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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头条介绍50年前曾获毛泽东称赞的“枫桥经验”

杜飞进 温红彦 黄庆畅 彭波 · 2013-10-11 · 来源:人民日报
群众路线整顿四风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人民日报》今天头版头条介绍50年前浙江诸暨“枫桥经验”。《人民日报》称,50年前,枫桥镇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创造的“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肯定。今天,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的新形势下,“枫桥经验”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今天,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和浙江省委将联合召开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新京报》为此刊发题为“‘枫桥经验’再升温:有矛盾在当地解决”的报道,从多方位解释“枫桥经验”如何被用来化解当地矛盾。浙江日报也专门刊文,详细介绍“枫桥经验的诞生、发展与创新”(见附文)。

  绘有“调解”字样的警车开进诸暨市枫桥镇郭店村,调解员现场调解

  以下为《人民日报》报道全文:

  编者按: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之际,充满时代内涵、焕发蓬勃生机的“枫桥经验”,再次吸引了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党员干部的目光,他们赶赴枫桥,实地探寻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实招与真经。以此为契机,我们推出“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系列述评,就如何创新群众工作机制和方法,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与水平,进行了在广泛调研基础上的深入思考。敬请关注。

  50年前,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创造的“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从此,“枫桥经验”走向全国,花开神州。

  今天,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主客体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群众工作对象及其利益诉求更加多样,许多“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群众“隐私”理念和权利意识增强,一些党员干部或多或少地存在不愿、不会、不敢做群众工作的问题。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看家本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继承和创新群众工作,为建设平安中国、实现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是摆在全体党员干部面前的新考卷。

  老办法呼唤新理念

  “也希望有人向我们嘘寒问暖,也希望有人了解我们的所思所想。”说这话的,名叫李兰。她曾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2003年辞职来到北京,一边做家政,一边写小说。如今,像李兰一样的新兴职业人群越来越多。

  网络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淫秽色情、语言暴力、网络诈骗等乱象。面对虚拟空间的现实危害,群众工作又该有何担当与作为?

  随着群众“私人空间”意识的增强,“家访”等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遭遇了尴尬。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家访”有个经典描写:党支部书记“家访”陈景润,看到陈景润的宿舍没电灯、没桌子,立即找来工作人员现场解决。然而,这样的群众工作方法,今天很难用得上了。

  生产和就业方式的改变带来了群众结构的改变,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了群众诉求的变化,价值多元带来了群众观念的多样化。对此,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有着清醒的认识:越是矛盾突出,越是问题复杂,越要做好群众工作;而要做好群众工作,就必须转变观念,创新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

  既“面对面”又“键对键”

  现代技术手段的普及和信息传播渠道的便捷,为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提供了便利条件,为党的群众工作开辟了新领地。

  把网络空间看成群众工作的新平台,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民生微信、民情QQ群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党员干部把“脚板”与“鼠标”、“面对面”交流与“键对键”沟通有机结合,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回应网民的诉求,诚恳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以平和的心态与网民交流,做到“拍砖”能接,“灌水”能导,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时代在变,方法要变,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精神实质始终不能变。

  从重管理到重服务

  针对少数党员干部看待群众的态度变淡,接触群众的时间变少等现实,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百名书记下基层”等活动持续开展。

  近年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民生优先、服务为先、基层在先”成为现实。顺应“流动时代”的新要求,居民小区业委会等社会组织蓬勃发展,释放出强大活力。

  以“事要解决”为目标,各级政府着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干部下访、视频接访、网上信访应运而生;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等专业调解组织蓬勃发展。

  从“我说你听重管理”到“以人为本重服务”,从“唱独角戏”到“社会协同”,从“打情感牌”到“情法融合”……群众工作的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提高了党员干部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杜飞进 温红彦 黄庆畅 彭波)

  (原标题:人民日报介绍“枫桥经验”: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

 

  附:浙江日报:枫桥经验的诞生、发展与创新

 

  原标题:枫桥经验的诞生、发展与创新

 

 

  枫桥在哪里?

  在中国的版图上,枫桥只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但是,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枫桥,一直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线。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毛泽东同志在枫桥人创造的这一经验材料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从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面高扬的旗帜,一直引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在催人奋进的新号角吹响之际,回顾“枫桥经验”的诞生与演进,我们可以发现,它依然是一面必须高举的鲜明旗帜,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有了这面旗帜,将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好“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让群众真正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平安和谐的中流砥柱。

  有了这笔财富,将使我们更加有信心按照“一手拿经济报表、一手拿平安报表”的要求,脚踏实地建设“两富”浙江,同心协力共筑中国梦。

  诞生记—— 可贵探索 宝贵经验

  枫桥经验,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改造“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分子)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中央决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但许多地方在具体推行过程中,依然是定指标、“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的做法。

  1963年6月19日,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精神,派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林乎加率领的省委工作队到诸暨县枫桥区,会同诸暨县委在枫桥区7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试点一开始,当地一些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也提出了不少过激要求。针对这一情况,省委工作队发动枫桥群众开展“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眼睛”的一致看法。

  试点的西畴大队有一个原有1400多亩地的大地主,土改后一直拒绝参加劳动,留恋过去不劳而获的地主生活,把现在自己居住的十多平方米房子比喻为仅容纳一个膝盖,还写了一本署名“容膝斋”的反动诗抄。先后斗了他20多次,都没有制服,群众称他为“橡皮碉堡”。这次运动试点中,群众同他进行充分说理,其他四类分子也揭发他在家偷偷写反动诗。这个被称作“橡皮碉堡”的地主分子,终于交待了制造谣言、记变天账、写反动诗等事实。群众高兴地说:“说理斗争真是好,橡皮碉堡攻破了!”他自己也说:“这次评审,对我很有助益,我服了。”

