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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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军
人类的行为活动、生存状态，有的铭刻在庙堂，有的流传在江湖。但很多情况下，铭刻在庙堂的还没有流布在江湖的有渗透性，有生命力。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民族的东西是很厉害的。有一句话，现在已是四海传播、妇孺皆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殊不知，民间的东西也是很厉害的。比如民间语言，在当下看来，可能是微小的、羸弱的，只能口口相传而上不了主流话语平台，但说不定哪一天，它就会成为最强大的、最骇人的，并能经得起时间的沉淀、岁月的风化，存活下来流传开去。
我小的时候，大约是四十年前吧，上小学前后，村里当时的中年人、老年人，总之就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那拨人，他们在说事、言谈或聊天时，总能从嘴里蹦出“刮民党”如何如何的。我很认真啊，当然，也有小卖弄，就一次次纠正他们：“是国民党，不是刮民党。”因为当时我觉得他们要么是知识不够，要么是吐字不清。但大人们并不理会我，也并不愿跟我多解释什么。
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旧社会走过来的那拔人，原来是故意把“国民党”蔑称为“刮民党”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们国民党，从里到外，从上到下，腐败透了，要么通货膨胀，要么与民争利，要么徇私枉法，要么拉丁派夫。钱都让蒋宋孔陈四大利益集团以及各级贪官、各类奸商们赚了。总之，高调唱够，坏事做绝，把老百姓盘剥、折腾得要死。一句话，刮尽了民脂民膏，养肥了专制王朝。因此称他们为“刮民党”，才是最贴切真实、最形象生动的。
只要有民众，就会有民间；只要有民间，就会有民间语言。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会有许多深奥的、繁杂的、盘根错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与现象。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截面、一个很不起眼的细节，你若用文字表述，没个万儿八千字也是很难梳理清楚的。但是，你只要留心一下民间语言，并把民间语言的大致背景含意搞清楚，你要想知道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答案，便会豁然开朗、迎刃而解。
我最近回洛阳乡下老家住了几天。一个童年的伙伴，现今的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实庄稼汉陪我在村里闲逛。因为不常回家，再加上村里又新扩展了不少街道，记忆中的张三家、李四家的位置都已大相径庭。于是，边走，我就边问，特别是遇到那些三四层洋房、高门楼、宽院子的人家，我就格外关切：“这是谁家啊？”伙伴答：“干部家。”走一走，又见了，我又问：“这又是谁家啊？”伙伴又答：“还是干部家。”这下我明白了，在乡村：原来不少“干部家”都已先富起来了。
又往前走，又遇到一处高宅大院，我又问：“这也是干部家吗？”伙伴答：“这不是。这是黑社会家。人家几个孩子这几年都加入黑社会了，经常戴着墨镜，穿着白衬衣，系着黑领带，去摆平事情，连公安局也得让人家几分。”这下我又明白了：在乡村，“黑社会”已成为一种职业了，“黑社会家”也先富起来了。
我在家住了几天，也是在街上闲晃了几天，但一直没见过过去常到我家打牌的元杰大哥、振绍大哥，我就问：“他俩哪去了？”伙伴答：“埋了。”我知道，“埋了”就是人死了，埋庄稼地里了。我很惊讶，因为他们才刚刚六十岁，身体一向很好的。便又问：“得啥病了？这么快啊？”伙伴答：“快癌。”
所谓的“快癌”，就是一上医院检查就吃不下饭、咽不下水的末期癌症。因为在此之前，得病的村民一向都很认真、自觉地遵循着“小病拖、大病扛、重病要去见阎王”的“潜村规民约”。因此，“救护车一响，耕牛跑，猪都白养”。所谓得了“快癌”的人，一般情况下再熬上个十天半月就得走人。这几年，因为要开发、要搞城市化，村东边建了一个一天到晚冒黑烟的发电厂，村西边建了个连庄稼都能给熏死的化工厂，村里得“快癌”的人越来越多了。但这种病情若用医学术语来介绍，是很麻烦的。而民间语言，就是这么直白、简洁、明了。
我除了惊叹民间语言的精要外，还有令我称奇的，就是我乡下伙伴的那种超然、冷静、沉稳，无论是说到“干部”还是“黑社会”，无论是说到“埋了”还是“快癌”，统统波澜不惊、心静如水，仿佛在说一件很恒久、很遥远，甚至是外星上的事情。那种超然（其实是麻木），令我佩服，也令我惊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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