“社”姓“资”的实质就是用否定姓“社”而掩盖姓“资”来化公为私、以权谋私“理直气壮”地复辟资本主义。

用企业赚钱来解决“三农”问题

当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时，韩村河也没例外地搞了。但韩村河的富裕不是靠一人几分地的手工操作，而是靠建筑企业的集体所有挣来的钱装备农业。村上投资500多万元购置大中型农业机械30多台，将小块分散承包的2000亩土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回归集体，由二十几个人（占全村劳动力5%）统一机械化、产业化经营，浇灌也实现了喷灌化。将大部分劳动力从个人承包的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到村上的集体企业、建筑队上班。从而，起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飞跃”，从温饱走向共富之路，粮食一跃到亩产吨斤以上。1996年底，又投资3000万元，建成了占地260亩的韩村河高科技蔬菜园区。其中包括66栋日光节能型温室，5栋美国双层充气塑料大棚，可常年周期性地生产各种名、特、优、新蔬菜。1997年底，园区被国家科委命名为“国家科委工厂化高效农业房山示范区”。现已发展成500亩，设施占地260亩的集示范、生产、贮藏、加工、观光、科普教育、良性生态循环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专业示范园区。蔬菜园区积极引进新品种，发展无污染绿色蔬菜。自建园以来，已引种以色列樱桃西红柿、韩国黄香蕉西葫芦、荷兰无剌黄瓜、日本栗子曼南瓜、美国加州牛角王菜椒、无土栽培泰国生菜等50 多个品种。随着韩建集团企业的快速发展，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村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因而，从1992年至1998年，利用6年时间、投资5.3亿元建起了11个高标准住宅小区、581栋小别墅、8种建筑风格、多层公寓式住宅楼，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人均住房70平方米。为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韩村河多年来把坚持培养人才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这就必须狠抓教育。因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投资3000万元，建成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为一体的教育中心。多年来通过岗位技术培训、业余进修、正规专业培训等多种形式，培训各种人才1800多名。昔日贫困落后的韩村河现已建设成为一个各项产业蓬勃发展、公共设施齐备、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市。这就是真正中国特色的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因为我国人多土地少，农村人口比例大，人均一亩多地，城郊只有几分地，单靠土地生产粮食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因此，必须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发展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道路。因为一斤粮食只能卖几角钱。2007年食品等全面涨价，但陕西关中一斤小麦和往年差不多仍卖7~8角钱，加工成面粉卖一元五角甚至更多（一斤压好的湿面条都卖到一元五角钱），再加工成糕点之类卖5元以上；用粮食加工的副产品做饲料发展养殖业，将其就地转化成肉、蛋、奶、鱼，这样就可使粮食多次增值。正如十大女杰、公有共富带头人刘志华说的和做的那样。只有这样农民才不吃亏，这既解决了农村多余劳动力就地就业的致富门路，也不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外出打工之苦，还能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农村也就逐步城市化了。然而，农业要机械化、现代化、产业化、高效农业和农村城市化，也必须有工业积累资金。一家种那几亩地是没办法积累，也不可能搞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这已为李昌平给朱总理信上写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所证实，也被刘庄、南街村、小冀镇东街五队、韩村河等等这些共富村所走的道路给中国农村指明了方向。

永远不忘艰苦创业

毛主席在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全国的胜利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牢记的“两个务必”。我们经常也说：看过去想将来，幸福的生活苦中来，学习革命老前辈，艰苦奋斗（朴素）为将来。艰苦朴素和艰苦创业是紧密相连的。艰苦朴素和贪污浪费是对立的，是格格不入的。特别是当今贪污、浪费等腐败犯罪令人触目惊心的情况下，如果忘记了艰苦创业和勤俭节约，家底再厚也会被毁灭一空，脱贫后又返贫。一些原来很好的国企的破产、被私人兼并都是由于败家子的守业者不知创业者难而忘记了艰苦创业，才走向反面。正如田雄讲的，韩村河能有今天的成绩，光有党的好政策也是不够的，更重要是我们还有不怕苦不怕累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一点是每一个韩村河人都应该牢记的，尤其是那些没有经历艰苦年代的孩子们，更要让他们去了解创业时代的艰辛，让他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韩建集团从当年30多人的村级小建筑队，发展到现在拥有23个分公司，25个直属分公司的集建筑、建材、设计、开发为一体的大型特级建筑集团。有一个设计院，管理层有6000名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职工队伍总共5万，年开复工面积200万平方米。拥有总资产36亿，可支配流动资金10亿元。2005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1亿元，上缴国家税金63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8000元，在全国乡镇集体建筑企业中排列第一名，荣获“京郊经济发展十佳单位”第一名。田雄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建筑企业家”、“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然而，他们的发展所遇到的艰难困苦、风雨磨难没有真正经历的人是很难体会来的。建筑队刚成立的时候，干不了大工程，只能到处干散活。设备也只是几个推车、几把泥瓦刀之类，全靠体力、骑自行车跑，小则几公里，多则几十公里往返跑个不停。中午吃窝头，就咸菜，喝凉水。建紫玉饭店时，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恨不得节省下来，一连几天不睡觉也是常见的事，就以这种顽强的意志和拼命精神终于提前高质量的在首都完成这项工程。从此，打响了韩建在北京的名气。现在像田雄、田兴这些韩建当年的元老们，想起鏖战紫玉饭店的情景，也都还是心有余悸啊！纵观历史，无论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小到一个集体、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精神来支撑，即使再富有，也是暂短的。因而，田雄的担心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这就要求老干部要保持晚节，永葆革命青春；年青人要接过老一代的班，将它继续下来、发扬光大，永远不要忘记过去，才能永远不会背叛。

把韩村河建成农村新城镇

要解决中国九亿农民的共同富裕和就业问题，必须让农民组织起来，因地制宜地发展集体经济，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在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小康建设推进工作会议”上，田雄认为：中国农村将来的发展，小城镇建设是一个极好的出路。韩村河发展了，先建起小城镇来。韩村河的两个乡合并后，有27个自然村，4万多人。他建议以韩村河为中心，发展中心镇。韩村河镇的中心服务区就在韩村河村，现有的民房不动，周边还要规划，他跟镇上商量，计划用3~5年时间完成。韩村河中心镇发展起来了，这儿的村民可以农转非了。村民农转非后，就业问题、福利问题等都可很好解决，可以享受国家的各项政策，生活也就稳定了，不再担心因韩建集团的兴衰而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中心镇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由政府来管理运行，这样不仅能使韩建集团得以解脱，也避免农民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一两个人或企业身上。否则企业破产了，农民又恢复到以前的困难境地，这个可不成。有人说，将韩村河周边的村都收过来，村和地都归韩村河村管时，田雄说这样不行。全指望他，那路子不行，依他看小城镇建设，一部分市政设施、基础设施需国家和政府来拿钱，房子便宜点卖给农民，对房价要限价。这样既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又有国家支持；既是自主创新，农民自己干起来的，国家又不用背包袱。拿出一笔钱弄起来后，小城镇有自己的第三产业，有工业、农业，农民自己养活自已。田雄认为：“这样的发展，我看也是一种模式。”

南 街 村 的 “三 个 体 现”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九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

          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毛泽东

              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

          是体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

                                     ——王宏斌

                           集体优越，

                           集体温暖，

                           集体主义，

三个体现。

指导思想，

力量源泉。

   牛年元宵节刚过，南街村党委提出“三个体现”指导思想的同时，迎来了宝岛台湾东森电视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到南街村采访。在牛年的正月，让南街人就“牛”起来了。

新春伊始，南街村党委书记——村民职工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亲切地称“班长”的王宏斌同志，代表党委向全村提出村党委确立2009年“三个体现”的工作指导思想：一是体现集体的优越，二是体现集体的温暖，三是体现集体主义精神。体现集体的优越，就是“多”和“大”两个字。“多”就是人多、钱多、物多、智慧多等；“大”就是力量大，规模大等。南街村其所以能成为中国人羡慕向往，国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访报道的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农村都市，就充分地体现了集体的温暖，走集体化道路的优越。集体主义精神，首先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没有集体利益就没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关系着个人利益。“宁为集体造金山，不图个人半块砖”，这就是南街人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南街村其所以能成为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的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居乐业，幸福祥和，共同富裕的真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在于他们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动摇，充分发挥集体主义精神的结果。三个体现的核心是“集体”二字，实质是真正认识、享受到集体的“优越”和“温暖”，作用是要培养、强化和发挥好集体主义精神。在新的一年里，让集体的优越更优越，集体的温暖更温暖，集体主义精神不断提高，让“三个体现”更加发扬光大。

有了工作指导思想，班长提出具体的做法。一要从最简单的、最普通的道理讲起，二要从细小的事情做起，三要从问题的苗头抓起，四要恢复以前行之有效的做法。实践证明，简单的普通的道理能说明大问题，比那些空喊口号的官腔要强百倍；大问题都是由许多小事情、小问题未能及时得到解决堆积而成——腐败就是没有从改革开放，特别是89年群众的反腐激情抓起，才出现了今天难以收拾的局面；恢复以前行之有效的作法，就是不要忘记过去，更不能否定过去的好传统好作风，那就不会出现背叛。南街村顶不住“一刀切”搞了包产到户失败后，把村民涣散的思想就是用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唱革命歌曲和大学雷锋“三大活动”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重整旗鼓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把公有共富也否定了，那就必然走到邪路上去。1984年他们就总结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 ，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笔者在《南街村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等文内已提到，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要不为什么小岗村几次派代表团去南街村学习考查，并留言要走南街村集体道路。我们原来集体经济搞好的甚至是发展公有经济的模范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集体企业、国企的党组织特别是其领导，不坚持党的原则，学习小岗村和崽卖爷田心不疼的败家子把集体解散了，卖了；官商勾结、化公为私、以权谋私了，他自己成了党内的资产阶级、腐败分子。有的已被清除，有的还隐藏着，有的还靠保护伞作威作福或他自己就是保护伞。有人说中国已经形成以党内腐败分子为主的官僚资产阶级，有的说没有。只要官员将他的财产和主要亲属都是干什么的一公布，究竟有没有，群众就会一目了然。要不为什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喊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实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在口口声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社会主义中国却迟迟不能实现。这种阻力完全来自官员，也可能就是群众说的那个阶级。就连十七大代表也有30多亿资产，人称资本家代表。这样的代表比例竟比依靠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华西村、刘庄、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等8000多个共富村的代表还多。

