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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我对“全面放开二孩”的疑虑(1-3)

赵磊 · 2015-11-26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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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叫好”声中,我对“全面放开二孩”却心存疑虑。既然“全面放开二孩”已成既定国策,那么对于政策的实施来说,我的疑虑无关紧要。但是,我的疑虑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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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多未必力量大

  ——我对“全面放开二孩”的疑虑(之一)

  赵 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政策的取向,意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负面影响,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有人说:“只见一片叫好,不见任何反对。可见‘强制一胎’不得人心。”(黎阳)

  在“一片叫好”声中,我对“全面放开二孩”却心存疑虑。既然“全面放开二孩”已成既定国策,那么对于政策的实施来说,我的疑虑无关紧要。但是,我的疑虑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综合各方专家的解读,“全面放开二孩”主要有这么几个理由:一是人口老龄化加剧,需要补充劳动人口;二是经济增速放缓,需要刺激消费;三是“强制一胎”简单粗暴,有违人权。对此,我谈六点不同看法。

  (一)增加劳动力数量,并不等价于提高劳动生产力。

  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没有人就谈不上生产力的存在、发展和提升。但是,科技是生产力的灵魂所在。没有科技含量的生产力,或科技含量很低的生产力,即使人口数量再多,也是落后的生产力。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蕴含的科技含量十分低下,因而人口数量就是生产力,人口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所以,越是上溯历史,人口数量就越是与生产力的高低成正比;人口数量的增加,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的等量增加。

  然而,人多未必力量大。近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不代表着生产力的增长。只有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人口增长(所谓人力资本),才会形成生产力;只有计划可控的人口,才是生产力。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第一”的定位是否准确,或容讨论。但是,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科技蕴含的伟力已被人们所普遍认可,乃是不争的事实。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人口数量的增长越来越不等价于生产力的提高,甚至很可能成为阻碍生产力提高的因素。其中的道理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史,就是用自然力不断替代人力的历史:用牛马等畜力替代人力;用风力、水力替代人力;用煤、石油等产生的热力和电力替代人力;用核能、太阳能替代人力;等等(注1)。随着这个替代过程的逻辑不断展开和深化,人口增长率趋于下降乃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为什么经济越落后,生育率就越高?为什么经济越发达,生育率就越低?有人说“思想观念有差异”,有人说“成本收益不一样”。其实,这些仅仅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越落后,生产力越低下,人的数量就越重要,于是“人越多,力量就越大”;经济越发达,生产力越先进,人的数量就越不重要,于是“科技含量越高,力量才越大”。

  即使放眼未来战争,“人多力量大”也未必成立。就生产力的维度言,现代战争不仅是经济水平的较量,也是科技水平的较量,绝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较量。就人的维度言,现代战争是人的素质较量,并不单纯是人的数量较量。在现代战争的背景下,单纯的人口数量并不与战争的成败正相关——这是现代军事学的常识。

  增加人口数量的确可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延续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经济竞争力,既缺乏产业升级的压力,也无任何创新动力。若这样的竞争优势得到“固化”,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将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

  注1:赵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指望增加人口来刺激经济,不靠谱

  ——我对“全面放开二孩”的疑虑(之二)

  赵 磊

  (二)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刺激供求,由此增大的供求只能是数量上的平面扩张,而非结构上的有效升级。

  我在第一季讨论了这样一个命题:“人多未必力量大”。有人批评我:“文章中主要把人作为生产者来考虑的,而本质上人更是消费者,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随着近代生产力的提高,所提供的物质财富的增加,才导致了近代工业社会以来人口的迅猛增长,可以想见,科技越发达,生产力越发达,人口应该越多。”对上述批评,我以为需要澄清两个误区:

  (1)不要把“人口总量增长”等同于“人口增长率上升”或“生育率上升”,二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注1)。请注意:前者是“增长量”,后者是“增长率”。生产力的提高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从而促进了人口总量的增长——这是事实;然而,生产力的提高降低了人口的“数量意义”,从而导致了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下降——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总量增长”与“增长率下降”,这两个“趋势”恰恰是工业社会以来世界人口变化的客观趋势(相对于“增长率下降”有加速的趋势,“总量增长”的趋势却正在趋于放缓)——这方面的资料很多,不赘。若有兴趣,可以查一下联合国的有关统计。

  (2)如果不考虑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抽象地说“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没有任何意义。试问:既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那么,为啥“生产过剩”会成为当今世界的头号难题耶?我必须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不是消费,而是利润,是剩余价值——这正是生产过剩的症结所在。且不说在资本统治的背景下,指望增加人口来化解生产过剩有多么荒谬,即便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双重维度来考察,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可以促进消费、发展经济,也是很不靠谱的:

  ——作为生产者,如果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就能补充供给能力(注2),这样增加的供给能力只能是低端供给的平面扩张;

  ——作为消费者,如果以为增加人口数量,就能提振消费能力,这样增加的消费能力只能是低端消费的平面扩张。

  在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中国(注3),用“全面放开二孩”的办法来刺激消费、带动需求,无异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可以预计,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真正有生育意愿且能承担生育成本的,是人口的两头:富人和穷人——对于富人来说,负担两孩的生育成本不是问题;对于穷人来说,生一个是养,生两个也是养。而处于人口中间的小资,却未必有生育意愿,更遑论养育能力。

  问题在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众屌丝们一心向往的“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橄榄形,而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金字塔形。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大量新增人口究竟与什么样的消费结构才是匹配的呢?我就不说了,你懂的。

  一旦供求两端被不断增加的人口锁定在低水平或扭曲的状态之中,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以至于经济结构升级,又将从何谈起呢?

