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民数量极其庞大，经营规模又极小的情况下，缺乏组织的农民不仅难以与市场对接，而且无法从市场中获取最低限度保护，农民因而成为中国最为弱势的社会群体。将分散小农组织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却大有讲究。
一种主流的意见是学习日、韩、台经验，以农民协会或综合农协的形式来组织农民。具体地，在最基层成立农民协会，之上成立农协联会，全国成立农协总会，这样，农协总会就可以有效凝聚农民意见，协调农民行动，维护农民利益。
将庞大而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的难度极大，唯有采用自上而下带强制性的纵向组织模式，否则农民还是分散的，还是无法与市场谈判从而无法获取正常的市场利润。
通过农民协会来组织小农比较难，但若将小农改造为由资本经营的大农，由大农来组织农民协会，其组织成本就会大大降低，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纵向的自上而下的农业资本组织起来，就可能具有极强的市场谈判能力，并因此可以为农业争取合理甚至超额的市场利润。
资本化的大农经营，正是当前中国学界及政策部门普遍认可的理想。2010年12月到广东参加会议，广东省发改委一位处长在会上发言说他们制定农业政策的落脚点是三句话：“人要出来，钱要进去，货要上架”。这三句话很到位，因为只有农民出来了，耕地才能集中，规模经营才有可能;只有钱进去了，资本化经营才有可能;只有农产品标准化和上档次从而可以上架，资本化经营才有利可图。
资本化经营的大农经营农业必须有利润，自上而下纵向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则有协调农民行动维护农民利益的能力。越是大农越能有效组织起来，从而越是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农民对市场谈判能力大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可以保持在一个相对不错的位置，农民因此获益。这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格局。
不过，问题在于，从农业和农村中出来的农民进城了，他们不再是农业人口，不可以再从农业中获取收益，他们也无法自给自足，而必须从市场上购买农产品。此时的农产品价格，要远高于之前缺少组织并无法与市场谈判的小农生产的农产品价格。不只是从农村出来的进城农民今后须购买高价农产品，而且是所有要从市场上购买农产品的人都得购买高价农产品。
这正是日本的情况。日本、韩国强有力的综合农协，可以相当有力地控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可以卖出好价。也有人会质疑中国农产品的质量不如日本生产的，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也包括日韩普通人士来讲，首先是要有吃的，然后才是高质量的吃好。当经济收入很高的“高等人”在讲究吃的质量与品味时，经济收入一般的人们则首先要有得吃。
最近几十年，中国农产品市场丰富，价廉物美，几乎所有中国人民都可以消费得起丰富的农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小农经济是相当有效的。至少比日本、韩国强得多。
尤其糟糕的是，本来我们期望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以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但组织起来的结果却可能是农业资本家组织起来从农业中获得超额利润，而之前可以随意消费也消费得起农产品的农民都进城去了，他们与全国大多数人一样不再有消费农产品的能力，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因此下降。
因此，农民组织起来的一种可能是只对农业资本家有利，而对全国农产品消费者不利，对转移进城的农民尤其不利，对中国现代化不利。
我们因此不能抽象盲目地看待农民组织起来，而要看是谁在组织、怎样组织起来。有一种可能是，让农民组织起来，其实质却可能只是让农业资本家组织起来，而农民和中国大多数人都成了被农业资本家剥削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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