如何鉴定“三个体现”的具体做法对不对，班长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一有利于实践毛泽东思想；二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三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中国革命和建设，8000多个共富村和南街村能有今天，特别是南街村恢复发展集体经济以后的20多年来，和以前正反两方面的对比都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无穷无尽的，毛主席的威望越来越高，正如南街人说的“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无论是“三大活动”，还是其他活动都要有利于提高人的健康素质、思想素质和技术素质，这就将德、智、体全面结合起来了，在村民职工教育上也体现了党的教育方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田搞单干的更优越；团结起来力量大，有能力搞规模化、产业化、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大企业，解决了大市场和小生产的矛盾；能充分调动并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避免了把地卖给新资本家和洋人老板而给其当雇工、受剥削的新长工村；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村民是村上的主人、摆正了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的主仆关系，经济发展的效益能更好地用于人民群众生活普遍提高和共同富裕。如果经济发展了，腐败严重了，化公为私、官商勾结、两极分化明显了，三大差别拉大了，那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因而，南街村的“三个体现”指导思想的提出，具体做法和如何鉴定，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结合本村的实际的创造。

就在南街村村民职工学习讨论、如何实践 “三个体现”的热烈气氛中，2月10日至12日、2月16日至17日，分别迎来了台湾东森电视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到南街村采访。

宝岛最大的电视传媒之一，东森电视台“两岸2009”节目摄影组，由新闻总部专题企划部副主任郭凤仪、新闻台摄影记者钟武正二人组成，以“小城拼经济——特色城乡”为主题，到南街村进行全方位采访拍摄后，郭凤仪深有感触地说：“台湾地区也在推行一村一文化、一市一文化，而我在南街村，才真正看到了这里独特的村文化。这种文化，能够让台湾的民众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思想，了解一个村子怎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南街村能够在国际金融风暴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为台商在投资规划上也是一个引导。”“让台湾的民众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思想，了解一个村子怎样发展集体经济的。”这些话在大陆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领导讲话中是罕见的。提到南街人的生活，她不无羡慕地说，“南街人没有忧愁，孩子们可以平安、健康地成长，人人有工作，生活真的很惬意。最令我惊讶的是南街企业的成长速度，从1986年到1994年，每年都以翻番的速度增长，现在已发展到26个企业了。”谈及南街模式和特色，她说，“就现阶段，我感到集体经济在一些地方是适用的，虽然不能大范围复制，却可以独树一帜。南街村就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发展集体经济的特色村。”她在档案馆陈列室留言：“南街村一游，深刻体验到集体经济带来的美好。”

加拿大广播公司驻上海记者处首席记者安东尼一行二人到南街村采访，详细了解“这个一直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村庄”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打算，准备“给加拿大人一个惊喜”。通过采访后，安东尼认为，南街村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村庄，他尤其对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和未来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印象深刻。他说：“现在全世界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南街村能够用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把人们团结起来，使每个人不是只想着如何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奋斗，共同考虑集体的利益，这不单单是对中国而言，对整个世界来说，对于如何共渡经济危机都是一个参考和借鉴。”

据悉，台湾东森电视台对南街村的采访，将于3 月中旬至3 月底在每周日晚十点半新闻节目播放，连播3周；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内容，在其新闻频道“世界六点钟”节目播出。该节目是加拿大官方一个非常著名的节目，它关注全世界的发展动态，听众辐射整个加拿大。

南街村用毛泽东思想育人，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引起台湾东森电视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重视和采访，并都给予高度评价，是“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发展集体经济的特色村”，准备给“加拿大人一个惊喜”！“这种文化，能够让台湾的民众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然而，我们的各种会议和文件，甚至连农村工作会议、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也很少或几乎听不到、看不到这样的话了。然而竟有人（包括崽卖爷田心不疼和还未清除出来的腐败分子——群众叫还在走的走资派在内）却不断地在抽梁换柱、无中生有地贬低南街村，用歪曲、夸大毛主席的失误甚至是别人的错误都硬要归到毛主席身上（如1958年毛主席在不断地批评、纠正浮夸风，社教中批评纠正打击一大片的形“左”实右），否定三反、五反等来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否定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刻不忘走苏联“和平演变”而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你说他们还是中国人吗？！正如邓小平所警告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这就将毛主席指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说得更清楚了。南街村等这些公有共富村的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中不高举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坚持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必然就会走上邪路。

从 小 岗 村 的 忧 虑 引 出 的 思 考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十

                    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

                  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

极分化快得很。

                                  ——毛泽东

                                 包产到户，

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

散沙一盘。

两极分化，

那是必然。

二十多年前，全国都在学习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2001年春，《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采访该村村长严宏昌时得知，村上已经穷得他这个村长连一分钱的办公费用都没有，出去开会，添置办公用品全靠自己掏腰包。但让他自豪的是，他这个村长全靠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孩子、一个当记者的孩子和老婆搞养殖来支撑着。尔后，驻小岗村的干部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后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两年后的2004年11月，在村党支部书记沈浩（据有关资料，他是省财政厅的干部被任命在小岗村挂职任小岗村第一书记）带领下，一行十三人中，有村委会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十八名发起人中的四人，来到南街村学习，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档案馆，沈浩书记紧紧地握着张天顺副馆长的手并非常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分田搞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是呀，严宏俊老人说出了承包后农村的现状，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上留下的就是“703861”部队。“70”代表古稀老人；“38”主要代表中年以上的妇女；“61”代表儿童，有的家庭只留下儿童。打工挣钱的目的首先是为孩子上学。这些孩子与有钱人被宠坏的“小皇帝们”相比，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孤儿。

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蓝皮书》称，“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养老和住房，超出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父母为了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只得忍痛和自己的骨肉分离。有的孩子甚至连父母的模样都记不清了。因为供一名大学生需要13.6个农民的年纯收入。（《报刊荟萃》2006年第七期第40页）有的家庭父母都出去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孙子，有的只留下孩子，晚上孩子提心吊胆地睡不好觉。有的家晚上失火将孩子烧得面目全非，父母几年打工的工资还不够给孩子看病。像这样的留守儿童中国有2000万。（《中国电视报》，2006年7月10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2008年8月28日说，目前全国农村的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人。有的给黑心矿主打工时，因安全措施无保障而出了矿难，家里还不知道，就像解放前被反动派抓去的兵阵亡了一样的无下场。因而，小岗村人参观学习了南街村后纷纷表示：“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务实工作，付诸行动。”沈浩书记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小岗村人经过几次参观学习后终于重新走上这条公有共富之路。从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包产到户到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算得上一次新的飞跃，对包产到户的否定。这说明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走向共同富裕。只有按照《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和毛泽东主席指出的走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走向共同富裕，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沈浩能不能像史来贺、王宏斌、刘志华、田雄他们一样，领导小岗村走这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看他在南街村兴奋时的表态和留言，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行动，让实践来检验。

公有共富是农村都市建设的“桥”和“船”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一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河。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

                        共产主义是天堂，

集体经济是桥梁。

要进天堂虽很难，

公有共富是飞船。

去刘庄、南街村、龙泉村、韩村河等国内外闻名的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已建成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标准。不仅这些村的村民，而且参观者都在说，20个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就是中央领导考查了他们这些村后，根据这些村的情况而提出来的。实践证明，这话说得非常中肯。然而，这些村为什么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秘密就在于，这些村有不求个人有，只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只求干大事的土生土长的致富带头人和以他（她）为首的立党为公的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始终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要不，为什么没有听到或见到像小岗村和学习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哪一个村已建成像这些村一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笔者多次提到，从“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约四千年的改朝换代中，尽管在古代就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丽理想，直到孙中山先生的“国歌”也有“一建民国，一进大同”，但为什么不能实现？就是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旧思想意识体系在作怪。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从“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的经济基础和指导思想上指出了除共产主义革命外，人类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为什么不能“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根源。共产主义革命就是用马克思主义革私有制的命，并实现两个彻底决裂。

