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理中国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路，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观点，但就其基本的思路而言，窃以为主要体现在《礼记．礼运．大同》篇中。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小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汤禹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样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就分别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所坚持的。
以鸦片战争为滥觞，近代中国风雨飘摇，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当此国难当头之际，毛泽东带领一大批志士仁人毁家纾难，舍小家为大家，共赴国殇，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终于掀三山求解放，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在发展思路上依然是对已往社会发展大同理路的坚守，由于强大的组织动员和亿万人民的同心同德，我们书写了新的篇章，最为显著的成就就是国民经济的完整体系的确立和两弹一星等宏大叙事的促成。当然，由于本着先治坡后治窝思路发展，在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极大提高，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的同时，对老百姓的小日子是有所忽视，但这是在所难免的，这就好像一个新成立的家庭一样，总是要从最基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起步，在这时，孩子如果老羡慕隔壁邻家吃的好穿得好，也要求爸妈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吃喝上，而不是发展基本建设上，我们只能说这个孩子有一些不明事理。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以国为本的大同发展思路，才为邓小平时代的适时转换创造了前提条件。
不必讳言，邓小平时代的发展思路是对毛泽东以国为本的大同思路的扬弃，这一扬弃在农村是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其先河的。于是，毛泽东时代特有的“愚公移山”一起走就变成了邓小平时代的狼奔豕突的分步走，鼓励一部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走到今天，已显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就结构性分析而言，这个“一部分人”也可能表现为生产力布局结构下的东部和南方地区的率先致富者，也可能表现为生产力部门结构维度下的第三产业等流通领域内的致富者，还可能表现为生产关系结构下的非公有制部门的率先致富者，甚至从生产力的内部结构看，也表现为资本富集者和知识富集者的管理部门的人员率先致富，但从社会的政治组织结构看，则这些首先致富的人往往是权力部门的掌权者，而且往往以家族的形式出现。国民党时代有四大家族，我不知今天致富的有哪些家族，从数量上讲，绝对是四大家族的几千倍以上。与家族化致富相匹配的价值观念，就只能是儒家的那一套，比如，许多腐败分子暗自高兴与得意，他们讲道，他们现在根本不害怕一盘散沙的群众，因为这些群众已经完全让儒家的一套理论洗脑了，这些所谓的人民群众已经完全失去了早先的革命性气质，都成了维护一家一姓利益的孝子贤孙，有关什么家国情怀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他们根本就没有，腐败分子还说，他们最害怕的是组织来来的群众，而这种群众，只能在文革期间去找。由于不要国家情怀和天下大同的小康理路作怪，现在的人民已经完全成了被腐败分子各个击破的弱势群体，即碎片化了。于是，在推翻了旧的三座大山后，又起来了新的三座大山，这就是老百姓的住房难，看病难和他们的子女上学难等社会问题的普遍化。
要推翻这新的三座大山，仅仅靠以家为本的小康思路是远远不够的，曾几何时，“一大二公”受到人们的嘲弄，一小二私便大昌其道，在共和国筚路蓝缕的草创阶段，谁要是过分强调家庭观念，便被人病诟为婆婆妈妈，可是，到了新时期，强调分步走，发家致富变成了唯一有价值的行为。九十年代初，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下课后帮老婆卖馄炖，居然也获得了崇高的意义。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了节目。批评者老说毛泽东时代民不聊生，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其实，毛泽东时代的做法不但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比如，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事业，在做的过程中可能也有“输出革命”的情况发生，但这是符合经典作家的教导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指出，工人阶级是没有国家的，这实际上就规定了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国家必须把列宁所强调的爱国主义和马恩所强调的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而不能鼠目寸光，仅仅以本民族的利益为重。也正是毛泽东时代的的付出，在今天我们才获得了加倍的报尝。试想想，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国内的成果，有哪一样不是在收取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红利，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这也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所产生的巨大的正的经济外部性。问题恰恰出在新时期的后一段时间里，就是抽象地，一根筋地强调以家为本的发展思路，这样，凡是稍微带一点公字的事便没有人问津。比如只讲经济领域的发家致富，不要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到了后来，便就是百万大裁军和对国防的忽视，一直到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才有了初步的清醒。现在，结构性问题成堆，尤其是社会分层方面的极不平衡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挑战，社会分层结构的失衡表现在资源占有上，就是穷的穷，富的富，一小部分以家族为形式，且有着强大权力背景的人暴富了，而大多数工农群众则被边缘化，有人的基本生活也发生了困难，当此关头，满足于一家一姓的小康发展思路，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代之而起的，就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发展思路的整合。
那么，整合毛邓不同发展思路后的新的发展思路是什么，一句话，就是胡锦涛所说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思路，我把这个新思路称之为“中兴”理路，一方面，这一理路既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恢弘气势，主要特色就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面小康目标（全面小康也就是十三亿人的共享，其实就是中兴目标）上，另一方面，这种家与国一体化的思路绝对比邓小平时代的发展思路大气，因为这样的发展才能真正带来国家兴旺发达和人民幸福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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