  试点中,7个公社有67名四类分子被列为重点对象,斗争会上干部、群众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结果没有捕一个人,就把全部四类分子说服了。

  随后,浙江省公安厅将枫桥区社教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经验,报告公安部。

  1963年10月下旬,当时的公安部领导谢富治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志口头汇报了这一做法。

  毛泽东同志对枫桥“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教育说服“四类分子”的做法很感兴趣,当即指出: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遵照毛泽东同志指示,1963年11月,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蹲点研究和讨论总结,最终形成以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同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公安部起草的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字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1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和当时的公安部领导汪东兴谈话时说,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至此,枫桥经验宣告正式诞生。

  演进史—— 风雨嬗变 历久弥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枫桥经验主要是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枫桥经验主要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

  1964年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时转发《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同年2月,第13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高潮在全国形成。

  1971年

  文革期间,枫桥经验受到冲击并一度中断。1971年春的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会讲话。会议以纪要的形式由中共中央转发,再次肯定“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专政的好典型。

  1973年

  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半年,形成《“枫桥经验”在前进》调查报告,以及《对一般流窜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个典型材料。

  1977年

  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长达14个月,调查总结出普及枫桥经验的6条标准:教育改造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成效显著;发案少,治安好,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生产;等。

  1979年

  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为全国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得到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首肯。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枫桥区给“四类分子”摘帽的经验。

  1980年至1990年

  上世纪80年代,枫桥区率先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口号,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打、防、教、管”融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经验。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

  1991年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1991年3月21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

  半个世纪过去,有多少红极一时的典型、样板,在岁月的涤荡下销声匿迹。

  “枫桥经验”,却一直与时俱进,在新时期展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价值。

  薪火绵延的奥秘在哪?

  在于,“枫桥经验”不管处于哪个年代,“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一根本始终没变,“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一目标始终没变。

  在于,浙江省历届党委、政府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拓展和丰富“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使其始终呈现鲜明的自身特色和时代特点,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于是,我们看到,“枫桥经验”的工作理念在逐步发展——

  从“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到“靠富裕群众减少矛盾,靠组织群众预防矛盾,靠服务群众化解矛盾”……

  我们看到,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工作方法在不断改进——

  从“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到“预警在先、矛盾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工作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的“四先四早”工作机制,再到“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五联”社会管理模式……

  我们看到,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创新做法在遍地开花——

  从浦江的领导下访,到普陀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从温岭的民主恳谈,到武义的村务监督;从余杭的综治中心到金华的应急联动;从慈溪的和谐促进会,到江东的邻里中心……

  正如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浙江调研时指出,“枫桥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

  面对纷繁复杂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形成新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使这个老传统历久弥新,让这棵常青树更添活力。

  十大创新做法

  民主恳谈聚人心

  温岭民主恳谈会的雏形,是1999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其创意在于变“干部对群众的说教”为“干部与群众的对话”,是探索构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层地方治理新模式。目前已在全省推广,并于2004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领导下访解民忧

  2003年9月18日,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率部分省领导和省直15个部门负责人到浦江县下访,开了全国省级领导干部下访的先河。如今,领导下访这一做法,不仅成了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一以贯之的自觉行动,也已在全国推开。

  综治中心促稳定

  2004年初,全国首家乡镇综治中心在杭州市余杭区乔司镇成立。中心集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巡防队、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等部门于一体。这是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一项创新做法。目前,全省所有乡镇(街道)均已建立综治中心。

  村务监督更阳光

  2004年6月,武义县率先开展村务监督委员会试点工作,在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由群众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村务监督特别是村级财务监督。目前,全省所有行政村都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老乡警察管老乡

  2004年8月,诸暨市公安局与江西省遵义县等地公安局协商,遵义县先后派出4名民警,与店口派出所建立本地民警和外来民警共同组成的外来人口管理警务组。“外警协管外口”模式,是我省外来人口管理的大胆探索和制度创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周永康先后3次批示,要求在全国推广。

  法律服务一体化

  2009年开始,省司法厅在国内率先建立公益、专业、便民的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服务,并大力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村)”活动。目前,所有县(市、区)均已建立法律服务中心,基本实现村居都有法律顾问,唱响了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一体化的浙江“好声音”。这一做法,已推向全国。

  应急联动保民安

  2008年,金华市在国内率先成立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将原公安110、消防119、交警122、卫生120、工商12315、城管96310、供电95598等多个部门的报警接处平台合并为新的110,构建了以应急联动指挥中心为中枢、以政府各部门为骨干的应急大联动工作体系。此举在全省推广,曾获得全国管理科学创新奖。

  邻里中心激活力

  2008年开始,宁波市江东区开始探索建立社区邻里中心。有了邻里中心后,不仅很多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组织活跃起来,还孵化出更多居民急需的社会组织。目前,江东58个城市社区都设有邻里中心。这一做法已在全省推开,并获得去年的“中国社会创新奖”。

  网格管理强服务

  2007年,“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在舟山市普陀区桃花镇诞生,全镇被分成32个管理服务网格,所有居民被纳入单元网格中,每个网格配备一支服务团队,团队里有乡镇干部、社工、民警、教师、医生等。目前,已在全省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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