公有共富是社会主义同私有少数人富裕多数人受穷的资本主义本质的区别。这些共富村在农业合作化后，有的一直坚持集体经济不动摇，不断地学习、实践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特别是能顶住违反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政策“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时，宁肯承受上级、工作组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甚至以抗日英雄的气魄多次进京找领导、找上级也不搞“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将集体分光包产到户。如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刘庄的史来贺等。有的顶不住压力，搞了包产到户而发现背离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时，就立即反省吃“后悔药”重整旗鼓发展集体经济，才建成了今天让世人羡慕向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南街村、北徐庄等。没有吃“后悔药”的，即使和华西一样的当年“江南两大寨”之一搞了包产到户，不仅未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连原来社员享受的集体福利也没了。这说明集体经济的公有是共富的根基。离开了集体的公有，必然走向私有和两极分化。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毛主席将过河的桥和船早就设计出来并将建造的材料备好了，共富村的农民没有停顿地已经将其建造好过河了，我们的决策者却硬是不坐船、不走桥，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真是今天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据此，笔者在想，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可在原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准20字后边再加上“公有共富”。那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公有共富”。因为公有共富，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现已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走之路。正如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河。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三页）这句非常有哲理的大众化语言，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任务上，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没有公有就不能共富。公有共富就是“桥”或“船”的问题。没有公有共富的“桥”或“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是一句空话。要不为什么搞了“一刀切”包产到户的广大农村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没有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就不能完成“过河”的任务。因而，解决公有以达到共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是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肯定会加快。正如这些共富村村民所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天堂，公有共富是桥梁。因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那一项都离不开集体经济的公有。这些公有共富村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村民人人有份，人人在村上打造的各种企业平台上平等上班，劳动能力和分配差距就不存在因私有制和各种暗操作而人为地拉大，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人享受的福利在不断地增多；由于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老板而是由村民当家作主选举产生村上和企业领导，并接受村民的监督。由于团结起来力量大，集体的优越性就能充分发挥并能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私有制不能解决的人心背向题，生产力解放了，生产发展了，大家的生活就宽裕了。村民们都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这就从经济上的平等促进了政治上的平等，那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就不断地成型、完善和提高。

  共产党姓公（社）不姓私（资）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二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毛泽东

                             共产党姓公不姓私，

走社会主义不走资。

既不姓公也不姓私，

不议论结果就是资。

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是同生死共命运、永远不能分离也不会分离的同一体。尽管政党都是阶级的政党，但只有共产党敢于公开申明它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领导人民干革命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社会的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并用它去剥削压迫多数人的少数人富裕、多数人受穷的不平等社会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对生产资料都有份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人在自己的一二三产业平等劳动、共享劳动成果，先建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他任何阶级的政党都不会提出消灭私有制，尽管也喊“人人平等”，甚至“社会主义”口号。就连苏联解体、东欧蜕变之前的“和平演变”期间明知自己是在复辟资本主义，但仍没有放弃这样的口号，就在于在这个口号的掩盖下党内的当权者——走资派就像战争年代的汉奸一样，打着红旗反红旗地在大搞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私有化勾当。这就实现了帝国主义用战争不能颠覆、消灭的社会主义国家，终于通过“和平演变”不动一刀一枪就“不战而胜”了。

共产党姓“公”的具体表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枪杆子夺取政权，让人民当家作主后，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公有制，并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一个消灭”（消灭私有制——这就是共产党姓公不姓私）和“两个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主席根据苏共变修和中国“一化三改”后遇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党内脱离群众的既得利益者不愿继续革命的当权者，将两个彻底决裂具体化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出现的严重腐败、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致国家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私有化来看，尽管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易，但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则更难。也就是说，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实现，如我国的“一化三改”，只用了三五年时间。但在政治思想上要同维护私有制的“关系”和“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让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道路，那就不是在短期内，而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过多少代人的继续不断努力才能解决。两个彻底决裂的问题不解决，消灭了的私有制通过党内掌权的修正主义分子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等多种方式，在“改革”旗号下的暗操作仍能化公为私而复辟资本主义。这大概就是帝国主义用“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据，是苏联七十年历史被解体的现实，也是中国六十年的今天所面临的官员腐败、官商勾结搞私有化和两极分化主要危险。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党制（执政），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一旦经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就会私心泛滥，特别是消灭私有制后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漫长进程中，在老一代革命家打江山、保江山的功劳薄上以执政党自居，借批判老一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不走的一些曲折的道路中出现的一些失误，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失误大做文章。如赫鲁晓夫借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全面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罪恶，被他的第二代赶下台时竟恬不知耻地说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再经过他的第二代到第三代戈尔巴乔夫就将苏共解散了、苏联解体了。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应人民大学之邀，于2000年5月讲座中就苏联解体研究得出的结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所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在苏联未解体前，当他同莫斯科一个叫尼库拉亚夫的高级干部交谈时，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听了感到不可理解，现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确无误地揭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精英们 “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就将苏联解体了。当谈到苏联解体的教训时，他说：“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不能采取有效的抑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当谈到中国有什么危险时，他说，“我感到危险主要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扩展，这一思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据我研究，凡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一旦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第26～30页）这话说得多么恳切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私有化”——姓私（资）而不姓公（社）。从我国当前的“权力超富”就可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在此引用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演讲时自白道：“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类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往上爬。”（同上第10 期，第13页）他爬到最高地位后就有权将苏联解体了。一些个人野心家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地得到重用和提拔，这在我们党内见到的还少吗？可惜呀，实在可惜，敢于报道揭发苏联解体内幕、敢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探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深受读者欢迎的《真理的追求》杂志，竟于2001年只出到第7期、一句话也没有告诉读者就让人不可思议地突然关闭停刊了。

毛主席最担心的是中国走赫鲁晓夫上台后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列主义红旗，“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赫鲁晓夫进行了迎头痛击。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对张平化说，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对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样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样保护发展自己的民族的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安稳了。张平化听后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巩献田《毛泽东与包产到户》

现在结合我国的包产到户后的严重腐败、官商勾结、大卖国企、个人承包国企（国企包产到户）、国企大量破产、私企外企兼并国企、商业流通领域基本没有国营、让农民把地卖给甚至强迫卖给私企、外企，再让农民给他当雇工受剥削等导致分配不公、三大差别不断拉大、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已到世界之最，我们大量买美国的股票为美国解决困难，我们的大使馆被美国轰炸、战机精英王伟被美国打下、南海岛屿（美国和他们联合开发、卖给军火并搞军事演习）、边界不断被侵占……对毛主席包产到户导致私有化的恶果究竟有几位省级以上的领导像张平化一样“我懂了”。

    原来总认为，古巴国家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只有20多美元的工资，是因为古巴太穷了。然而读了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张心阳的《古巴为何无人上访》一文后才恍然大悟。古巴的经济在世界190个国家中居50位，排在中国之前，属中等发展国家。部长工资450比索（约25美元），教授490比索（不会出现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位置的反常现象），卡斯特罗500比索（比教授高0.5美元）。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实行免费医疗，免费上学，从“襁褓到坟墓”一包到底；从中央到老百姓人人平等；物质生方面领导从来没有特供，只给儿童和老人多一些。失业率2％，几乎人人都有工作，高干子弟绝不会保证什么省级、将军……之类的职务。这就不难看出古巴才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共产党姓“公”不姓“私”，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国家领导和人民心连心，人民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干部是真正的公仆，人民是真正的主人，没有腐败特别是普遍的、严重的腐败；人民有事可直接找领导，因为古巴政府门前不搞禁区，无“闲人不得入内”，老百姓进政府的办公楼如同进自己的家门一样；人民在路上可招手让领导的车停下给他谈问题，领导的车若有空位老百姓还可搭便车；中央领导出行不会开辟专道，也没有警车开道，没有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那谁还去搞什么上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古巴革命刚胜利后，我们经常说古巴是“三最”国家，即最苦的国家、最甜的国家、革命意志最坚决的国家。所谓最苦，因为在美国眼皮下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弹丸小国，美国对其进行经济上的封锁，政治、军事上的威胁，使古巴人民吃尽了苦头；最甜是说古巴以产蔗糖为著称；革命意志最坚决是说古巴不怕大国、强国的威胁，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半个世纪非常稳步健康地前进着。“从襁褓到坟墓”一包到底，古巴人不吃糖也是世界上最甜的国家。

如果中国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权力超富”经济和官商勾结搞私有化，并将少数人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美其名曰：“新社会阶层”；贯彻执行而是不批判、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搞包产到户的私有化和人为地拉大贫富差距；能吸取苏欧蜕变的教训；能学习一下古巴“从襁褓到坟墓”一包到底；中央、省部级和各级领导和平民百姓的工资差不多，没有高干特权和特权子弟，拒腐蚀永不沾，那党群、干群关系就能保持战争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鱼水情，那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肯定比现在好得多。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全国人民就能团结一致，社会秩序会更稳定、安定得多，这已为华西、刘庄、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兴十四村、南岭村、滕头村等等所有坚持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证实。“工人下岗、农民上访、腐败分子三讲……”这些新名词就不会出现。即使有个别坏人闹事，他只能是过街的老鼠。就连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其所以也害怕毛主席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五二0 ”声明，很快就到中国来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1972年我国历史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最多的一年。就是因为中国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有巩固的能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有牢不可破的工农联盟；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钢铁长城。我们的南海岛屿、边界，别国不敢轻举妄动，更不会仰人鼻息。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的道理，也是共产党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的道理。这个道理不需要什么高学历、高级别和进高级党校培训的老百姓都懂，都能理解。就是人民群众经常说的，要知道自己姓啥位老几——共产党姓公（社）不姓私（资），是在中国实现“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领导者。

    苏联解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展观的背叛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三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列宁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

刀子，俄国人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

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

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

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

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

     堡垒内部易攻破，

修正主义是根苗。

帝国主义新战略，

和平演变不动刀。

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经过列宁、斯大林两代领导人的努力，已将贫穷落后和被二战破坏成千疮百孔的苏联，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而建成敢于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对抗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然而，当她74岁时，领导她的苏共解散了，她也被解体了。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背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2000年5月举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东欧的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他认为，苏联解体的“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1956年以后形成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成了后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前提。基列夫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背叛时，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尔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讲演时的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

“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可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

“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和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

