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上网,看到一条消息--小岗村重走集体之路。
不禁想起今年清明时节回老家张村给爷爷奶奶上坟时的一件事。
爷爷奶奶的坟地在一片广阔的玉米地里，去年的玉米杆都还在。我记得七十年代末，奶奶下葬时，这里明明是望不到边的麦田，咋成了玉米地？而且，当年修的机井还在哗哗喷着水。
开农用车拉我们去的堂妹夫回答，种麦子那是集体的时候，分了田后，就不种麦子种玉米了。
咋地不种麦子了？
回答：种麦子要浇好几次水，辛苦的很，个人咋能浇得过来，还有先浇谁家后浇谁家、谁白天浇谁晚上浇的问题，麻烦。种玉米省事，顶多就浇一次水，雨多了连水也不用浇，就都种玉米了。
是嘛。于是立马想起过去的一个口号：集体的力量大无边。
“集体的时候”，是这里村民的一句常说的话。在我们山里这一带，有关集体的记忆或者痕迹很多。比如，现在村民们称村委会，有时还忍不住叫大队，甚至叫乡里还叫公社。而在一些大村子，管理上要分几个片，各片还是用小队为正式的"官方"的称呼，因为没有更合适的单位名称。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三十年的合作道路，集体的观念毕竟还是扎了根了。
在大堂沟，曾经有一条石砌的号称十里的引水渠，沿山沟路漫延出沟。1965年我们从北京搬到这里时，这引水渠里长年清澈流水，而且水渠修得很讲究，每隔多远，就有一个小小的水池。那时传说，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说的就是这陀罗山引水渠的事，也有说，电影是在这里拍的。当时我们小孩子还以为是真的，所以每次看那个电影，都注意寻找和本地场景相像的镜头。后来终于明白，那是艺术对现实的高度概括，那个时候在山西，几乎所有山里的生产队都在兴修着水利设施，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不仅是毛主席的教导，更是缺水的山区的共识。
到底是好奇，有一次我问起我们村的村委主任，那个水渠是谁修的。他说，那是合作化的时候由七社修的。七社者就是七个合作社，公社化后就是七个生产队。哪七个呢，他说，有陀罗村，东呼延，西呼延，合索村，水头沟，水泉沟，还有黄龙王沟。人很多，就吃住在黄龙王沟村。他还提到，修这个渠质量要求很高，还测流速，要求达到多少多少流速。多少米一个蓄水池......但是，这么大的工程，只通了一次水到山外的东呼延。因为水的流量小，不够用，最后也就是黄龙王沟村受益独享了。
势单力薄是现在农村的一个经常的感受。比如村里集体时打的井，年久失修不能用了。前二年，政府有关部门出资，让打新井。请了专家来找井位，要说应该比过去高科技了，打了两口井，却都不出水，村里则无钱也无力再打井，实在是没有集体时的那种心气了。
今年杏子黄的时候，我们到山顶的大圪堆村玩，这个村子的村民都搬下山到忻州城郊区住了，现在是个空村子。我们碰上一个到山上种地的人，一问，是原来的大圪堆村的支书。他提到大圪堆在公社时候的辉煌，说是现在的产量不及当时的三分之一。而且，三年自然灾荒时，村子里不仅没有饿死人，而且是最富的时候，因为粮食产得多，高梁面可以卖到三十元一斤。那时自行车很贵，村里很多人都有自行车。他是从部队复员回到村子，后来接班当上村支书。这山上有果树，可以养牛羊养兔子，杏核可以卖大钱，当时他有个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宏伟理想，正想大干一番，结果让分田包干，各自单干，人心一下就散了，结果越来越荒凉。个人的生产力解放了，集体的生产力解散了。大家干活都觉得没有奔头，田地也就逐渐撂了。
我向黄龙王沟村七十岁的老支书求证大圪堆的这段历史，老支书说是没错，别看大圪堆在山上，但是土层厚，不怕天不下雨，粮食产量高，那会儿比咱村富，还是种树的先进。
如今在陀罗山四周的山村行走，常可以看到荒废了的水利设施，生锈的断裂的粗水管，时有时无的长满荆棘的渠道，塌了或者半塌的石砌的涵洞小桥，有的还刻着学大寨或者艰苦奋斗的字，讲述着那一段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集体岁月。
写于2009年9月19日星期六
请欣赏纪录片《红旗渠》主题歌《定叫山河换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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