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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日报》报道：“农民工不愿落户广东城镇，难舍土地担忧无保障”。在报道中记者问道：“在取消户籍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农民工为什么‘不愿’落户城市？”
“优秀农民工”李玉平的话发人深省：“谁不喜欢城市呀，但舍不得老家的地，没有地，户口有什么用？” 李玉平的话证实我们的一个判断，“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民来说并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在当代中国，农民其实才是精于盘算的“经济人”，他们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算得一清二楚：“老家还有8亩地，老人在家种地，如果户口迁走，地就要被收回了”，李玉平算了笔账：每亩地至少收350公斤小麦，现在收购价是每公斤1.6元，8亩小麦能卖4480元，庄稼一年两熟，再加上8亩地一年的分红1600元，种地的收益每年超过1万元。“这笔钱足够老人在农村生活了”。
正因为有如此算计，才导致“本省优秀农民工‘打死’都不肯入户”；而外省的农民工，“动员来、动员去只有几个人动了心，都是出于小孩读书的考虑”。这说明什么呢？农民工心里很明白，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国民待遇”，而不是那个其实没有什么用的“户口”。反过来看，“出于小孩读书的考虑”而动了心的农民工，希冀的是享受教育方面的平等待遇。
遗憾的是，很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都把“取消户籍制度”作为改革的方向来推动，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在有些省份，还出台了让农民“以土地换（城镇）户口”的政策。令人怀疑的是，这样的政策其实是用一个“户籍”的空头支票来谋农民的土地。正如报道中所说，当户口背后的福利，比如孩子入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就业、廉价房等方面的壁垒依然森严时，大多数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城市也是一种奢望。因此，这样的“农转非”被农民戏称为“空转”，而所谓“经营城市”则被农民看穿“就是经营我们农民”——如果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为此而“大跌眼镜”，那么应该说，跌得好，跌碎了更好，因为那本来就是一副“有色眼镜”。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土地，只有土地，对于农民才是“最后的保障”。这是因为，农民的土地或者说土地使用权（承包权）不仅是一份财产，更是一个“可持续生计”。有了土地，农民只需春种秋收，就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这样的保障可以世世代代永续不断。所以，从理论上说，要征收农民的 “可持续生计”，就得用新的可持续生计来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给安排工作，是可持续的，因为一旦有了工作，就“生老病死有依靠”了。但后来，就业变得不稳定了，动不动就要下岗失业了，农民怎会看不明白？再后来，“货币安置”表面上好像很公平（“强征”的且不说），但更加不可持续，“坐吃山空”，谁都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什么时候才可以将农民的土地“置换”出来呢？用什么来“置换”农民的土地呢？答案是：其一，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改变，其家庭的生活基础已经或者有可能完全转移到城镇；其二，用于置换农民土地的是完整的“国民待遇”，包括城镇居民已经享受的所有福利。
当然，以上所述，是一个理想化的政策原则。但是，这些问题也是当政者不得不考虑的基本原则。从当代历史看，凡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如土地改革、如包产到户，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前进，反之……
现在有这样的认识可能很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使星罗密布的“小城镇”遍及全国的“城镇化”计划，但如若不重视以上所提出的原则，那就有可能会让数不胜数的“强征抢占”毁了我们的“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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