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中的再造——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土传统

　　内容摘要：保守的城镇化道路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二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城乡二元结构富有弹性，乡土传统对城市化进程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是城镇化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从社区再造的角度上说，符合农民意愿的城镇化，可以防止乡土传统的断裂，避免因此而来的社会转型的阵痛。

　　关键词：城镇化 乡土传统 城乡二元结构 社区再造

　　一、保守的城镇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是比较保守的，表现为乡土传统对城镇化的限制，城乡之间并非对立关系，也未形成等级秩序。笼统地讲，保守的城镇化道路有两种模式：一是“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发展模式，二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离土不离乡”格局，意味着农村城镇化只是在生产方式上发生了改变，乡土生活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家庭和村落都很完整。村落作为一个生产生活的共同体，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

　　某种意义上，“离土不离乡”的生产模式反而有利于乡土社会的再造。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跟这种经济模式有密切的联系，一些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证明，乡镇企业的发展与村落、宗族等传统社会网络之间有共生关系。站在乡土传统的角度上说，当时城镇化路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虽然保守却能跟现代化过程相结合。不过，纯粹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这种方式显然有它的局限。所以，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绝大多数企业实现了私有化，与此同时，大城市化的战略取代了小城镇发展战略。这导致了上世纪90年代大规模民工潮的出现。

　　大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意思是说，城乡二元结构已经体现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年轻夫妇在外打工，融入到城市生活体系中，老人和小孩在农村，仍然从事小农经济生产，家庭再生产仍然保留在农村。它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城镇化，因此仍然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它比“离土不离乡”的生产模式要进一步。与小城镇发展战略相比，大城市化战略中的“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具有两个鲜明特征：(1)家庭已经分化为几个生产生活单位，甚至有几个会计单位，家庭生活已经撕裂了，村落也不再完整。(2)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富有弹性，家庭内部的几个单元是相辅相成的，可以相互沟通、相互连接，年轻人在外打工如果成功，可以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体系中，如果不成功，还可以回归村庄，家庭生活终究是可以完整的。

　　从政策上说，这种不完全的城市化模式是很要不得的，因为农民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并不相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仍然保留了城乡二元结构，这或许意味着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等级秩序仍然保留下来。但是，从城镇化的中国道路角度上说，我们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好的方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农民工恰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是“产业工人”所不能比拟的。况且，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建国初期有根本差别，它富有弹性，对农民起到了保护(而非剥削)的作用。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上说，正因为我国是“半工半耕”的社会，使得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仍然保持了社会稳定。国际金融危机即便对若干产业造成冲击，并不影响社会稳定，农民工在城市“失业”了并不是什么大事，“大不了回家种田”，还可以顺便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优势

　　当代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土传统，不是被改造、被消灭的对象，它完全可以适应现代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再造;它甚至是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在这个意义上，应该从更加积极的角度审视城乡二元结构，警惕“城乡一体化”想象之下的激进城镇化道路。

　　很少有人去考虑我们现在表面上不合理的城镇化道路，它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从民俗传统角度去考虑的话，富有弹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真正的城镇化的中国模式。因为，与西方国家充满血与泪的城市化道路不同，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富有乡土气息，并且，在一个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里面，它非常有竞争力。比如华西村，它是市场经济的样板，但实际上它骨子里面很传统，保留了村社共同体，也保留了共有制和家长制。有研究表明，恰恰是保留了集体主义传统的村庄，在市场经济中成为了赢家，反倒是那些迷信私有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成了市场经济的输家。

　　“城乡一体化”当然不是指回归到农业社会，而是要建立城市主导的单一结构、一元制度的社会。这是一个可欲的目标，但却不是现实，因为我们的经济体量还没有条件支撑起城乡一体的社会福利体系。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强力推行一元制度，有可能得不偿失。制度上的城乡一体化努力，其前提是要适应弹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要避免因为改造城乡二元结构而丧失了弹性的制度优势。比如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虽然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政策反应的时候，但是，与别的国家不同，我国因为有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的家庭养老仍然发挥着基础作用。如果罔顾现实，按照福利国家的想象来建立社保体制，就太过于激进了，很可能摧毁家庭养老的制度优势，一去不复返。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一定能够解决严峻的养老问题。

