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年”公务员不好当了。这不，眼看年关快到了，单位上什么都不发，这让许多公务员(其实不光是公务员，还有事业单位的，准确地说是吃皇粮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少人甚至愤愤不平。各种关于公务员待遇的讨论也随之频现各大媒体。公务员不好当，让具有仇官情节网民尤其是公知、愤青们很是高兴，甚至拍手叫好。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喜还是忧?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
“一刀切”的禁令伤了谁?
在公共舆论场，进入人们讨论范围的通常都是发达地区或要害部门公务员的待遇。其实，广大的中西地区的公务员待遇并不高，可以说是低薪制。在这种情况下，“一刀切”的中央禁令(取消福利)，恐怕受伤害的主要是占绝多数的中下层干部职工，甚至影响到一些人的基本生活。显然，这样的禁令难以得到中下层干部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这种做法，首先是有背于传统和情理。中国是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一年中的几个重要节日(如中秋、春节等)给本单位干部职工发点钱或东西，这个规矩已沿续了几十年，钱虽然不多(笔者所在地通常也就五六百块钱)，但它体现的是上级领导对下面干部职工的关心和体贴，它能让干部职工感受到来自组织的温暖，进而增强干部职工对单位的归属感，这已成为构建和谐机关的一种润滑剂。
其次是有背于中央精神。中央反四风主要是针对各级领导干部，但在不少地方，领导干部的四风不见反了多少(能在多大程度上扼制住领导收红包?扼制住领导公款吃喝?)，但中下层干部职工可怜的一点福利却被反了，这未必符合中央精神。因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公务员很多待遇是得不到的，就靠单位发点福利弥补一下，还有，不发福利省下来的钱到哪去了?如果省下来的钱仍然供给领导挥霍，那反四风岂不是被四风反了?
其三是有背于公平原则。在公务员队伍里，苦乐不均的现象很普遍。首先是地区间的差别，中西部地区公务员与发达地区公务员的待遇自然没法比;同在一个省，省市县公务员收入的差别也能达到一倍。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同一个县的公务员收入竟然也差别巨大，像国税、地税、供电以及政法系统、人武系统等公务员的收入就远高于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员的收入。
公务员待遇低了还是高了?
从工资收入的绝对数看，公务员待遇显然偏低了，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公务员的平均年收入大概就是三四万，几年前没有阳光津贴只有两万左右，这个收入水平对于双职业和中年以上的公务员来说还算过得去，也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但对于单职工和刚参加工作的年青人来说就显得很窘迫了，如果没有父母支援，结婚购房的任务是完不成的。
笔者所在县，因为待遇低，近年招了不少公务员，其中外地的工作几年后约有一半选择辞职或调离。教育、卫生系统人才大量外流，近年流出人数在300人以上，而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外地人才又招不进，以致教育、卫生机构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力危机。笔者本人，1981年农校毕业分配到当时的乡政府工作，20年后调到县城工作，工龄34年，拿正科工资，目前工资表上每月工资为1455元，每年阳光津贴18716元，加一个月奖励工资，合计为35012元，以前每年有5、6千元的福利，今年没有了。笔者来自农村，家里共有姊妹7个，其中5个在农村，老实说，10年前在姊妹当中还是很有优越感的，但现在没有，他们的收入都超过了我。笔者有一乡里同事，一家三口，妻子没工作，靠一个人的工资无法养活全家，妻子最终选择与他离婚另嫁他人。
不过，说句实在话，如果以完成的工作量和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公务员的待遇，那目前的待遇也高了，因为从总体上看，公务员的工作实在是太轻松了，拿农民的话说就是“盐腌的鱼都养得活”。在机关里，每天8小时满负荷工作的人几乎找不到，绝大多数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工作就足够了。再形象一点说，把县里的机构和人员砍了一半，也不会影响政府的正常运转，甚至可能比砍之前运转得更好。
党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消极怠工以及吃空晌等问题早已成为常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激励约束机制。公务员晋升机会太少，干好干坏没有什么区别，行政职务不必说，非行政职务晋升也收归党委(只上世纪1993年评过一次)。如果不是在要害部门工作，获得提升的希望非常渺茫，多数人干到退休也是一般干部。二是领导干部没有率先垂范。一些领导干部自身作风不过硬，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坠落，按老百姓说法就是领导自己“屁股上有屎”如何管得了部下?州官可以放火，百姓就可以点灯!
历史地看待公务员待遇
公务员制度的鼻祖是英国,但其发源地应属于中国，即中国的科举制。中国历代都有“高薪养廉”制度，如清朝从雍正帝开始推行用耗羡银支发养廉银的制度。香港从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它们给公务员很高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了私营部门的最高工资。一些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腐倡廉中也启用了“高薪养廉”的手段。应当说，国际和国内的经验都证明低薪在一定意义上导致腐败的高发多发，当然，这是从总体上和概率上说的，而不是说低薪条件下每个公务员都必然发生腐败行为。
但基于中国内地目前的制度环境，在机械精简到位、冗员基本剔除、民主法治建成之前要实施“高薪养廉”制度是很难困难的，但“中薪养廉”或“ 以薪养廉”应当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对待公务员的待遇问题，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利于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很多人都知道“巴黎公社”，这是人类自有阶级以来第一个试图推行绝对平均主义的政府，结果很快失败了。在中国革命史上，1929年毛泽东在红四军党代会上所作的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首次把“绝对平均主义”当作一种错误倾向提出来。
出台有关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政策，必须广泛听取来社会大众的意见，不可把网络舆情当成主流民意，因为网络里公众意见多为直觉而非理性，尤其是一些公知、愤青的意见更不可取。我们期待经过社会的充分讨论，最终能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既能让社会大众接受，又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稳定的公务员薪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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