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南科大何去何从？
刘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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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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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之乡
高考又让南科大成为关注的焦点。当全国900多万考生都进入考场的时候，南科大45名实验班的学生却拒绝高考。有关方面在南科大校园里设置了考场，但是，据媒体报道，没有一个学生进入考场领取试卷。这一事情源于南科大去年的自主招生、自主考试，他们直接从全国各地的高二学生中录取本科生，因此，去年录取的“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今年要不要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成为一个焦点。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沉默，众说纷纭。
我多次强调我的一个观点：中国要不要改革，不是问题；如何改革才是问题。南科大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尝试，同样面临这样的处境。南科大的学生是否要参加教育部管理的全国统一高考，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它未来的问题还会有，今后南科大毕业的学生是颁发教育部认可的文凭，还是颁发南科大自己的文凭，根本不在乎教育部是否认可？或者是两个都颁发？或者教育部认可南科大自己颁发的文凭？自主办学、自主招生是南科大一系列方式的背后主导思想，但是，“自主”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基础上“自主”？却是一个大问题。至少在目前，南科大由深圳市全额出资，因此，它也是政府办学。所以，南科大在办学方针上与教育部的矛盾，实际上显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未必需要完全一致，然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允许的、可以协调的？通过南科大，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稍稍了解了一下南科大的办学宗旨和一些具体措施，我发现，南科大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多少新东西，很大程度上只是倒退。例如，自主招生在民国时期就有，自发文凭也同样。全部英文教学，在民国时期也有，从海外聘请50%的师资，在民国时期也有。国内一位著名教育专家说：如果未来南科大毕业生的“自授文凭一旦获得国外大学或世界500强企业的青睐，却不被国内承认，不能参加公务员、研究生报考招考，这对于教育部门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尴尬”。
南科大所谓的教改，无非是要把南科大办成像国外一样的大学。如果这一大学的主导还在中国，我们可以称之为“向国外学习”。但是，从南科大问题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来说，如果中央政府也是在“向国外学习”，那么，地方政府算什么？一种可能是，地方政府极其保守，不愿向国外学习。但从深圳来说，地方政府显然不是。那么，深圳地方政府只有一种可能，即：中央政府向国外学习不够、不到位，地方政府要彻底西化。目前由于南科大是地方政府出资，这种全盘西化还可以看成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未来不排除南科大的资金来源也由地方政府转为国外或“世界500强企业”，届时，南科大就可以看成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外国教育机构的分校。
我母亲在解放前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个教会办的大学。从西历1881年起，圣约翰大学就成为中国第一所完全用英语授课的学校。除了出资方，当年的圣约翰大学在办学理念上，与今天的南科大没多少差别。或者说，今天的南科大实际上很想办成当年圣约翰大学一样纯粹的西式大学。从圣约翰大学的部分校友中，我们也许能够感受南科大的雄心：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荣毅仁、邹韬奋、严家淦、贝聿铭、经叔平、周有光、鲁平、黄宗英等等。西历1949年前，中国一共有14所教会大学。从办学理念上说，今天的南科大并没有超过当初那些外国教会大学。因此，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南科大教育改革的方向与当年在中国的外国教会大学没什么差别，那么，何必还要新办大学？直接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拆散了，再与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合并，重新恢复圣约翰大学，岂不简单？
所以，南科大的教育改革，我看不到多少新东西，只看到试图退回西历1949年以前的努力。而且，就目前由深圳市政府出资来说，它还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方向。那么，深圳地方政府直接变成当年的民国政府，岂不更简单？这也许正是某些人的心愿吧。
把毕业生完全当成产品，多少有点不合适，但是，学校的确是培养合格人才的地方。因此，看到专家的这段话：“如果未来南科大毕业生的自授文凭一旦获得国外大学或世界500强企业的青睐，却不被国内承认，不能参加公务员、研究生报考招考，这对于教育部门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尴尬”，我不禁想用这个观点与食品安全做一个对比。如果在中国的一家食品生产企业，它的原料采购要“自主”，生产过程要“自主”，产品合格检验要“自主”，而这一“自主”的结果，最终是获得外国食品检验、监督机构的认可，却要摆脱中国政府食品检验、监督机构的认可，那么，这样的食品生产企业在中国能够存在吗？如果它能够在中国存在，还要中国政府干什么？中国政府直接变成外国政府委派的办事机构算了。
南科大何去何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政府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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