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信仰缺失与社会道德危机

中国当代的信仰缺失与社会道德危机

范今朝

　　7月17日，读到早报刊载章星虹文《义与利相撞的三十年》，提及“近来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情，又水污染，又黑砖窑，又食品安全问题等等，让人不禁想问：今天的中国到底怎么啦？”进而引出“这可以溯源到这30年来‘义’和‘利’的剧烈碰撞”这样的思考。

　　的确，今天中国大陆各行各业，各色人等，似乎都失去了道德底线、伦理底线；愈是精英阶层，愈是肩负引领社会潮流，承担“传道”、“教化”、管理之责的官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等，愈是缺德，甚至寡廉鲜耻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何以至此？前引章星虹文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分析和判断：“一个成熟的社会也许应该是这样的：官员也好、公众也罢，都应上有对精神信仰的敬畏（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什么‘主义’，而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下有对制度约束的顾忌。而当今中国社会，这两个方面均极度缺失。”

头上星空与心中道德法则

　　章文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但笔者非常不理解的是，章文缘何在“上有对精神信仰的敬畏”后，特意在括号中加个说明，称“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什么‘主义’，而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作者当然有所思虑，方做此说明；是否因为作者以为“宗教信仰”在当代中国有先天的“政治不正确性”，对“什么主义”又极度失望，故而刻意回避之？然则，大可不必。

　　其实，笔者恰恰以为，这种精神层面的敬畏，就是某种“宗教信仰”，就是“什么主义”信仰。而且，这种对宗教的、主义的信仰，或者精神层面的敬畏，才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石；正是奠基于此，道德始成，制度乃立，而人之为人的底线方能持守。

　　关键就在“敬畏”二字：或畏天谴，或惧审判，或怕转世轮回；或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或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或相信从小康而至于大同社会。总之，有超越此生的敬畏之心，有躁动心灵的永恒归依之所，方能压抑人性之恶，平复内心焦灼，而结出良善之果。反之，缺乏这种敬畏，则再好的道德宣教和制度设计，也会堕成伪善，沦为具文。

　　西方社会、西方文化中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影响尽人皆知；伊斯兰社会更是如此。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宗教或宗教性的信仰一样长期存在，也一样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中，儒、释、道三家并存；中世、近世以来，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又断续传入。不论是儒家的敬天、道教的崇道、释家的礼佛，还是对上帝或安拉（或称阿拉）的崇信，中国大地上的不同族群、不同社区的居民，都以此为基，而形成自身的道德伦理、法律体系、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并经由代代精英的倡导和身体力行，而播布于民间和平民百姓，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和公认的道德标准。

　　如此，才会有东汉号为“关西孔子”杨震的“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拒贿之声。也才会有今日台湾的司法英雄、检查官陈瑞仁毅然起诉阿扁弊案，说：“我虽是深绿，但离开投票所的布幔，心中就没有了颜色。”是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怎能枉法？

　　所以，康德才发出这样的浩叹：“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的确，没有了对头顶星空的敬畏和追寻，就不会、也无法持守心中的道德法则。

信仰缺失造成社会道德危机

　　中国大陆今日之问题，根源就在于缺少了这种敬畏之心，缺少了信仰体系的支撑，也就是说缺少了宗教，尤其是对精英阶层而言。

　　其实，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原本并不缺乏宗教情怀；而且，相较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还有其独到之处，即官方所持守的儒家信仰既“畏天命”，又“敬鬼神而远之”，对各种其他宗教或信仰采取一种相对宽容、兼收并存的态度。

　　1949年之前的时期，大多数时段里，都是呈现一种主流信仰与多元宗教并存。尽管近代以来，因为各种主义之争，而屡屡唇枪舌战乃至兵戎相见，但不论精英阶层还是民间百姓，其信仰仍存（尽管各有不同），则就总体道德层面而言，仍持有基本规范与底线。

　　就是1949年至1979年的中国大陆，尽管政治运动、斗争不断，但共产主义理想和对其的信仰，依旧维系了基本的道德规范。不应忘记，大陆也有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治安，也有过舍小我、顾大家的高尚情操，也有至今仍然让人感动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而社会各阶层，也仍然保有较高的道德操守。当然，其失也很明显，即在强制归于一，而杜绝了其他信仰、宗教流布的空间。只有一种信仰，一种主义，则一旦这种信仰出现问题，其主导地位被质疑、被颠覆，就无以替代，整个社会就会陷于信仰缺失的状态。

　　不幸的是，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就是陷入了信仰缺失、甚至信仰真空的状况：共产主义理想仅能停留于官方宣传，各种宗教活动又受到诸多极大的限制。尤其对精英阶层而言，更是整体上由于体制的限制而无从获得宗教信仰；而少数具备宗教情怀的精英，也难以突破体制之限而将其自由传播于社会，故而精英与民间都随之出现信仰缺失的状况；则整个社会的种种无德之行，也就“良有以也”。

自由选择与主流价值

　　当然，宗教或信仰，如果毫无节制地任其泛滥，并非幸事。这里的关键，是不能与世俗政权结合过于紧密，且不能“定于一”。换言之，不论是宗教崇奉，还是主义信仰，都应该是个人、群体、社区、党派等自我选择、自我传播、相互竞争又相互尊重的过程。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政教分离，可为借鉴；而中国，自古就有兼容并蓄的传统。

　　因此，首要之点，即在于允许各种宗教的自由传播，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基石。同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又不能没有主流价值体系；在中国，过去的儒家思想，今日的共产主义信念，都可以作为中国社会重建主流价值的资源。

　　我们经常把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冠之以所谓的“中国特色”，而实际上成为拒斥人类普世价值、共同文明成果的借口。其实真正的“中国特色”，可能恰恰在于和谐，中庸，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就如《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作者在中国浙江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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