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的起步
作者：闲言
今年两会期间，中纪委领导人向媒体披露：酝酿已久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已通过中编办审批，即将挂牌运作。这是中国强化反腐力度的重大举措。但这一举措仍沿袭了上级监督下级、专设机构监督权力部门的固有思路，实质是将原来纪委、监察部的部分职能独立出来，另设专门机构执掌，因此难以突破原机构的固有局限。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虽能彰显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适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要求，但可能难以对当前反腐形势造成重大突破。
中国现有反腐机构并不少，规章制度也很完备，欠缺的只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这是腐败屡治不愈的根本原因。根据国际经验，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主要有两种，一是多党制下的民主竞选，二是舆论监督。由于顾忌开放政治参与所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的震荡，中国一直迈不出这一步，从而监督体系自下而上的漏洞始终没有弥合，给腐败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和存身之地。
要在现行体制下有效遏制腐败，必须破解自下而上的监督与政治参与可能造成政治震荡的两难之局。两全其美的方法，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但科技的进步使此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现代电信、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使自下而上的“静态”监督成为可能，无需民众对政治竞争的动态参与，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
要实现自下而上的“静态”监督，必须将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务在网络公开，使之成为透明，尤其是各项财政收支。例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总计列出了4778亿元开支。政务公开就是要将这笔钱的明细账目首先在中央网站公布，包括哪些钱由中央政府直接开支，具体到每个受益对象各自多少，哪些钱又到了哪些地方或部门，各自多少；地方和部门的政务网站则需要公布，在同类开支中来自中央的钱多少，自己拿出了多少，钱分别投到了哪里，具体到每个对象各自多少。这样层层公开直至社区、村委会一级基层政府，最后钱应该都到了具体的受益人手中；即使涉及公共项目，也应该列出明细开节：建筑费用多少，其中每个环节各自多少，用多少钱办了多少事；招待费用多少，分多少次，分别招待了谁。如果4778亿元中每一分钱的最终去处都在网上公布，就不必担心“跑、冒、滴、漏”，不必担心腐败，也不必担心民众得不到实惠。中央的民生开支，就能够得其所哉。
不仅应公布4778亿元民生开支的明细情况，而且应在各级政府网站上公布2006年3.93万亿元财政收入及2007年4.55亿元财政开支的明细情况；不仅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开支，而且应包括行政费用等项支出，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应公布明细详情。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政府所有开支都需经财务报账，只需将此部分财务情况放到网上即可。现在各级政府都设有网站，只是这些以“政务公开”为名目而设的网站，大都只放些诸如“领导讲话”、“政务要闻”之类的东西，主要费用已发生了，却没能满足多少社会对于“政务公开”的需要，这种情况不能不作出改变。没有网站的乡、村等基层，可以先将情况报到县一级，由县政府网站公布。
不仅财政收支应予公开，政府的政策法规、办事程序，包括“内部掌握”的细则标准，也没有理由不予公开。只有当老百姓如公务员一样了解政务程序，同样能够预期政务的结果，行政权力才会受到有效监督，才不得不在规范、公正、合理的轨道内运行。
最后，应该将每个官员的个人情况公布于所在单位的网站。不仅包括简历，而且包括历次的表扬、处分情况；在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后，还应包括个人及家庭的财产状况。这既是监督官员之必须，也体现了民众作为国家主人对于公仆的正当知情权。
这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政务公开，不但可弥补自下而上监督的体制缺陷，而且可使各级政府的各项政务行为受到上下内外全方位的监督。在充分透明的状态下，腐败将无所遁形，其风险与成本将大幅攀升，腐败与反腐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如此，这种全方位的政务公开还使老百姓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了解政府，而不仅仅是政府想告诉他们什么他们才能知道什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相信和信用政府，政府的诚信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有人或许会担心，水太清则无鱼，这种绝对的透明干净，会不会吓得没人当官办事？这种担心隐含着“猫腻是公务员隐性收入之必须”的假设。且不说现行体制下官员权力很大，也不说既享有权力就不应再图财的社会伦理，经多次工资调整后，中国公务员的收入已高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凭其中等水平的收入，良好的稳定性和保障性，公务员队伍能够吸引到优秀人才的加入。隐性收入的必要性、社会进步的赎买性，只有在改革初期勉强能够成立。在改革已进入“侧重公平”阶段的今天，公务员的隐性收入正是需要克服的弊端。
这种网络监督类似西方国家的信用制度，健全的信用制度是西方商业社会高效运转的基础。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中国迟早要走这一步。建立全民信用体系需要收集、整理个人的雇用、金融、税务、司法等方面的信用数据，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还需要进行一些基础方面的铺垫。但以网络形式构建政府的信用体系，条件已经成熟。政府信用体系先行，既能堵塞腐败漏洞，又可开全民信用体系之先河。
这种全民参与的网络监督，既不需要煽动民意搞政治竞争，又不需要清算“原罪”，是一场可以从现在开始、不咎既往的“静悄悄革命”。这种“革命”参与的人最多，获益的人也最多，阻力最小，最具可操作性，不失为“中国式民主”的起步。
——《凤凰周刊》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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