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当事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也基于涉案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中石油集团在短短两天时间里传出4名高管落马的消息，理所当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媒体对涉案者出事原因的报道，这起案件再次警示我们，反腐应当顺应市场发展趋势防患未然，主动消灭“治未病”病灶。
为什么?
因为不管是政府还是大型企业内部，能够用于监督防范腐败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监察部门始终面临有限的监察资源效用最大化问题;为此，不管是制定事先的防范监督措施，还是投入人力物力实施事中的日常监察，抑或腐败案发后开展事后的追查，他们都有必要合理分配资源，在发案概率较高或将要显著提高的领域投入更多监察资源。
由于腐败就是牟取非分私利，因此，行情持续上行、预期收益大幅度上涨的产业领域腐败概率较高，因为行贿者和受惠者在这样的领域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可供分享，高额预期收益能够刺激起更强烈的腐败欲望，市场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腐败发生的概率;在新世纪初以来的初级产品牛市中，包括石油在内的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让我们看看此次中石油腐败案的起因。此次被查的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春、中国石油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国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4人均曾负责中石油上游勘探开发业务，其中后三人曾分别掌管大庆油田、吉林油田、长庆油田，李华林则负责海外业务。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石油业界资深人士认为，他们出事，是因为在油田低品位区块对外招标寻求合作开发环节上下其手牟取非分私利。
应该说，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中石油、中石化自本世纪初以来放弃勘探开发低品位油田是正确的，将低品位油田区块对外招标实施特殊合作开采政策更是符合商业理性之举，因为这样做油田可以将资本集中投向高品位区块，从而提高利润率;通过招标合作开采低品位区块，由于无需付出真金白银的投资就能坐收租金等项收入，盘活本来可能闲置的低品位区块，油田利润率可进一步提高。这些经营策略体现了中石油等巨型国企市场化的进步，新世纪以来，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始终位居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各行业之冠，这些正确的经营策略功不可没。
然而，初级产品牛市大大提高了低品位区块对外招标环节的腐败概率：因为在熊市期间，低品位区块开采成本高，利润甚低，甚至可能无利可图，油田外部投资者争夺此类资源的欲望不甚强烈，掌握招标权力者索贿的“谈判地位”相应不够强大。而到得牛市期间，即使开采成本很高的低品位区块拿到手里也能获取暴利，油田外部投资者争夺此类资源的欲望猛涨，掌握招标权力者索贿的“谈判地位”也因此而大大加强。如果能瞒天过海，将本来开采成本不高的区块也划入低品位区块行列而对外招标，预期的非分收益就更高了。
业界人士认为李华林等人是在油田低品位区块对外招标寻求合作开发环节做手脚，其来有自。如果监察部门在牛市启动之初就加大力度针对这类环节制定监督规章，增加监察人力投入，以及制定合理定价公式提高招标价格，压缩中标者不合理暴利预期，该领域腐败几率必将大大降低。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房地产、煤炭、有色金属等领域：房地产牛市推动房地产市场成为腐败高发区;煤炭业“黄金十年”造就了山西、陕西等省区涉煤腐败的暴涨;……而随着初级产品牛市终结，许多已在这些领域完成了原始积累的灰色和黑色资本又将转移何方?上医治未病;我们的纪检监察部门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市场发展趋势，以便更高效地配置监察资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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