  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人口总量已经严重失衡的中国,窃以为,这五条理念要得到贯彻,哪一条都离不开对人口增长实行计划控制。比如“共享”,且不论生产关系应做何种调整,即使分配政策和再分配政策有意向广大劳动者倾斜,可如果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局面得不到有效遏制,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愿景也是很难实现的。

  “人多未必力量大”。同理,人多未必就能让消费也变得“高大上”起来。


   注1:(1)人口总量,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的人口总和。(2)人口增长率,指一定时间内(通常为一年)人口增长数与人口总数之比。人口增长率用千分数表示,计算公式为:"人口增长率=(年末人口数-年初人口数)/年平均人口数×1000‰"。人口增长包括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机械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为:人口自然增长率=(本年出生人数-本年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3)生育率,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妇女或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数量。

  注2:这让我想起了当下正流行的“供给侧改革”一词。对此,我的学生笑曰:这是把当年“supply sideeconomics(供给学派)”的“supply side”,直译成“供给(supply)侧(side)”了。郭树清在做5中全会精神报告会时说:“中国没有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只有有效供给不足”(大意)。说完之后,郭先生还举了“中国人到国外海淘”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高论。其理论创意,着实令我惊叹不已。还有左翼人士撰文称:需求侧改革是强调市场化的改革,而供给侧改革则有计划经济的取向(大意)。对这样的方向定位,我只能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注3:关于“人口总量失衡”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本来是第二季应当讨论的问题。抱歉,为了回应有同志对“人多未必力量大”的质疑,“人口总量失衡”的问题就只好留在下一季讨论了。在此也感谢同志们对拙文的关注和批判。

 

  人口增长率下降在中国有特殊意义

  ——我对“全面放开二孩”的疑虑(之三)

  赵 磊

  (三)中国当下最大国情,是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局面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现有人口总量是13.67亿,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以后,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15亿。

  中国人口总量保持在什么水平,才能与现有资源环境和谐相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3亿说、5亿说、6亿说、8亿说,甚至还有无限说,等等)。从科技发展的乐观前景展望,二者的平衡关系当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比例,而是一个历史范畴。但是,即便考虑到环境资源日益全球化的格局,中国人口总量已经严重失衡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基本依据是:现有人口总量已经对现有的资源环境造成了持续的、巨大的压力和破坏。

  人口老龄化应当得到重视,但是,人口总量严重失衡才是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二者之间,政策的取向应当全力控制人口总量失衡。在我看来,人口老龄化是对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强制纠偏,甚至是必要的代价。

  根据十二五规划的预测,2015年末人口总量达到13.9亿,自然增长率是7.2‰。然而实际情况是,到了2014年,全国总人口只有13.67亿,比上年增加了710万人,自然增长率仅仅是5.21‰。按照最近几年每年5‰左右的平均自然增长率测算,2015年总人口将是13.74亿左右,比预计的少1500万左右。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低于预期值,人口自然增长率在逐年下降,因而有关方面认为,应当尽快扭转人口增长率下降趋势,逐步放开生育政策,甚至应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生育政策应不应该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某种意义上讲,这取决于对人口增长率下降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换言之,在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中国,人口增长率下降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在当下,人口增长率下降被普遍认为是“坏事”。然而,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人口自然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死亡率的上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数据:“人口死亡率在上世纪80、90年代为6.5‰左右,最近几年为7.15‰左右。而出生率80、90年代最高接近24‰,最近几年只有12‰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人口增长率没有下降或下降速度不显著,只要死亡率上升,那么也会导致人口增长率出现较快下降。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死亡率在上升,同时生育意愿并不是很高”。

  可见,当下中国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的原因,与人口死亡率较快上升有很大关系。把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仅仅归咎于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是偏颇的。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

  其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均寿命的提高,为什么死亡率不降反升?有关专家的研究结论是:“目前每年出生的人口在1600万左右的,但是由于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提高,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很低。”也就是说,死亡率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自然结果。

  其二,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死亡率提高,死亡率提高又造成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对这样的问题,能不能用全面放开二孩来缓解呢?我认为不能。我必须强调,老龄化背景下的死亡率上升,原本是正常的人口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对于人口总量失衡的中国来讲,这种代谢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是恢复人口总量平衡的过程。如果人为地干预甚至打断这个平衡过程,必将进一步恶化中国人口总量失衡的状况。

  事实确实如此,据最新预测,全面放开二孩后,到2029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5亿。也就是说,人口总量严重失衡的状况不仅不会改变,而且将进一步恶化。在人口总量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通过全面放开二孩从而增加人口来抵消老龄化趋势,这种做法究竟是高瞻远瞩呢,还是在饮鸩止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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