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会议指出，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严防死守耕地红线，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会议的召开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特别是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事实上，农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制度性保障，因而，必须长期坚持，而培育以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职业农民”，坚持走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科技化的农业发展道路，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简言之，会议提出了一条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
首先，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三大安全问题——国防安全、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之一。对于人多地少、人地资源压力大的我国而言，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为过的。鉴于此，一直以来，西方世界一直都有一种悲观的预见，即中国迟早要爆发粮食危机或马尔萨斯危机，或者说，人民吃饱饭的问题是中国每一届政府都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面对着巨大的人地资源压力，我国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从而避免了马尔萨斯危机的爆发。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又一个奇迹。究其根源，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外，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辅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基本制度的确立，构成了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一种制度性保障。
无论如何，农地的集体所有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的历史性贡献都是不应被忽视的。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农地严重“细碎化”状态下的小型家庭经营模式已经将其效率发挥到了极致，但农地的细碎化或农业的小块土地经营，严重地制约着农业规模效益的发挥，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从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断言：“把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产品等等，都应该广泛地应用于农业，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的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即使在目前这种使生产者本身沦为牛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比在小块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粮食产量总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这一增长的背后却是粮食的消费以更快的速度不断的膨胀。国家统计局公告显示，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同比增长2.1%。这是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增加的第十个年头。然而，数字背后隐藏的“产不足需”却很少被提及，而且产需缺口日益增大。数据显示，2012年底，我国粮食的自给率已经跌破90%。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而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特别指出了我国所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他说：“粮食和能源，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软肋。粮食依赖进口将给中国经济资源造成紧张，也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如何破解我国“粮食安全”的软肋呢?关键仍在于，立足于自我的原则，即促使我国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显然，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农业生产方式是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耦合在一起的产物。在过去，传统小农经济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直处于和谐的状态，从而造就了小农经济的长期持续，而现在，要解决我国的“三农” 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关键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即改变农地严重细碎化状态下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不和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拾和谐的状态。
其次，我国农业经营的现状及发展趋势。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换言之，农地的流转和集中以及农业的规模经营已经存在经济上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农地经营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要生存依赖，即获得收入的唯一或主要来源。现在，农业经营主要作为副业存在，甚至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出现了撂荒的状况，老人种地、妇女种地在农村已成为常态，由此便出现了引人担忧的由“谁来种地”的严峻问题。也就是说，工业和城市不仅吸收了农业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也基本吸干了原属于农业和农村的劳动力。
无疑，在现有的状况下，农地的流转和集中以及农业的规模经营是必然的出路。只有这样，农业才会出现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的可能性，从而促发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如果农业规模经营成为可能，那么农民或农户就会以利润的最大化为首要原则，此时，农民已不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具有职业身份认同的“职业农民”。进一步地说，农民以职业的身份被确定下来，或是被认同，必然意味着农业规模经营的收益至少要大于或等于从其它行业或领域中获得的收益。如何这个问题解决了，即经营农业出现了良好的经济激励，那么由“谁来种地”的问题便不会再存在，因为，劳动力和其它资源会重新向农业回流。
从国内的经验看，我国安徽省中部地区的一些乡镇已经出现了具有适度经营规模且具有良好经营收益的在当地以“小大户”著称的家庭农场。“小大户”是指经营规模在100-300亩之间的以经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经营模式，他们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起初地方政府计划直接推动传统小农到具有上千亩经营的大农场的转变，但经过几年的光景后，大规模经营都难以为继并相继瓦解，从而都转向了具有适度经营规模的“小大户”家庭农场。这向我们传达了重要的信息，即“大农场”式，特别是美国式“大农场”的农业生产方式并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另外，从国际经验看，一项源自法国的调查显示，大约半数法国农业劳动者认为，对于维持农民的家庭生活而言，家庭经营规模有15公顷(225亩)并使用拖拉机在经济上是合算的。这说明了大多数法国农民合意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是“小大户”式家庭农场。
农地的流转和集中使农业规模经营成为可能，而农业的规模经营不仅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而且使农民分化出来成为“职业农民”。由此，“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第三，农地集体所有制和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尽管，当前对于绝大多数的我国农民而言，他们对农地的偏好已经不再是农地发挥的基本生产资料的职能，而是转变为农地所发挥社会保障、失业保险的职能，甚至是更为纯粹的财产性职能，但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出发，农地所发挥的基本生产资料——生产粮食的职能仍然是其首要的职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从现实的状况看，农地集体所有制是农地发挥基本生产资料职能的制度性保障。从制度供给的成本和收益来看，较之农地的私有化和农地的国有化观点，农地的集体所有制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是符合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基本产权制度之一。
此外，农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保障农地基本生产资料职能的发挥外，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也产生了广泛的制度溢出效应。农地集体所有制使农地发挥了“蓄水池”的作用和社会保障的功能。一方面，农地是缓解经济危机影响的缓冲器。即使农民由于经济危机而失业，那么农地对农民仍然发挥着基本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职能;另一方面，对我国而言，农地集体所有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经济职能，从而降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例如，我国没有像拉美国家或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严重的贫民窟现象。
农地私有化的观点完全忽视了上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性职能，从抽象的理论逻辑出发，认为将农地置于私有产权之下，我国面临的“三农“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甚至是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然而，这是一种完全忽视常识的抽象理论逻辑。较之私有化的观点，农地的国有化是一种较好的政策建议，但与农地集体所有制相比，农地的国有化本身会带来较为高昂制度变革成本，而坚持农地的集体所有制不但能够避免制度变革的成本，而且通过适当的制度创新，能够取得和农地国有化政策建议相同的制度收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极大地释放了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党和国家在农村基本制度的制度潜能仍然具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关键就在于，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农民农地承包经营权长久化下的农地的流转和集中以及农业的规模经营，从而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
第四，农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农地集体所有辅之以家庭承包经营制第二次制度潜能的释放取决于现有制度框架下，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从产权属性的角度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权的长久化与所有权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无任何差别，特别是在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面，因此，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农地流转和集中的制度性障碍。换言之，保持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仍能够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流转本身以及流转促成的农业规模经营所产生的经济激励。只要这一经济激励相比农民把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城市和工业获得的收益相比足够大，农民必然将资源和劳动力重新投入到农业，以促进农地的流转和集中以及农业的规模经营。然而，在现实农地严重“细碎化”以及农业生产根本特征的双重制约下，农地的流转具有较高的成本，农业的规模经营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就是农地的自发性流转没有大规模出现的原因，也是我国农业总体上仍是传统农业的症结所在。
当然，这就需要我国各级政府发挥相关的职能和作用，以降低农地流转的成本，使农业经营更具可预见性。数据显示，2000以来，特别是2008年(2008年，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按照依法有偿自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农场家庭、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以来，农地流转的规模和速度都大幅上升。而这正是各级政府发挥作用的结果。总而言之，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农民个人意愿和政府作用双重动力的结果。
第五，立足自我，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在“三农”和粮食安全问题上，我国农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具有一致的利益，这一利益的一致性推动着农地的流转、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三农”和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三者中任何一方的缺位都不可能完成新时期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
我国的“三农”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而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当中，从“三农”和粮食安全问题的自身逻辑中才能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的解决统一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
此外，我们既不能陷于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持有的“土地自然观”的悲观预见，也不能对舒尔茨强调了“社会经济观”——人类能力和智慧的转化成果能够对耕地形成 “替代”，从而摆脱对自然资源、土地和传统农业的过度依赖观点过于乐观。认清现实，立足自我，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坚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权，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切实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是当前和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出路。
作者：杨成林 学位：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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