　　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体制实际上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尽管它有很多问题，但是它解决了一些非常战略性、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说农村是城镇化和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它的根源就在于，二元体制保留了乡土传统，保留了传统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在政治上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再造社区

　　在保守的城镇化道路下，如何再造村落传统?当前的社区建设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村落为了适应现实情况，借用现代性的元素重建社区，新的社区仍然保留了原有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结构。很多乡土传统深厚的地方，通过“宗族理事会”等力量主导了新农村建设，国家政策被传统成功地消化掉了，就属于这一类型。二是在资本和政府的推动下，村落被动地纳入了城市化进程，村落传统发生了断裂。比如“逼农民上楼”、“平坟运动”等现象，都属于这一类型。假如说社区建设具有城镇化的内涵，那么，前一种社区建设方式是保守且是可以再造传统的，后一种则是激进且会撕裂村落的。

　　赣南的新农村建设经验很值得借鉴。赣南村落里的老屋，比如围屋、土楼，融神圣性于自然、生活之中，长期以来，老房子一般是不拆的，只能维修，久而久之，村民都在老屋周围建新屋，老屋反而荒废了，形成了空心村现象。农民具有强烈的重建新村的意愿。赣南的新村建设与其说是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建设，还不如说是宗族主导下的村落重建，宗族理事会代行了社区建设理事会的功能。很显然，这种社区再造的过程是乡土性的，社区建设的结果也必然会保留共同体的内涵，村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都不会改变，政府在其中只是起辅助作用。

　　河南周口“平坟”运动却值得反思。丧葬制度是村落传统的最重要的载体，通过一些列的丧葬仪式，不仅表达了人们的宗教情感，且形成了一整套的村落交往规则。中原地区盛行土葬，人们极为反对火葬，强行推行火葬造成了民俗的断裂。为了避免政策干预，不能大张旗鼓地操办丧礼，只能在晚上偷埋，偷埋之后，过两年再举行二次葬仪式，这当然会对村落社会关系造成非常巨大的冲击。我们在调研时听到一个黑色幽默：有两个老人走在街上，其中一个老人病了一段时间，十几天没在村里面露面了，十几天之后他出来了，另一个说“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你怎么还出现呢”。河南农民在抵制火葬中发明了二次葬，或许是当地传统的再造，人们仍然可以垒个坟寄托哀思，但“平坟”运动却有可能进一步摧毁这一传统的再造。

　　周口地方政府“平坟”的政策动机是通过土地制度中的增减挂钩政策，获取更多的用地指标，以此推行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这与山东一些地方政府强推的“赶农民上楼”政策如出一辙。现有的土地政策只从城市化、工业化的角度上去考虑，但土地承载的社会意义或许是更为根本的。所谓的乡土传统、乡土文化、乡土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与土地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需要密切交流，传统的土地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共有制，它是村落共同体的一个基石。一旦土地政策倒向大城市大资本，就必然会出现“平坟”、“逼农民上楼”的极端状况，这种情况下的社区再造，是在撕裂人们的生活、村落的传统。

　　从社区再造的角度上说，需要警惕的是生造式的城镇化，在不符合农民意愿的情况下再造社区，显然过于激进。而只要是符合农民意愿的，都是保守的城镇化。比如，江汉平原一带的农村，由于村落发育不是非常成熟，呈现出散居的格局，农民的乡土观念并不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很容易接受城镇化的想象，主动选择放弃村落。相类似的是，东北的一些农村地区，年轻人结婚的前提在城里面有一套房，他们也主动实现了城镇化。不过，即便是保守的城镇化，也需要重视乡土传统对缓解社会问题的作用。在城镇化过程中，“一对一”式征地拆迁补偿谈判机制，很容易消解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征地拆迁到哪里，黄赌毒等社会阴暗面就跟随到哪里，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护乡土传统。

　　某种意义上，城镇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选择哪一种城镇化路径的问题。我们需要保守的城镇化战略以适应乡土传统和村落结构，让社会转型平和一些，这是我们做民俗学的和社会学研究大有可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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