“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十期，第13~14页）

戈尔巴乔夫怎样把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苏联演变成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他在苏共已被解散、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基本实现的1991年11月与《莫斯科新闻》主编谈话时就说：“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指他上台不久——引者）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于是，他采用迂回的方式，使用似是而非的语言，制造思想混乱，诱骗群众跟上他走私有化。因而，他主要通过诋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私有化鸣锣开道；通过宣扬笼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引向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利用模糊的“非国有化”，引向明确的私有化；通过谈论抽象的市场经济，引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一期，第30~32页）

这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一脉相承的现代修正主义主义路线的形成、发展到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自我写照。也是任何阴谋家千方百计地向上爬而身居高位时就原形毕露的写照。赫鲁晓夫就称斯大林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林彪将自己伪装成毛主席的好学生；假检讨……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我们的新闻媒体报道的和他握手并宣布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人们对两国关系正常化很能理解，但对两党关系正常化很不理解。因为戈尔巴乔夫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这说明了当事人的水平。现在大概理解了吧！

再看看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2000年5月24日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就苏联解体的原因所作的专题讲座是这样说的（摘自《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七期，第26~30页）：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共产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部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在令人震惊。”“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的尽快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所以我认为，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叶利钦，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位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我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联还存在。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听了感到不可理解。现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准确无误地提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把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同苏联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20年间，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中国经济改革的措施是把国家的有效控制和市场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国社会群体中，不平等的现象在大幅度增长，失业人数在增加，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所获得的福利在逐步减少。如果说在前进中有什么危险的话，我感到，危险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据我研究，凡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一旦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现在俄罗斯已经走上了这条路。我想中国的领导要比俄罗斯人高明，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词汇的俘虏，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这是在8年前说的，现在中国三大差别、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现象确实在“大幅度增长”。但愿中国不走精英集团官商勾结的私有化道路，“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但从现在暴露的问题还不能得出结论，必须靠实践来检验。

还有一些谈苏共亡党亡国时的文章提到，苏联的干部路线违背列宁晚年多次提出的防止“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人民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要改变苏联建国初期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要按照《党章》、《宪法》规定选举党、政干部。斯大林没有这样做，继续采取委任制，而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时，唯独没有否定这一条而把它继承下来并强化了，特别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很多都是和人民无关，而是为了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谢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强维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他和波德戈尔内等联合起来，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像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任命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从而，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保留在领导层，导致党的整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

从这些研究文章的分析不难看出，毛主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明确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与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等同志谈话（汪东兴也在场）时，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中国剪报》2007年12月7日）毛主席这时指出苏联的问题已与二十多年后苏联解体时的情况是相符的，可见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们的权力之大，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提意见他不但不听，反而还要遭打击迫害，这已为我们的一些腐败案件将举报人和证人及其亲属、知情人被迫害、致残、致死所证实。从而不难得出，只有共产党自己本身硬，像毛主席领导三反五反那样发动群众和利用“四大”的成功经验惩治腐败的重要性。这才能真正起到“以人为本”的监督作用，让毛主席在延安时代就提出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新路的重要性落到实处。从苏共亡党亡国、东欧蜕变不难看出，党内的“精英集团”就是党内的走资派，他们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却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权大于法，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人民无权监督他们。这就是苏共那些“精英集团”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用法律剥夺人民切实可行的监督权，变以人为本为以官为本，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发展观的要害。从而导致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堡垒终于从内部攻破了，社会主义完了。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堡垒就是共产党，特别是高层领导、首脑机构。堡垒既已攻破了，那还能有社会主义国家吗？这就是毛主席在谈接班人五个条件时所告诫的：“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主席语录》第240页）因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就是打江山和保江山的，不会也不容易忘记过去，即使有也是个别的；第三代、第四代就不全一样了。要不，我们为什么从第三代起就大量出现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呢？只要在政治思想上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两个彻底决裂），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才能先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只承认和只顾解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忽视了，或者有意回避和歪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那就必然会上“和平演变”的当，甚至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与其同流合污，那就会被“和平演变”“不战而胜”了，或者主动跟在美国屁股后边缴械投降了，正如科茨说的“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子集附庸”。

“猛药”先给以权谋学位的官员下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四

                     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

                                                 ——毛泽东

                               治国先治官，

道理很简单。

官要领导民，

民是国之本。

官民鱼水情，

力量大无穷。

上梁若不正，

后患必无穷。

教育部部长周济3月15日在加强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座谈会上提出，要对学术不端行为“下猛药”，要将学术道德教育纳入高校课程。他说：“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要像对待假冒伪劣商品一样‘零宽容’，实行一票否决。”“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并提出当前要加强教育引导，规范学术管理和加强学术监督三项措施。（《中国剪报》2009年3月18日）这话听了让人振奋，但能不能真的实行却让人非常担心。因为像这样惩治腐败的“硬话”、“猛药”不知说过多少遍，处方开过多少次，中央的红头文件、政策法令也不知有多少，但就是“刑不上大夫”。对高校来说，“猛药”先给秘书代读或买学位的官员下。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零宽容”只能对考试作弊的学生和一般的教师，只能是杀鸡给猴看。

权力侵蚀学历已经成了高校无人敢治的一大灾害，称得上世界之最了。这就明显地危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国际威望。不少高校以国外承认其学历（文凭）而感到自豪就是例证，使“圣贤”之地的“清水衙门”变成人称的“清水衙门里边坐的糊涂官”。在此，仅举司空见惯中的两例。

例一，据《生活文摘报》2007年11月23日“秘书代上课，坐满一教室”一文载：近年来，中国政界掀起了一股攻读学位的高潮，一些官员的学位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有些官员混文凭的方式，真是千奇百怪。”北京某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报名、考试、结业时，官员们会亲自出面，平时上课基本由秘书代替，有时甚至会出现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局面。”南方某地区驻北京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他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给领导当秘书，工作还不到一年，就被调到驻京办。平时的工作就是替领导去学校听课、完成作业，还要负责与导师搞好关系。学期末考试，基本是开卷考试，考试也很简单。平时成绩占80％，考试占20％，只要他这里没问题，就是领导考零分，最后的科目成绩也能合格。

例二，《报刊文摘》2008年12月3日，以“官员博士学历大跃进权力侵蚀学历背后隐情”一文谈到：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一些部委领导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和高校集中的省份，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官员以权谋学位，教授以学位谋资源。河南省一名曾获得某著名高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副市长告诉记者，博士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地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借助官员的权力获得诸多的社会资源。某大学一位教授向记者透露，因为带了两名官员博士生，该校一位博导的儿子被安排到重要单位工作，博导每年都被邀请到“官员博士”所在的国家风景区度假。这位博导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新房子，两名“学生”一名赞助了装修费用，另一名赠送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丰厚的回报对其他导师带来了心里冲击。一些导师开始自降身份，有意识的招收官员学生，并在入学考试、论文等方面主动“帮助”。郑州某高校一位副校长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虽然有不可推缷的责任，但学校无实力抗拒拿文凭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

仅这两例，已经看出中国的官场不仅可以买卖官帽，升了官利用职权和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给博导和学校好处而让秘书公开地大张旗鼓地代读博士学位。然而研究生院的负责人、高校的副校长都清如水、明如镜，但就是“无实力抗拒”，竟然说出“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局面。”这样，高校的规章制度就成了只能处理考试作弊的学生（学生称弱势群体）。难怪被处分的学生背后在骂娘。这样骂得对，骂得好，骂到了中国教育腐败、质量滑坡的要害！难怪有人对我们高校的教育和中国教育有这样的顺口溜：博士不博，教授不教，硕士不硕，学士不学，小学娃娃负担太重，中学娃娃拼命。我们的高校和原来相比，普遍降一级——本科相当于原来的专科，硕士相当于本科，博士相当于硕士。大学毕业难找工作，上技校后有了技校文凭才好就业。这大概是给中国特色教育一技响亮的耳光吧！？

尽管高教存在官员以权谋学位的严重学术腐败行为，但周部长已“下猛药”来治。然而这个猛药如何下，先在哪儿下？群众则明确指出：如果这个猛药不是假药而是真药，首先应给让秘书代读学位和买学位的官员下，并从以上两例的高校做起；要像周部长说的“加强社会监督”，“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第二，发动群众揭发和高校自查，对揭发人要保护、奖励；让秘书代读博士的领导，如果是秘书揭发出来的，就将他的宝座让秘书代替，说明秘书水平比分高，这样才名副其实；对开党代会、人代会等各种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审查应加上学历审查这一项。对查出来有问题的官员、代表一律撤销。这样将学术上的腐败和其他腐败一样严惩，以体现“零度宽容”，才是“手不软”，才能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名副其实。不能再像北京某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那种“滑稽”再滑下去；让郑州某高校副校长有实力抗拒官员以权谋文凭的“官员博士化”。要让这些以权谋学位者像今年陕西研究生考试时，某县一局长不遵守考场规则，却理直气壮地对监考人说，我是用钱买文凭，管什么规则不规则一样暴光，受处分，让这样的人成为过街的老鼠，从高校被打出去。这样一来，上梁正了，下梁就不容易歪了，即使歪了，也好治了，因为小腿总是扭不过大腿嘛。才能真正体现出在惩治高校学术腐败上“擒贼先擒王”地从源头抓起，才真正能体现出在高等教育上的以人为本，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发展观。因为中国的特色是官大一级圧死人，上治下容易，下治上难。

好，让大家都在等看周济部长 “下猛药”的结果吧！

“扶正圧邪”与领导带头、责任追究和群众监督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五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

              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

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

                                    腐败“硕鼠”虽可恶，

“八荣八耻”全颠倒；

要让人民当“好猫”，

看他哪里还有“窝”？！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日前在全国机关党建工作会议上指出，正气是歪风邪气的“克星”，是治理机关病的“灵丹药”。只要把机关的正气树起来，把干部心中的正义感激发出来，歪风邪气就会无处藏身。

