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两级分化成因初探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农业开始，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为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起到了破冰作用，当属功不可没。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笔者家乡所在那个生产队，平均每年分给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360斤左右，糠菜半年粮，就是那个时期农村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当时人们对生活的期盼是低水平的，只是想如果有一天能吃上一顿小米饭和猪肉炖粉条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革”的动乱，果断的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1982年，我的家乡开始尝试着分青苗，搞初级的生产责任制，那年我们家5口人分的2亩地的青苗，没有生产队的统管，怎么干，干什么样，全凭自己说了算，全家人起早贪黑，精心侍弄，到了秋天，除去上交的，家里剩下10石粮食，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粮食，真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随着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家里买了毛驴和镐头辐小胶车，全家人精心侍弄着15亩责任田，每年完成上交任务后，都有余粮可卖。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应当说，改革之初的农村，人们生活状况基本上是比较平均的。只有各家收成的多少，而没有悬殊的两极分化。　　

然而，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不断出台，农村这块政治舞台上，也相继上演着一出又一出小人物们的活剧。强者愈强，弱者维持着基本的生存状况，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大多数农民告别了糠菜半年粮的历史，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农村中贫富差距却明显的拉大了，由于长期生活、工作在农村，笔者有意识的关注着农村、农民的生活变化，发现农村中两极分化现象虽然没有大城市那么触目惊心，但是也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准备从四个方面对农村的两极分化现象做一个初探。　　

一、基层党政机关的腐败，产生了一批特殊利益团体。　　

    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农村乡村两级党政组织中的一些权势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近水楼台先得月，用近似豪夺的手段，强行霸占了原先本属于农民集体的生产资料，从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就形成了这种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但是那时表现得不明显罢了。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党和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使得一大部分乡村干部利用国家政策钻国家的空子，在支农贷款的发放、专项资金的使用、农用物资的分配等诸多方面先拔头筹。这就等于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优先受惠的是各级干部，而不是老实忠厚的老百姓。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全国一样，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但是对于广大的普通农民来讲，他们的变化仅是衣食无忧，和那些小官僚阶层比较，仍是弱不禁风。他们最怕摊上天灾病业，最怕出现突发事件，因病返贫、因故返贫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君不见，在各个行政村，那些房舍光鲜，出手大方，一掷百金，进出饭店酒肆，麻将桌上豪赌的都是基层干部或者是政法系统的官员、执法行业的工作人员等等。没有额外的收入，没有来历不明的所得，他们凭什么富裕的那样？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基层党政机关的腐败，产生了一个怪胎，造就了一批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占有了大多数农民的利益，成为一伙先富起来的暴发户，使他们拉开了农村贫富差距，是农村两极分化的始作俑者。　　

二、农村恶势力的滋生蔓延，少数人占据着大多数资源。　　

笔者曾经搞了一个调查，某乡12个行政村，有9个村在村委会换届中，过去曾经的地痞流氓，采取贿选、家族势力打压等手段，当选村委会主任，或者副主任，挤进了基层政权。当然这是村委会选举制度存在的不完善地方，本文不作论述重点。只是想就农村两极分化的另一个成因---黑恶势力的强占资源，邪气上升，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受气，造成了明显的分配不公等现象谈点看法。在农村中，大多数老实巴交的农民思想是比较保守的，他们追求的是与生存状况息息相关的现实利益。而一些头脑灵活，敢作敢为，用俗语说就是刺儿头一类的人物，则信息相对活跃，胆子比较大，敢为人先。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是这些人率先在农村分掉了原来生产队集体的生产资料，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车马驴骡的所有者，等大多数人明白了以后，已经晚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就是对于变革中的社会形态最形象的写照。　　

随便到一个村庄，翻开村委会的集体资产帐（许多地方已经没有了），凡事得到数额大的，条件好的，都是乡村干部和社会上那些“敢干的人”，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分得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二手货”。用东北方言说“越有越添膘”，这些人掌握着集体的优势资源，再加上与上头的所谓“哥们儿”关系，他们当然是先富起来的暴发户了。　　

三、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三座山压垮了庄稼汉。　　

    “庄稼人什么事都能扛过去，就这天灾病业扛不住”。说这话的是某村的“老山东”，因为这家的老徐头年轻时当兵在山东搞了个媳妇，复员领了回来，媳妇满口山东话，常了人们就叫他们“老山东”。虽然膝下有两女一儿，但都是家在农村，生活也都是紧巴叽。老两口都有病，70多岁了也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靠农村低保和儿女们给点零花钱度日。年老的是这样，中青年家庭如果赶上生病或受灾，生活状况立时就降下一大块。所谓的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绝不是危言耸听。尽管当前政府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免了学杂费，一些贫困学生享受了补贴。但是，为了整合教育资源，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孩子们就离开父母到乡镇所在地或很远的地方念寄宿制学校。普通农民家庭用于子女读书的支出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加了。一是在学校住宿增加了伙食费支出；二是因为是寄宿制，每周末才能回一次家，家长们在村中都要常年包一辆微型面包车，用于接送孩子上下学。这两项支出每个学生每学年大概需要2200元左右。如果就单靠中那几亩责任田度日的话，这块支出就占去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治病难，又是农民难以逾越的一道坎，俗话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正是当前农民的一个普遍心态。虽然当前新农合解决了农民治病的一块费用，然而小病可以，大病仍然抵抗不住，往往一个大病患者，就使全家多年的积蓄打水漂。在如今的农村，因病而返贫的不在少数，盼望国家在继续加大扶贫力度方面有所最为的呼声日渐高涨，也是当前农村扶贫工作的注意力之一。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农民住房问题，只要到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就会发现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即富裕户高屋明堂，深宅大院，极尽豪华之能事。那些破旧的房屋里面住着的肯定是生活贫困的弱势群体。走进这些人家的屋内，再细看，就会发现这座破旧的房子还很不安全，时刻都有倒塌的危险。如果没有有效的救助措施，这些贫困户在短期内是改变不了住房条件的。这些工作基层干部没人去做，他们的注意力是怎样满足自己的需求。　　

四、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造成了干群的距离。　　

我国的乡村组织，虽然在国家的干部序列里算是最基层的，用一句俗语讲就是“无品无级”，但是，在基层工作掌握权力的小地方官们，确是官僚主义十足，霸道作风严重，他们讨好上级，满足私欲，欺压百姓，败坏党风。形成一个个官僚圈子和统治领地。尽管农村实行村委会直接选举，但是，由于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和选举方面法规的不配套，使村级换届选举成为有钱有势的人的资本较量，结果是巴结着被选上的人，都想在任期内捞回选举投资或再多赚一块。乡镇一级的官员们，则官气十足，不下乡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和困难，而是想方设法捞钱，结交上级官员，筹集资金买官。乡村两级干部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混日子，老百姓的事还能有人去管吗？虽然这些年国家出台了许多惠民政策，有些项目到了农民身上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各级政府部门都要扒皮留下点，一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一俊遮百丑了。在当前这种政治气氛下，各级官员于民离心离德，人为地造成干群距离，普通老百姓的诉求无处去说，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果，老百姓分享到的非常有限，农村中的两极分化问题只能是愈演愈烈。　　

民生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无论什么社会形态，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当前国际上关注民生已经是各国政府的一个大作为，只有解决好民生问题，才能理直气壮的讲保障民权。面对我国农村两极分化问题，党和政府应当加大解决力度，对于各级官员的考核应当把未老百姓办实事，解决那些实际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这比那些虚的、花架子东西更实在，更有用。希望即将在农村开展的“学习实践”活动，要贴近民生搞活动，实实在在办事情，千万别流于形式，走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