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哪本“手册”的发行量仅次于《毛选》？

赤脚医生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那时候，银针和草药是我们的两件宝。离我们村27里远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强的人，患了面瘫，他有个亲戚是我们村的，就住到亲戚家，我用针灸配合草药，一个疗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银针，对着书，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这样才能找到感觉。”姜桂玲16岁参加培训就是从往自己身上扎银针开始的。最经济的针灸技术成了学员最为追捧的医疗手段，几乎没有一个赤脚医生不会这种技术，也没有一个学员没在自己身上实验过。

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

为什么？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这样的现状逼得赤脚医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寻药。

全民动员式的采药运动，使得普通群众也知道了草药能治什么毛病。

除了这些，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担负全村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成为赤脚医生最主要的工作。

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包括陈志潜的“定县模式”仍是西医，他排斥中医，因而无法推广，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法土方，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这就维系了一种良好的人脉，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

国际视野中的赤脚医生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15分钟的发言，她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黄钰祥和覃祥官一起参加了会议，他们分别就怎样培养赤脚医生和怎样开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别人只发言10分钟，10分钟之内，执行主席锤子一敲，就必须停止发言。而那天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对覃祥官说:“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

那是个封闭的时代，但是中国赤脚医生还是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直至今天，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赤脚医生还是个被充分肯定的名词，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说，病人最需要服务的时候，赤脚医生会及时出现，即使这个服务不是最佳的，甚至还有错误，但它是温情的，赤脚医生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覃祥官大会发言的这一天，是公元1976年9月9日，就在他在国际讲坛上展现中国赤脚医生风采的时候，倡导赤脚医生运动的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远在马尼拉的覃祥官、黄钰祥参加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追悼会。

赤脚医生的黄昏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尽管这种淡出是渐渐发生的。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农村土地的再分配终于使得赤脚医生成为夕阳职业，属于集体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公社时期，生产队长统一安排全村农民的劳动。劳动安排是村里一件敏感、极易引起矛盾的事情。土地分到了家庭，主人就必须制定种植计划，选择作物，配置劳力，购买生产资料，考虑产品出路，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

“‘工分计酬’方式的瓦解，使赤脚医生体制遭受了沉重打击。赤脚医生服务村民的动力，固然有邻里乡情这些朴素的感情因素在，但赤脚医生的服务精神和回报心理更多的是因为其医疗行为被有意区别于一般的劳动形态，无形中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隐含着自古以来对郎中的尊重，这种尊重本身就是把治病救人的技艺视为高于田间劳作的职业，因此在乡间，赤脚医生可以拿到壮劳力的工分，这是个不小的优势，但是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这种优势荡然无存，反而在田野里劳作的个体劳动者的身影成了赤脚医生羡慕的对象，务农的诱惑开始难以抵挡。”杨念群说。

“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自己的，一大家人就靠这些土地的产出维持生活，没有工分，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他必须放下药箱，拿起锄头。”李长明说。

赤脚医生报酬的急剧下降，也使得这些曾比大队干部更体面的群体在心理上形成了落差，即使普通村民对赤脚医生的乡土感情和道德评价并没因此降低，但报酬上的不平等仍难维持赤脚医生的尊严。

“赤脚医生队伍的解体除了本来就是农民的他们重操旧业、回家种地外，更大的一部分是知青返城，”李长明说，“赤脚医生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知识青年下乡，这些有文化有见识的青年有许多成为了赤脚医生，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现知青返城现象，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又成为第一批考生，大量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的流失，加速了整个队伍解体的步伐。”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至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但是，赤脚医生制度这个涵盖数亿人口，行之有效的服务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从1965年到1980年，中国约有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在这个网络下，有51万正规医生、146万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和63万农村接生员。

即使现在，许多昔日的赤脚医生经过再培训，“穿上了鞋”，在新农村合作医疗框架下，又成为乡村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赤脚医生”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田间地头那个深棕色的药箱，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已成为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

（摘自1月22日《北京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