他说，脱离实际、不负责任、官僚主义、铺张浪费是一些机关存在的“痼疾”。这四种机关病犹如毒性很强的传染病毒一般，极易传染蔓延，损害机关的良好形象，降低机关党组织的公信力和战斗力。这种痼疾其所以难以彻底根治，既有一些干部权欲过重，凭借公权谋私利的原因，也有一些地方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机关“正气不扬，正不圧邪”所致。

李源潮表示，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必须把改进机关作风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要倡导求真务实之风，克服脱离实际的作风；倡导负责敬业之风，克服不负责任的作风；倡导艰苦奋斗之风，克服铺张浪费的作风。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一身正气、坚持斗争，“坏作风”就难成气候，机关也会风平浪静、风清气正。（《中国剪报》2009年5月18日）

李源潮部长这段话讲得多好呀！然而，群众看后却认为讲这样的话不止一次了，查一查我们党改革开放30年来讲类似这些话的“红头文件”、领导讲话、这不准那不准的规定等等，可汇编成一本很厚的册子，但为什么收效甚微，使腐败和改革开放长期并存，且大案要案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字越来越大、处理越来越轻呢？仅十三、十五、十六大期间党内就处分了200多万，相当于夺取全国胜利前七大时党员数的两倍。关键是缺乏领导带头、责任追究和群众监督，未跳出“以官治官”、以“文件治官”、“以会治官”的圈子。建国初期搞“三反”“五反”，军衔评定和工资制为什么能够短平快地惩治腐败，没有争权夺利，就在于领导带头、有职有责和发动群众来揭发监督。第一大案的刘青山、张子善在两三个月内能解决问题，并在省会所在地召开两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省领导亲自主持大会并讲话。其所以雷厉风行和教育意义之大是现在惩治的比刘、张大多少倍的腐败分子从来不能相比的，就在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三反五反”同镇反一样重视来抓，把贪污和浪费都当成极大的犯罪来抓，并像战争年代一样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来搞。正如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我们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这就是老一代革命家薄老对三反和我们现在惩处腐败的评价，意味多么深刻呀。人民群众也在说，“腐败‘硕鼠’虽可恶，‘八荣八耻’全颠倒，要让人民当‘好猫’，看他哪里还有‘窝’”； 各种歪风邪气其所以猖狂，就是因为“人民没有‘四大’了，腐败分子不怕了”，“毛主席好领导，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吃喝嫖赌连根倒；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宝入了库，腐败很难治”。这就说明中央决心发动群众和群众参加、监督的作用。任何难办的事，只要群众起来了，连日本鬼子和反动派都害怕，腐败分子则更可怕。要不，为什么那么多的揭发者和证人倒在了腐败分子的毒手之下。我们现在对腐败分子多是异地审查，当地、本单位群众根本就不知道，有的腐败分子单位领导还向群众保密，就怕“拔了萝卜带出泥”，甚至对腐败分子副校长第二次宣判后，还给继续发了半年工资，群众再提意见也不顶用，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下禁令不准在别人身上再追究，这就足以说明“萝卜”和“泥”的关系了。有些解放前是“地下党”的老同志气愤地说，“我们这些人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办法，但对自己党内的腐败没办法。”对腐败分子的处理也不开群众参加的公判大会。群众称其为“单线联系”的“秘密反腐”。利用中央出现的陈良宇、程克杰等这些反面教员，可分别在上海、北京开多少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像奥运会一样中央主要领导讲话，以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对惩治腐败的决心，让腐败分子有压力，谈腐色变。这样对惩治腐败和教育干部的作用要比多少“讲话”和“红头文件”的威力大得多，有钢用在刀刃上，就能将干部的正义感“激发”出来。这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非常成功的宝贵经验。

在搞军衔评定和工资制时，毛主席不要大元帅，尽管肩章都绣好了却只能当做文物收藏在博物馆保存着，以教育后人；周总理、李先念等这些领导都不授衔。毛主席不拿一级工资，并说一二级工资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和元帅一样都拿三级；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带头降低自己的口粮和工资，不吃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难关。毛主席到临终一直拿他四百多元的工资。周总理逝世后，有人写回忆文章说，他还欠总理二两粮票；毛主席不要防弹服，据说已做好也不穿。这就是党的最高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有人说，如果在那个时代两会代表、委员们提出官员申报财产和亲属都是干什么的，肯定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代会带头申报；朱镕基当总理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也会带头申报。每年开两会时，都要提出好多数字指标，但就是没有把年3000亿公车开支、4000亿公款吃喝、3000亿公款出国旅游、3700亿中央企资产流失等降低、压缩到多少。也没有见那一位领导在会上表态他绝不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亲属违法乱纪，并让群众监督、揭发而立“军令状”。毛主席在延安将人民监督称为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新路。可以肯定地说，好政府、好干部是在密切联系群众中，人民群众监督出来的，单靠没有压力的倡导是难以实现的。特别是十七大也有几十亿资产的“老板”代表（群众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且这方面的代表名额还比南街村、华西村等带领群众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领袖的代表还多。那就为入党的目的是要升官发财者学有榜样了。反腐的实践证明，这些人的歪门邪道多，会抬轿子、吹喇叭，容易得到上级的重用和提拔。在此问题上共产党员首先应按八大《党章》规定的是不剥削他人劳动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最起码的最低的条件。否则，共产党就不姓共（公）了。有人说党内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有人否定。但只要官员将自己的财产及其亲属是干什么的申报了，就可一目了然。资本主义国家官员包括总统上任时都要申报财产，难道立党为公的共产党的官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喊到现在就不敢申报、不能申报，这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天大的笑话。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执行处处长郭文纬，2005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政府治理学术沙龙上，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模式：“零度宽容”，即“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零度宽容”不仅体现“严禁”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有一整套完善的“违者必究”的措施，使“零度宽容”操作“到位”。正由于对腐败分子实行“零度宽容”的严惩不贷，今天的香港才以廉洁著称于世界。与此同时，他反观内地，就拿“节日腐败”问题来说，不少地区和单位在节前都印发禁止向领导送礼（现金、代金券等）的文件，但节后又有谁为节日期间收礼金而被追究呢？难道领导干部在节日期间都自律的“一尘不染”了吗？由于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和和有力的“违者必究”措施，使这些“红头文件”必然沦为“空头文件”。（《中国剪报》2005年2月2 3日）这话说得多么确切、实在而中肯。只要联系实际查一查我们的“红头文件”、有关规定和领导讲话，就一目了然了。韩国反腐败不仅与香港有相同之处，人民还敢于弹劾总统，弹劾后没有问题，总统会当得更好。这在中国行吗，人民敢不敢弹劾省长和中央领导？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这些，那社会主义就在全世界就胜利了。然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些，就将苏联解体了，东欧蜕变了，我们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和腐败、两极分化成正比的关系。这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是相悖的。

毛主席对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为什么以后又将自我批评改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们的理解是，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连死都不怕，是能做自我批评的。然而在和平环境则较难，特别是没有经过艰苦锻炼和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中不是正道来的干部，有的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听不得不同意见，将不少人民的正当要求动用公安就是例证。有的将党的三大作风变成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提拔他的领导和官帽商），表扬（抬轿子的和新闻媒体吹捧）和自我表扬（自我吹捧）。把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变成汇报、总结时要成绩，不要缺点、错误；要建议，不要意见，要说今后怎样办，不要说以前为啥没办好。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变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程克杰、庞家钰等好多腐败分子就是在群众七八年的揭发过程中，边腐边升的，甚至有的人为揭发还受到处分。李昌平这样很难得的乡镇党委书记，告了“御状”而经过调查证明是正确的，但也只能辞职去给香港的慈善机构打工。那还能出第二个李昌平吗？正义感能“激发”出来吗？当宝鸡市曹长征用实名和自己身份证复印件向上级举报庞家钰达八年之久，竟将其由宝鸡市委书记边腐边升到陕西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几年后才被“双规”。仅他搞的宝鸡市供水的豆腐渣工程就已爆炸了十多次。当曹长征将这一喜讯告诉原宝鸡市庞的部下时，他竟然说了“中纪委算个球”这样的话。这话意义“多么深刻呀”。如果没有揭发，这些人是否能被惩处？现在究竟还有多少类似这样的情况？中央那些反腐文件、领导的讲话他们都看过，“三讲”也参了（民谣称其为，工人下岗，农民上访，腐败分子三讲），但就是不起作用。如果能像“三反”“五反”一样发动群众，那很快就会解决问题，不至于造成今天群众将腐败称为“癌症”。不信，那就试一下吧！再不要老叶公好龙了！像陈良宇、程克杰和几百名省部级腐败案，特别是边腐边升的腐败案，很少甚至没有追究那一位领导的责任，难道他们都是孤立的吗（有人说康生、谢富治从八宝山滚出来，到时候也有滚出来的）？但有资料报道惩处腐败时，竟有70％案件有人说情。因而，群众希望对李部长的讲话能有“严惩不贷”的得力措施“监督到位”和“违者必究”，才能“刀响见菜”，才能“扶正”，将“正气”变成脱离实际、不负责任、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痼疾”歪风邪气的“克星”，是治理机关病的“灵丹药”。才能使“三倡导”、“三克服”的正气压倒邪气。千万不要成为“万金油”，更不能沦为……

   赞农民领袖的老黄牛火车头精神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六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

