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流行的看法是：个人所得税或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开征，意味着个人已成为纳税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在1987年个人收入调节税开征之日起，许多收入达到纳税标准的中国人，即成为纳税主体。但事实上，此时个人纳税主体还是“虚”的。由于普遍由单位（主要是企业）代扣个税，个人其实只须关心自己的税后收入即可；与受聘单位议价，也可只以税后收入作为考量。单位（企业）才是事实上的纳税主体，个税进入单位成本，成为运转费用的一部分。
使个人真正成为纳税主体的，是去年底出台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该《办法》规定，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应自行办理纳税申报，这就使得个人首次无可回避地面对纳税问题，必须将已经到手的收入计税、申报。在这一刻，个人成了名副其实的纳税者；与此同时，个人纳税者的主体意识也苏醒了。
纳税主体意识苏醒的标志是，个人开始提出并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需要纳税，为什么要将我个人的部分收入缴给政府？任何付出都对应一定收入，义务对应权利。企业纳税，是因为需要政府提供可持续赢利的经营环境；就连在许多地方很大程度上属于违法的“过桥收费”、“过路收费”等，也给缴费者提供了一种交通便利。那么个人收入纳税的理由又是什么呢？纳税者能够从政府得到什么，或者说，纳税者可以要求的权利是什么？
纳税者的主体意识，实质即公民的权利意识。在此之前，政府与市场条件下的个人就象互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各干各的，互不相干；政府与个人的交往主要通过市场与企业实现，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状态。当政府要求个人纳税时，二者发生了交集，个人必然反过来要求政府些什么。
由纳税者的权益问题，衍生出纳税主体必然想弄明白的几大问题：首先是政府的税收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1年将近4万亿的税收，主要是用于社会福利、公共建设，还是政府官员的行政费用，甚至是被贪污腐败、纳入私囊？这一比例不能含糊交待，纳税主体有权利要求政府给出可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具体数据——你把我们的钱都用到哪儿去了？
其次，纳税者必然要问：缴纳个人所得税，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政府能为我个人做些什么？是帮助解决我子女的教育问题、老人赡养问题，还是我自己的医疗问题、失业救济、未来的养老问题？如果这些方面都不能提供令我觉得物有所值的服务，最后还要靠我自己来想办法解决，我凭什么要把钱交给你？
第三个问题是公平性。为什么有些人需要纳税，有些人不需纳税？为什么收入相对少的那部分人纳得多，收入相对多的那部分人却纳得少？为什么老百姓的收入要申报纳税，政府官员的财产申报法却迟迟不能出台？如果说前一问题不成其为问题，低收入群体是社会救助的对象，不在纳税之列；那么后两个问题就更成其为问题，因为它极悖公平。有统计资料显示：工薪阶层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已占国家个税总收入的80%，而占总收入或总消费份额超过50%的最富裕人口，交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国家个税总收入的20%。
当个人成为纳税主体后，上述人们原来还可视而不见的问题，突然间变得不容忽视，提问者主要是负担了80%个人所得税的工薪中产阶层。他们的政策博弈能力虽然微薄，因而沦为了现行政策下的牺牲品；但他们并不象贫困人群那样全无反抗之力。由于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属于这一阶层，他们在依托媒体、网络而形成的公共言论领域拥有较大权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民间的舆论走向，对政府形成压力。
于是，本意只是想多捞点税款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却引出一种完全出乎其设计者意料的后果：它使得一大群本来只是被动接受政府管制的“顺民”，突然蜕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他们首次意识到：自己完全有权利要求政府交待其行为，要求政府满足他们的需要，监督政府，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可以理直气壮。
纳税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意味着现代人公民意识的觉醒；现代公民的出现，必然催生政府的现代化、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由于新“涌现”的公民拥有舆论的力量，他们客观上将对政府行为形成新的压力：政府行为不再只是独立于民众视线之外的自作自为，而是时刻受到公民目光的审视，不得不逐渐向某种符合公民意愿的方向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出台，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好事。中国国民的现代化，很可能倒逼出中国政府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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