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农村土地配置的问题在100年前是关系到农村革命与改良的大问题，在10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关乎农村制度变革的基础。同样一个问题绵延近百年，本身就已经构成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无论是阶级化的土地革命，还是宽护富人、惠佑穷人的改良，理路与对策不同，却又都有着要解决传统农业所遗留下来的土地占有问题的共同考虑。也就是说，不同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派别均将土地占有是否平等视为影响传统乡村社会的首要问题。
国民党不可能真心推行和平土改
信奉土地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维护统一战线的需要，其基本取向为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革命，剥夺地主(包括富农)土地，实现土地的平均占有。而信奉和平土改的国民党终其在大陆22年的统治都是要实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想，在承认和保护私人合法土地权利的前提下尽可能体现业佃双方利益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并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土地清理来为未来的土地涨价归公和“耕者有其田”创造条件。总之，前者追求以革命手段实现土地的平均配置，后者力图以改良形式达成全体国民对地利的共享。
这里要问的问题仍然是：为何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土地政策无法实现?
关于这个问题，最现成的答案当然是国民党的阶级属性限制其选择，使它不可能真心推行和平土改，而败走台湾以后，与当地地主没有经济联系和迫于生存压力，才使其最终选择了土改。虽然这种阶级分析模式可能有些简单，但我们也的确无法忽视国民党与有产者的关系。因此，我们看到，部分国民党人士在总结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也持类似观点。
缺乏实施环境才是根本原因
其实，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在20世纪上半叶缺乏实施环境才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我们知道，以改良为特点的政策实施最为重要的是要具备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如果一个政府终其统治的全部时期都在与各种对手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其自身又始终无法牢固控制执政局面，又如何能够希望它有充裕的时间和空间去实施一项涉及面广、牵动各阶层利益的重大改革?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就处在这样一种窘困之中。与地方实力派的较量、同共产党的竞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以后又是国共全面内战，这些无疑都构成了对1927年以后国民党执政地位的根本挑战，使其始终无法有效解决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当执政者无法将统治能力有效贯彻于大陆时，又如何顾得上全面的土改?更何况在纷乱的内战状态下(1927—1937;1945—1949)，其兼顾各方的改良主义土地政策似乎也没有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对贫苦农民更具有吸引力，反而有可能得罪地主阶级，弄得左右不是人。与共产党的竞争、对不同阶层利益的安抚和协调、作为政府所不得不做出的各种综合与平衡，都极大地限制了其土地政策的实施空间。结果，国民党大陆时期的土地改革就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徒被后人指为是造成其在大陆失败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缺乏条件和决断力都是影响国民党在大陆实施和平土改的原因。但同样的问题又可以反过来问，为何国民党没有成功实施改革，就被抱持更激进土地政策的共产党抢占了先机?也就是说，改良为何被革命所取代?这其实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史上反复出现、多次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经典问题。以国共两党的土改之争而论，传统的答案已成定见，且仍然是有一定解释力的，即当时的土地配置不均。
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这一事实成为当时阶级矛盾深重、农民生活贫困和农村经济与社会凋敝破败的根本原因。这样一种不均，在大动乱的年代里显然会成为构制社会矛盾、放大和强化社会分野的重要原因，因而也就自然构成了改良主义政策无法获得实施的重要背景。
革命战胜了改良
至此，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深得拥护似已不需要再在理论和经验上被证明。不过，土地革命的成功还至少有赖于其他三个条件：其一，必须将土地革命的意义通俗化，以适应中国农民的需要;其二，要让农民克服建立在传统熟人社会，甚至亲缘社会基础上的传统伦理情感以及相应的事非观念，代之以新型的阶级意识;其三，这一政策的推行需要得到政权的支持，而这一政权本身又必须稳固，即有军队来维护它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农民，通过革命来获得土地还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的底线安全考虑的，尽管这种安全在战乱年代不得不以牺牲个体安全甚至生命去换取。无疑，这三点在1940年代以后都成功地实现了，以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代替理想社会的复杂理论更能让普通农民接受，并让他们在外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与本土的传统大同理想之间建立起联系;以“诉苦”为核心的一整套阶级意识灌输和培养技术让农民克服了亲缘和宗族情感，养成阶级意识;而让积极分子和大众在积极参与和跟进中得利，则是比单纯的政治动员更为有效的途径。最终，在土地革命中获得利益的农民投入到了捍卫利益的阶级战争。这样，从被发动到参与，从参与到受益，从受益到主动投身于捍卫利益的战争，土地革命完成了其完整的策略和技术建构，而这是土地革命路线最终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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