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

批判资产阶级。

                                        ——毛泽东

                                      走集体道路，

不包产到户。

大家共同富，

领导居首位：

既是老黄牛，

也是火车头；

先当老黄牛，

再当火车头；

当了火车头，

还是老黄牛。

无私又无畏，

神州创奇迹。

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中国就能兴旺发达，社会也就安定了。天下第一村华西村，黑龙江兴十四村（南有华西，北有兴十四村），深圳特区里的共富村南岭村，河南的刘庄、京华实业公司、龙泉村、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第二个南街村北徐庄，北京的韩村河，浙江的滕头村，石家庄的周家庄人民公社……这些地方的农民其所以都能过上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不仅多年来无刑事犯罪，而且环境也很优美。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分别在以吴仁宝、傅华廷、张伟基、史来贺、刘志华（女）、梁修昌、王宏斌、徐德全、田雄、傅嘉良、雷金河等立党为公的农民领袖为首的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这些农民领袖和以他（她）为首的领导集体，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国以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笔者将其归纳概括为：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的身先士卒的老黄牛火车头精神。从而真正学习、运用、实践、发展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公有共富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纪念堂也放心。

三大作风和延安精神是执政为民之本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语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延安精神，是共富村执政为民的根本。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私有，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人人平等，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开天辟地以来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先建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就是他们入党宣誓过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信念，并要为实现这个大目标而奋斗终生。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必须说到做到，走群众路线，把群众团结起来，进行艰苦创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百折不挠，不断前进。正如王宏斌同志所说：“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因而在搞队办企业无资金时，党支部带领党员义务在火车站干装卸，挣来几万元全部交集体；当包产到户后粮食减产、社员生活水平和党支部的威信降低，大字报使王宏斌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重整旗鼓恢复发展集体经济，并总结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徐德全在大旱面前，因包产到户使原来集体的水利设施被破坏而致两千亩秋田基本绝收的惨状面前，立即将自己的两头牛和磨面机卖了3000多元拿到村上，退伍军人村长徐奎生把部队发的安家费一分不留地拿到村上，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徐明勋把自己准备盖房的25000块砖拉到要修复的机井台，就这样带领社员集资，使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集体经济之花又开了，并成为全国闻名的共富村，人称第二个南街村。傅华廷是由山东移民到黑龙江的兴十四村的党支部书记，用人拉犁开荒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成为全国十大闻名村、联合国国际农业示范基地。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社长、“老坚决”、抗日英雄雷金河在一刀切地包产到户压力下，三次进京找抗战时的部队老领导，并向省上立“军令状”，终于将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保存下来，在世界经济危机的2008年创造了一万多社员除过吃粮、医疗、孩子上学等十多项人人都享受的福利外，男女老少社员人均分红6000元的奇迹。史来贺宁当包产到户的 “钉子户”也不把集体分掉，就是为了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让解放前的“长工村”村民，年产值十多个亿，每户住上一单元四层470多平方米……这都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和延安精神的优良传统，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出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奇迹。

五七指示是农村综合发展的阳关大道

毛主席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指出：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为农民指出不能只搞单一的农业，而要搞林牧副渔、办工厂等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的道路，为逐步缩小、消灭工农、城乡、体脑劳动之间三大差别奠定了基础并指出方向。因而这些村在搞好农业解决温饱为国家多生产粮棉的同时，发展林、牧、副、渔、办工厂走亦工亦农综合发展、共同富裕的阳关大道。先由作坊式的手工操作逐步发展到现在每个村都有数个到数十个现代化企业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工、农、兵（民兵）学（村办的从幼儿园到高中，甚至大专学校）、商为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兴十四村有3.3万亩幅员，其中耕地1.6万亩，林业1.13万亩，4千亩草原发展畜牧业。漯河市有几年夏季抗洪，南街村的民兵也积极加入到部队的抗洪救灾和抢险中，还参加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我们的后备军在前进》民兵方队；由南街村入伍的两名新战士，因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毛主席雕像前站过岗，受过严格的训练，入伍后被首选到天安门前为国旗站岗。这些村的民兵组织比较正规，训练有素，劳、武结合。既是生产中的尖兵和社会治安的勇士，也为部队输送了好多合格的战士。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的教育全由村上免费提供，有的连上大学、博士的费用都由村上承担。这些共富村将原来的生产大队和周边村在“五七”指示的指引下发展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则将一个公社发展成我国独一无二的在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式的共富乡。通过这些村有目共睹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实践了毛主席对中国农村如何发展的蓝图，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为我国的广大农村，而且还为朝鲜、蒙古、越南、古巴这些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可借鉴之路。然而这仍未能引起我们的高层决策者像重视小岗村一样地重视这些村、公社。

大庆大寨是学习的榜样

这些村原来都是比较穷的穷乡僻壤之地，种粮人还靠国家供应返销粮过活。在农业合作化后，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后，都在学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战天斗地搞农田基本建设；学大庆人的“三老”（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天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工作一个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工作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工作一个样）完全自觉认真负责的主人翁精神。周总理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做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华西、上旺就是当年学大寨中的“江南两大寨”的典型，上旺搞了包产到户之后，与华西已成了两股道上的车而产生出两种结果；刘庄在学大寨运动中，结合自己大队的实际，自力更生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并发展畜牧业、办工厂；南街村、龙泉村、小冀镇东街五队等学刘庄搞好农田建设的同时，走有工共富的道路。现在不仅这些精神不提了、不学了，不少人竟用学大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来全面否定农业学大寨，甚至要通过否定大寨来否定农业合作化，进一步否定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非常危险的。就说陈永贵吧，他还当了只拿大寨大队工分不领工资的副总理，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不领俸禄的“工分宰相”。现在谁能办到呢？恐怕大官车档次低了、下去不搞警车开道、前呼后拥的轰轰烈烈地迎送都不行。因而，群众就有“听见警车响，人们在猜想，不是抓逃犯，就是来首长”来形容当今大官下来的威风。然而，古巴大官的车，群众可以“招手停”搭便车办事、反映情况，群众有什么事情随时可去政府部门找领导谈，进政府门就像出入自己的家门一样方便，更没有高干和高干子弟的特权。这就是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张心阳写的“古巴为何无人上访”的缘由。

“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法宝

1960年3月，毛主席在对鞍山市委关于鞍山钢铁公司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总方针。它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创造的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鞍钢宪法”，也是党的三大作风在办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这些农民领袖企业家创办的村办集体企业，就是按照鞍钢宪法始终坚持政治挂帅，使企业姓社不姓资的公有制性质；干部整天和职工战斗在一起，既是战斗员，也是指挥员，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力，才有今天数个到数十个厂（公司）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现代化集团公司。刘庄的机械厂就是史来贺和“三个半”铁木工将几个报废的汽车喇叭拆开后，将能用的零件装到一起后成功的启发中办起来的。可惜呀，实在可惜，从现在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可以看出，在我们的国企里工人不仅不是主人，甚至连在旧社会一些资本家的工厂都不如。有的国企成了领导的私企，对工人动不动就用下岗来威胁，甚至连上厕所的权利都没有，只好尿裤；有的外企老板强迫工人喝尿，随便就对工人进行搜身。但工人还不能造反，甚至还受“法律”保护。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是替工人说话，替领导和老板办事。现在有几个国企领导知道鞍钢宪法，执行鞍钢宪法？只知道他的工资比工人高数倍、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更高。更让人不可思议甚至气愤的是，197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经过几次增订到2002年版，却将“三老四严”、“鞍钢宪法”、“人民公社”、“又红又专”等也“增订”掉了。不知其依据、目的、用意何在？难怪我们的国企一个接一个地被崽卖掉等多种“改革”手段化公为私、以权谋私而破产，导致工人下岗、失业，但其书记、厂长有几个下岗、失业的？这就是法宝被否定，国企就变味、就倒闭的道理。原来很好的国企，在卖厂风、承包风的歪风邪气风暴中，他当书记、厂长把国企办不好，但将其卖给或承包给他及其亲属却能办好，这人还是共产党吗？这在战争年代恐怕是汉奸和叛徒吧。这样的人在党内究竟有多少，值得深思。让他掌权，究竟是为谁掌权，为谁执政，以谁为本，走的什么道路？这大概就是不姓社，不姓资，不议论的依据和归宿吧？！现在的腐败成灾，不能说与此无关而归到毛主席身上吧。其实相反，正应了毛主席担心的农村包产到户后，工业的公有制性质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

干部是决定因素

这些公有共富村其所以能过上让世人羡慕向往的农村都市生活，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毛主席所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也就是在实现 “一化三改”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要先建成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必须有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和农民领袖带领下才能实现。这已为这些共富村的创举所证实。以这些农民领袖为首的党组织，不仅他（她）自己，而且在选拔干部时就是按照党的“三大作风”、“三要三不要”原则、接班人“五个件条”和“四化”等综合考查、严格选拔、培养和任用。因为三大作风是我们党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法宝。接班人五个条件和三要三不要原则是毛主席分别针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和林彪反党集团提出来的（汪东兴同志看了毛主席追悼会的悼词稿后，针对“四人帮”将三要三不要加进去——天津老年时报）。“四化”是改革开放中提出来的，这些村对其中“革命化”的核心是为“公”。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将革命化提得再高，说得再多也是空的。在这些村，谁也不顾，个人先富的人不能入党，也不能当干部，更不会出现去剥削他人的党员资本家。这些村的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滕头村等已经平稳过渡到第二代、第三代。但这些在我们任命干部时很少明确地提出。当今出现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和反腐的实践都证明，党内的腐败分子特别是高官的腐败都是不搞马克思主义而搞修正主义；搞分裂而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而不光明正大。他们违背党的三大作风，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搞资本主义的走资派，就是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高官说的，他是共产党员而不是共产主义者。

