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矛盾纠纷解决

　　【核心提示】“新枫桥经验”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要求，一套快速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作出反应、促使民众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矛盾的协同机制得以形成和完善。

　　“新枫桥经验”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要求，一套快速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作出反应、促使民众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矛盾的协同机制得以形成和完善。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50年前，即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中指出：“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这里提到的“诸暨的好例子”，就是指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工作机制，也就是“枫桥经验”。此后，“枫桥经验”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枫桥经验”。其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原则，在实践中发挥了引导性作用。

　　基层矛盾纠纷日益复杂

　　矛盾纠纷是一种社会现象，矛盾纠纷的解决为人类社会发展扫除前进障碍。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制定了法律，诉讼纠纷解决的模式得以出现。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得到明确界定，他们之间的纠纷可以得到法律上最终的解决。

　　当前，我国基层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正处在巨大的转型中，地缘的、人缘的因素受到市场经济和人口大范围流动的强烈冲击。在这个变化急剧、各种利益都在分化和重组的年代，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和复杂。传统的行政主导型、道德主导型社会冲突解决方式面临挑战，对中国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应进行深入研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在法治环境下，纠纷解决依赖于法院诉讼程序。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诉讼程序具有极大的公正性，也确保了纠纷的终极解决。但是，所有纠纷一断于法的观念是不可取的。对一个具体案件，法院的解决方案是合法的，但未必是最佳的。因为社会的价值不仅只由法律评价，包括道德、伦理、习惯等各种社会规范都会对具体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进而产生约束。从现实情况看，社会纠纷并不都是通过诉讼解决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枫桥经验”就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成功经验，它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在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非讼机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早在文明之初就已存在。在当前，它是指诉讼制度以外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方式或制度的总称，比如和解、调解、仲裁等。非讼纠纷解决方式有诸多优越性。在实体上，它不受国家法律规范的刚性约束;在程序上，不拘形式、灵活多样;在执行上，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合意一旦达成，当事人也愿意执行。这就使得非讼程序具有简易性、代替性、当事人自主选择性、灵活性和低成本性、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非对抗性及自觉履行性等优点。

　　“新枫桥经验”体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要求

　　“枫桥经验”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不断发展，创造出“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新经验，建立“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新机制，形成“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新枫桥经验”逐步形成。

　　“新枫桥经验”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要求，一套快速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作出反应、促使民众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矛盾的协同机制得以形成和完善。这套机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事前工作制”，包括机构设置、信息网络组建、预防及调解手段等。比如，在机构设置方面，一个纵横交织的网络得以形成，成立“综合治理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下设窗口、调解委、信访办、维权办、司法所、警务室等机构。群众有矛盾纠纷找到这里，先由窗口接待，窗口按矛盾纠纷的性质进行分解，发放到各相应的调解部门处理。而村、组、企业，则设综治工作组，负责治安、调解工作，村的综治工作组下面还有一些延伸的队伍，诸如调解办公室、村护村队、治保会、平安志愿者以及夜间巡防队等。同时设立义务矛盾纠纷、信访信息员，负责收集矛盾纠纷、信访的苗头，以及不稳定的因素，以便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介入，稳定事态发展。

　　从最初的“枫桥经验”到新时期的“新枫桥经验”，工作具体形式不断创新和发展，但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工作原则没有改变。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到“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其实都是在群众路线基本方针指引下与时俱进的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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