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在美国了解到的转基因研究和应用情况

这次赴美国考察畜牧业、家庭牧场和家庭农场，不可避免地遇见了国内争议异常激烈的农业问题——转基因。美国是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最多的国家，技术领先，商业化运用得最多，也成功地输送到巴西、阿根廷，而今极力想敲开中国的大门。

在农业领域有150年历史的某基金会，他们在农业转基因研究方面力量很强，这里已搞转基因苜蓿多年，全美领先。我们有机会访问了他们的实验室和温室里的转基因材料。

据他们介绍，转基因研究非常严格，控制措施很严。我们进入温室，竟然是从地上下通道过去的。做完实验的一切实验材料要经过严格的灭活处理，绝对不能进入到环境中去。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科学家对转基因材料释放是高度警惕的，毕竟人类还没有信心保证这些材料的生态后果，防范是必要的。

在实验室里，我看到了不少中国人的面孔。即使没有遇见中国人，而在转基因实验室的介绍中，或者办公室门口的人名里，也可发现中国人多。有的负责人是外国人，研究人员是中国人，有的干脆就是中国人领导中国人。美国这个转基因高科技，显然是对中国人完全开放的，他们不担心技术外露吗?实际上，转基因的高科技成分已不突出，相反是枯燥的体力活多，美国人雇佣的是廉价的技术劳动力而已。

在美国的种子公司里，也有很多中国人在服务。全球最著名的转基因种子公司里，一些高层主管就是中国人，笔者的大学同学也在那里做高管。

再来看看他们的应用，玉米和棉花都是抗虫和抗草甘膦的，目的是节省人工。美国农业的路子越走越窄，已经离不开技术进步如机械设备、化学物质和生物技术。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很多是进入市场的，他们吃的东西也来自市场。转基因玉米出路——饲料、生物柴油、出口。美国人少地多，农田里几乎没有人影，他们不在乎耕作季节、物种多样性，对产量高低也不在乎，只要有比较效益即可。短期之内，美国释放的化学物质在辽阔的耕地里可部分降解，秸秆能够还田，他们的环境容量足够大。

美国农田里杂草非常多，应用了转基因技术以后控制难度越来越大，这是转基因对抗技术难以实现的。有的科学实验为了防范杂草，竟然连续三年不耕作，每年除草，将土壤种子库里的杂草萌发后控制，不使杂草留后代。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问题，很令美国农民头疼。我曾问过一些农民，以前是不是也这样厉害，他们摇摇头，说以前不严重，那个时候农场规模没有这么大，还可以搞一些轮作。

我们现场看到了转基因苜蓿田。原来是计划将这些苜蓿出口到中国的，因为中国农业部没有批准，他们只好卖到当地的奶牛场。美国的转基因农业是市场农业，有人买他们不太关心安全和生态环境。看得出美国农民很看好中国市场。在加州，一个80多岁的美国农民也知道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的态度，知道中国发生的转基因争论，也知道中国退运了美国转基因玉米。美国农民守法意识还是很强的，问他们为什么不将转基因苜蓿出口到中国呢，他们很坚定地说中国政府不同意。

关于转基因生态环境安全性问题，还有一个小插曲。在转基因苜蓿现场，我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农业推广教授争论起来的。这个教授是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非常自信。他问我为什么拒绝这样好的技术呢?我强调转基因的安全问题，我指出了转基因作物释放引起的环境问题如基因扩散和环境污染，他问证据呢?我告诉他我了解的美国科学家的一些研究，对方沉默;关于安全，他说草甘膦是安全的，比市场上的任何除草剂都安全，我指出法国人的抗草甘膦老鼠实验，他马上反驳说那个实验经不起推敲，被撤稿了，我说后来又有刊物发表了。大家都不想破坏友好气氛，毕竟我们是客，对方是主人，且一直人家亲自开车陪同我们调研，话点到为止，彼此心里明白就行了。

但是，美国教授依然试图说服我。他指着大片大片的苜蓿田问我，如果这样的农田杂草丛生，你或者你的后代会用什么办法控制呢?不用转基因不用草甘膦，用人工现实吗?谁愿意出那样的力气呢?我说中国的农田如果精耕细作，是不会出现这么多杂草的，在我小时候，杂草都是作为资源利用的，是被儿童和妇女业余时间就控制的，只有懒人农业出现后，才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对方默然。

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但问题依旧存在着。

随着土地集约化、机械化、化学化的不断升级，转基因的用武之地或许是越来越难以阻挡的，但是如何确保安全呢?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解决复杂农业问题?中美国情不同啊。美国的转基因作物部分是针对中国这样的国际市场的。

美国科学家也承认，即使基因转移成功的抗旱作物，如果那年雨水大就会减产;运用抗虫作物，那年虫害并不爆发，抗虫基因所起的作用可能是负面的;转移了抗草甘膦基因，作物抗草甘膦了，杂草也会跟着抗草甘膦。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科学家们研究。

从现场调查的情况来看，国内一些专家的宣传时有失偏颇的，我们的转基因科学家不认真搞研究，而花大量精力搞推广是本末倒置的。

下面的照片是现场拍摄实验室内的转基因材料(注意橘黄色的标牌是转基因的)，还有大田释放的转基因苜蓿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