现在有人说，这些村是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是靠剥削其他村人的廉价劳动力富起来的。我们说，改革开放的东风对所有的中国农村都是一样的，然而借改革第一村包产到户的东风者，走了两极分化者为什么没有共同富裕起来。让农民把地卖掉（有的用公安强迫农民就像黄世仁逼迫杨白劳在卖身契上划押一样），他们再转卖给外商和私企老板谋取暴利并从中受赂，再让村民在法律的“保护”下给他们当雇工而成为“新长工村”、受剥削，还克扣农民工工资而不算剥削。而这些共富村善待农民工兄弟，比那些私企老板和“洋”老板甚至国企的承包者好得多，农民兄弟在那儿打工非常安全而受尊敬。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集体共同富裕，钱没有装进个人口袋（没有一个领导是村上的暴富户，没有一个人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把集体的钱弄到国外存在自己名下并拿上国家的护照跑了），而是为集体、为社会办福利，还对其他愿走公有共富道路的村大力支持和帮助（仅刘庄就帮助了几十个村）却被这些人将剥削的大帽子扣在这些村的头上。看来作为领导干部和经济专家持这种观点，如果不是有意装糊涂，就是有意中伤走公有共富道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与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用其来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要说剥削，那些年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国企老总、银行行长，这个星那个星在舞台上亮一次相就拿多少万的人，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高于子弟是全国的主要大富豪等等才是真正的剥削者。

权力超富是改革的最大障碍

为什么包产到户、卖国企、个人承包国企、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等一系列化公为私后在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剥削、两极分化和官僚资产阶级？这从毛主席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的谈话可以得到完满地回答。

毛主席对张平化说：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们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对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样保护老百姓，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杨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巩献田《毛泽东与包产到户》）

对毛主席这段话，没有高学历和高级别的共富村农民领袖们理解最深，并身体力行，宁肯当一刀切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宁肯进京找领导、向省委立“军令状”；当顶不压力，而搞了包产到户发现问题后立即吃“后悔药”亡羊补牢，也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才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中国农村都市的伟大创举。现在有几个省部级以上的大官包括中央的大领导在内，能像张平化一样，对包产到户“我懂了”；像这些农民领袖一样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包产到户后的以权谋私所致的权力超富和千万、亿元以上富豪突飞猛进的增长已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和阻力。

   去 共 富 村 看 社 会 主 义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之一七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及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毛泽东

                                 社会主义大家富，

包产到户是歧途。

何处才能看个真？

刘庄那些共富村！

笔者在卷首“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中，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非常明确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谈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它的内涵是“一个消灭，两个决裂”；核心是“以人为本”；本质是“公有共富”；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检验的标准是“公有共富指标不断增加”、“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断缩小”、“干部永远是公仆”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消灭私有、消灭剥削，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就已经指明了的，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写在党章上的，经过28年夺权斗争和6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走的路程，就是为这个最终目标而奋斗。然而，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70多年的历史和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严重腐败、官商勾结搞私有化、两极分化已证明，共产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虽不易，但巩固政权则更难。夺取政权是流血的斗争，而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通过共产党内部的掌权者走资派从上而下的“和平演变”。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同志则将其具体化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执政党苏共自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后，全面否定斯大林而背叛马列主义的惨重教训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共产党执政后，还要用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用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不断地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用公有制的优越性，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政治思想（防止政权变色）和物质文化生活两个主要矛盾。如果忽视了前者，就要犯右的错误而出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三大差别拉大的两极分化、官员腐败越来越明显，若不及时采取果断得力的措施，必然走向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复辟资本主义道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如果忽视后者，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犯“左”的错误。这个中国人对自己建国60年前后两个30年会得出结论。严重的腐败和80多万千万以上富翁、5万多亿元以上富翁（有的数亿、数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的不断增多，只能说明公有制的削弱和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给“和谐”和“稳定”埋下隐患。每出现一个大富翁，就会出现千千万万的穷人受剥削。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面对现实，将两个主要矛盾妥善解决好，特别是前者。因为公有制的削弱、私有化和官员腐败、官商勾结使经济发展的收益没有真正用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装进了少数人的腰包。这些人是中国经济的垄断称霸者，是“和谐”和“稳定”的主要障碍。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其中一个共同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而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和农民起义所致。将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富豪和官商勾结（群众称新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受剥削的贫民怎能让其和谐相处呢？如果能和谐相处，那共产党就不要干革命了。土改时唱的问地主歌：你有田你有地，庄稼不会自种的，没有农民来耕种，光靠土地你吃个屁；你家没有摇钱树，园中没有聚宝盆，你家的财产哪里来？快快给我讲出来。这就是剥削来的。难道这些富豪、官商的钱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吗？难道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60年，就是为发展剥削吗？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管怎样发展，怎样改革都不能违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公有共富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 “核心”和“本质”。在我们国家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农村为什么能出现不仅让中国人羡慕向往，而且连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刮目相看的江苏华西，河南刘庄、南街村、北徐庄、京华公司，河北周家庄人民公社，北京韩村河，黑龙江兴十四村，深圳南岑村，浙江滕头村……就是因为他们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已建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的村、公社，已为农村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榜样。人们把去这些村参观学习称为看社会主义，不少国外人则称其为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甚至将其称作第二代延安。

为什么要去这些村看社会主义，而不去一刀切包产到户的那些村，甚至是“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去看呢？就在于这些村从实际出发，结合各自村、公社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学习、创造性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用自己的“主心骨”，尊上而不唯上地不断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而创出来的。这些村的村民是村上真正的主人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村上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没有“张家有钱一千万，九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笼统的平均数字来掩盖着的暴富和贫困户的两极分化。没有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这些村，其所以与“一刀切”包产到户的村不同，从他们所走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即他们自己创造的特色就可得出完满的结论。

土地是农民、国家生存、兴旺发达之本

农村和城市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农民以种地为生。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满足自己吃饭穿衣等生活需要，而且还满足国家各行各业的需要。土地不仅是农民生存之本，也是国家生存和兴旺发达之本。因而，新中国刚诞生后进行土地改革时就有“土地就是刮金板，分到土地好生产”；“土地是穷人的碗，有了土地就有饭”；有的人分到地后高兴地说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饭碗”。国家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据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的补充则更甚。这已经将土地与人民生活和国家兴旺发达的关系说清楚了。这些村从土改到现在，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后和农业学大寨期间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治滩、治坡、治山。这既治理了不能耕种的不毛之地，减少了水土流失和洪水泛滥的灾害，也为集体增加了好多良田。没有这些，搞了包产到户，那些不毛之地也不会打粮食。人不能眛良心呀！人们都清楚的陈永贵领导大寨社员对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治理。史来贺领导刘庄社员用20年、投工40万、挖土200万方，将其连起来相当于京广铁路的长度，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硬将黄河古道1.5平方公里上留下的4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荒沟和河滩七八百个虾蟆窝、盐碱洼变成现代化农业园区，使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进入全国温饱线行列。龙泉村党支部学刘庄，依靠农业社集体力量花八年时间用黄河水淤灌等大稿平整土地增加农田。江南大寨浙江绍兴红山公社上旺大队，在党支部书记王金友的领导下，大打造田翻身仗，从1958年开始大战三年，在11座癞头山上开出了560亩新茶园的基础上，紧接着移坟造田、移土造田、改溪造田的同时还修建了4 座地下水库和11座高山水库。到1976年，共造出了150多亩“大寨田”。全村由过去每年吃国家返销粮9.3万斤变成每年向国家上交3～5万斤，且每年还储存几万斤，到1980年，村里储存粮已达68万斤。当年的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陈慕华等领导人都曾到过上旺，86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曾踏进过上旺的土地。将近20年时间，每天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上万人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旺参观学习。然而这些从1982年包产到户、企业转制后已成为历史。上旺和华西，这一对当年江南农业学大寨的老典型，因为在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中国农村改革兴起时，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渐行渐远，最终拉开了无比巨大的差距。（《夕阳红》2008年第十二期，第16－17页）黑龙江兴十四村，1956年由山东移民到这儿，依靠集体的力量开荒种地，在搞好农业的同时，林牧工多种经营全面发展，2005年被联合国冠名“国际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浙江奉化滕头村合作化后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穷根，现在稿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已有“全球生态500家”称号。毛遂自荐当生产队长要“补天”的幗国英雄刘志华上任后，从“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入手，先让地吃饱“肚子”多打粮，人就吃饱了。还有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南岭村等等，这些村原来都是“庄稼人吃粮，还要国家管”的穷乡僻壤之地，硬是依靠集体力量战天斗地造田把农业搞好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今天都建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显现了中国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没有停顿地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一穷二白”的白纸上写出了最新最美的文章，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现在他们对土地仍然非常珍惜，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因为村上的企业要发展，后代也要发展，没有地在那儿发展。就以村上统一解决村民住宅、土地统一经营这两项，每家起码可节省宅基地三分和包产到户的小块地界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再加上机械化、无公害绿色种植、专业化、产业化经营，那土地的利用率、产出率、生产潜力比包产到户不知要高多少，投资不知要少多少。在村办企业时，他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公有的社会主义原则，绝不把村上的地卖给私商和外商，让村民在法律的“保护”下，受他们的剥削当殖民地或新长工村。如果这样把地一卖，就给后世留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只能给人家当雇工，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人家剥削。即使引进外资和私企老板投资，但其比例、控股权和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体手里。绝不让私企和外商老板牵着鼻子走，更没有用污辱国格、人格、伤风败俗之类的“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就像马克思说的，同魔鬼结成同盟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这才真正是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农民的骨气，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最下层中国农民的创举——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伟大创举

现在有的地方，竟让农民将承包的土地和宅基地都交出来，政府给补助几千到一万元，就可成为城市户口。这样就可加速城市化进程，消灭城乡差别。这大概是在写“新聊斋”吧！两亿二千万农民工，有几个能在城市买起房，把家搬到城市能养活得起。孩子上学、就业、医疗等连城市的下岗工人、低收入群体尚未能妥善解决，让农民失去土地和住房进城，后果不堪设想。这大概是现在不能随便给农民乱摊派了，几十顶大盖帽没法再在这顶破草帽农民身上发财的最后绝招——在农民的命根子上动起刀子来了。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村、城市户口的问题，而是学习共富村走公有共富的农村城市化道路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否则，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也就成了口号了吗？如果政府真有钱让农民进城，那不如将钱直接补给农村，让农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农村城市化道路。这既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减轻了城市的压力。然而，如果不用毛泽东思想育人，这个村没有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入党为公的农民领袖，和以他为首的领导班子，靠政府给钱也建不成像刘庄、南待这些共富村。全国都在学习的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就是例证。这个村由省上派了党支部书记，据《中国农民调查》记载，仅为迎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包产到户二十周年，省上动员各厅局搞了三四个月的形象工程，花了二百七十多万元（至于到现在政府给投资了多少则不可知），还未进入公有共富村的行列。听到的仅是到南街村等参观学习后的表态而已。

公有是共富的核心和关键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是公有共富和私有少数人富。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剥削多数无生产资料者的经济基础。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什么在城市要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在农村进行土改就是这个道理。要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没有两样了。土改和三年经济恢复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的“一化三改”就是建立以公有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些村自从农业合作化后，一直坚持集体化的公有制，不管你省上还是那儿派来的工作组，还是省上任命新县委书记“领旨”违背中央政策将集体解散搞包产到户，他们就很“牛”，都不听。宁肯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也不干损害集体经济的罪人。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拿出了抗日英雄十七烈士唯一幸存者的勇气，三次进京找抗战时的领导并向省府拍胸膛，终于出乎预料地突现出集体力量胜过包产到户，将全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就像他那十七烈士中的唯一幸存者一样地幸存下来了，并朝气蓬勃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公有共富、多业兴旺、协调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当全球经济危机时，去年一万多名社员除去吃粮、孩子上学、医疗等十多项福利，男女老少人均分红6000元，在全国引起震惊，这就是社员时刻不忘的“老社长”、“老坚决”带领他们坚决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然而这却未引起口口声声以人为本的高层领导的重视。史来贺领导的刘庄宁肯当一刀切包产到户的“钉子户”而顶住这股歪风的紧要关头，却得到胡耀邦总书记现场考查后的支持（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闻媒体却不能报道）就是例证。这就是史来贺的“人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有的实在顶不住上边的压力而违心地搞了包产到户，但当发现问题后，立即吃“后悔药”重整旗鼓甚至是“偷偷摸摸”地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南街村、北徐庄等就是这样。王宏斌当时就总结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体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这就说明一个基层党组织连自己的集体经济都领导不好，那还能领导群众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奋斗吗？如果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省……的领导都是这样想，那中国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的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了。这对整天喊着社会主义口号而干着崽卖爷田不心痛的大小官员是一技响亮的耳光。有的是利用村办企业赚的钱来装备农业，社员自动交回包产到户的土地归集体统一搞现代化、产业化农业，如北京的韩村河等。这些村的发展用铁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农村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集体化公有共富的道路。如果离开了公有谈共富，那只能是孙悟空吃仙桃的神话故事，特别是我们已有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所指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谁要否定它，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最大只能算一个口头马克思主义者。要不为什么那些一刀切搞包产到户的没有一个村能和华西、刘庄、南街村、兴十四村、南岭村、韩村河这些公有共富村相比。否定“公有”而想达到“共富”者只能是自欺欺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篡改和背叛。江南两大寨的老典型华西和上旺，全国学小岗村搞了包产到户与这些坚持集体经济不动摇的村，就是两种所有制所导致的两条道路的必然结果。这些先进典型和惨重的教训我们为什么不去总结和汲取，有的文章却像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一样地将帝国主义用政治上造谣诬蔑、经济上的封锁和战争威胁导致我们经济发展缓慢来否定当时的计划经济和“一化三改”的公有制，以此来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个时代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计划经济就难以生存。如果用现在比较和平的环境，来否定当时帝国主义逼迫我们不得不走的道路，那再过多少年他们连长征、解放战争都可否定了。然而他们却不说现在这种环境下，为什么包产到户的赶不上这些公有共富的村、公社。

亦工亦农综合发展是方向

农村依靠公有的集体经济怎样才能走向共同富裕呢？从各村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搞农牧副多种经营、办企业，且多从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入手，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综合发展、协调发展之路。尽管各村都有数个到数十个企业（公司），但都有自己的支柱或龙头企业。如刘庄的支柱企业为制药，南街村为食品加工，北徐庄为饲料养猪，韩村河为建筑，龙泉村为造纸……与此同时，既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自然资源、治理生态环境，向世界公认的“能够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努力。如刘庄投资亿元以上、龙泉村投资近亿元建设废水处理工程。这些村的村容村貌，企业布局、绿化等比有的开发区还优美。因而，村民都过上居有所住，老有所养，壮有所用，青有所学，幼有所育，病有所益，环境优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多年来村上无刑事犯罪和上访，谁也不想什么农转非的城市户口，把他们请也请不到城市去。然而这些村不仅是中国农村，而且连城市人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等都很羡慕向往。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光辉旗帜

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和篡改的。不是谁都可以发展的。如果说“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公有共富“过时”了，把“一化三改”后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被削弱或否定了，也说是发了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以人为本”就成了高调，那只能是赫鲁晓夫创造性的发展了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必然要走苏欧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经受考验。然而现在有笑朝鲜、古巴穷的人，只看到人家经济发展得慢,却没有看见人家穷而有志，不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不走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道路，他们人民身上没有新三座大山，没有两极分化；没有把国家的资源卖给私商和洋人，没有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严重腐败；党群、干群关系密切。古巴尽管在世界190个国家里经济发展排在中国的前边，但卡斯特罗的工资也不过二十几美元，那有贫富差别；朝鲜没有忘记日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敢于和他们对抗，卫星上天进一步证明毛主席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朝鲜、古巴人的骨头是硬的。如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和巩固，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断地缩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越来越廉政。这样即使发展速度慢点，但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都受益，这才是以人为本。反之，将公有制不断地削弱而私有化，化公为私、以权谋私致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越来越大，年薪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相当于几百、几千职工、上万农民工的工资，个人财产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甚至数千亿。在这个基础上再搞股份制，这实际上是在发展资本主义——官商勾结的官僚资本主义。这样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挂在嘴上天天讲也是口号。

一心为公的干部是决定因素

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这些共富村，真正体现出一心为公的干部在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决定作用。这些村的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没有一个是由上级派来的。这就和中国革命一样，必须依靠了解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领袖来领导，就像长征路上一样，李德那一套是不行的，毛泽东是正确的。他们这些农民领袖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大道理讲不下多少，也没有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挂在嘴上，但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私有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资本主义道路却是分辨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上边派来的工作组不管你是那里派的，不管你的官有多大，谁想改变公有制，他们都不答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都按一刀切包产到户了，那在哪儿去看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他们的主心骨。也就是没有忘记几千年私有制历史让他们祖祖辈辈受穷的烙印所致。正如史来贺所说：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这些村的干部不图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图当大官，但求干大事；不图个人半块砖，甘为集体造金山。笔者认为，他们把为人民服务和党的三大作风具体化到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的实干精神和火车头的带动作用统一到自己的行动上。这就造就了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干工作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如果要升官早就成大官了；如果要发财早就是多少亿的富翁了。史来贺连任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省上任命他当地委书记，应该说官不小了，但他仍不“农转非”去地委坐镇，硬是要在村上干这只有汗水、露水，没有油水的村官；吴仁宝当了县委书记后回村仍当村官，干出了天下第一村；王宏斌有市人大副主任、县委副书记的头衔，也应该说官不小了，但他的主职还是南街村的村官；刘志华、田雄等也分别有全国妇联、区县市领导的头衔，但对外身分还是村及其企业的官。他们只求跟党走，拔掉穷根，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从不为升官发财而折腰。不仅如此，刘志华还让她丈夫辞去了县文化局长之职而回村和她一起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小岗村由省上派了村领导，据说还是第一书记，几次去南街村参观学习时，十八名包产到户的发起人之一严宏俊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干不成。”就是这位由省上派的书记沈浩同志，在南街村档案馆，紧握着副馆长张天顺的手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省上派来的村官能否将改革第一村搞成像这些共富村那样，这要靠实践来检验。

用马克思主义主义科学发展观来检验这些村

刘庄这些村实实在在地在村党委领导下，按“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在搞共产主义革命。生产资料全部为集体公有（甚至连住房、家具等都是集体所有），个人都不占有；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村民的集体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少年没有刑事犯罪。由于坚持集体所有，人人在村上的企业平等上班，人们的劳动能力无天壤之别，因而收入分配亦没有明显的差距；与此同时，村民人人享受的公共福利（即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增加。村民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这些村的党委、村委会成员都是分别按《党章》、《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民主选举产生。史来贺同志去世半年后，村党委给每一位党员发一张选票直选党委书记，结果史世领同志与全票只差一票（自己给自己未投票）当选为党委书记。由于坚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从而不断地创造性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和“公有共富”的本质——村上没有两极分化，更没有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没房住的“新三座大山”和就业难的问题，充分体现集体的优越，体现集体的温暖，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在共富路上威力，并用其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集体多种企业统筹兼顾地全面协调发展，兴旺发达，不仅能满足现在的发展，也为以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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