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出题考倒了自己
法律规章必然落后于生活，必须随着生活的变化而不断改进。从这个意义上说，7月8日最高院、最高检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定性10种新类型受贿行为属顺理成章。但非同寻常的是，此前的5月30日，中纪委发布了“八项禁令”，其内容与“两高”新确定的受贿行为正相衔接。中纪委禁令规定：在30日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拒不纠正或本规定发布后违反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这是一场猫与鼠的心理游戏。猫方中纪委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相威慑，以“30日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为诱饵，试图诱导鼠方即有违规受贿行为的腐败分子主动缴械。但显然，久经考验的鼠方心理素质很稳定，他们恰如其分的表演令中纪委的心理战意图落空。30天大限已过，虽然一些地区对相关信息还讳莫如深，但从已披露的情况看，老鼠显然没有给猫留多少面子。虽然“八项禁令”所指行为被称为官场潜规则，可见其涉及面之广，但公开披露情况的地区不是主动交代的人数少得可怜，自报违规金额小得让人不可思议，就是干脆没人主动交代，后者包括最近频繁“出事”的山西省。
总而言之，猫方轰轰烈烈的一番动作，结果似乎没有得到任何它想要的东西；准备好的“从宽处理”指标，竟然派送不出去。因为老鼠们不是声称没有问题，就是只有一些本来就够不着“严肃处理”的问题。例如河南省纪委披露：6月15日前向组织主动说明问题的党员有979人，共上交违纪款821万元，人均不足1万元。在这种情况下，恐怕猫方就算想树立一个“从宽处理”的典型，以取信于鼠方，都不容易找到目标。这种拿不出手来的羞涩，或许是一些地区纪委将相关信息列为“机密”，不向媒体披露的原因。
这种结果其实并不出人意料。虽然中纪委一再宣称自己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违规受贿一方可不这么认为，他们很清楚这一场游戏的性质：你们要拿走我的财产和权力，甚至要对我施以刑罚，这是一场涉及我根本利益乃至生命自由的生死决斗，其间绝没有调和余地；所谓宽大，不过是17层地狱相比于18层的宽大，总之是要我从天堂跌落到地狱；除非是跌落已经不可避免，谁会傻到主动交代？而这么些来年整肃贪腐的成绩，也不足以使腐败分子感受到“跌落不可避免”的威慑。当前，中纪委最需要取信于监管对象和社会的，不是“主动交代，从宽处理”，而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没有后一种信用，所谓“禁令”只会被认为是虚张声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八项禁令”也是中纪委出的一道考验题，考验腐败分子还有多少是可以“挽救”的，有多少已经无可救药。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犯有贪污受贿罪行的人已经无药可救，从他们“犯事”的那一刻起，就自动站到了执政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视监管力量为寇雠，视公共利益为鱼肉。所以，执政党与他们的矛盾，已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他们不是需要或可以挽救的对象，而是执政党肌体内的病菌毒素。所谓“治病救人”，需要挽救的不是他们；应该通过下重手剔除这些病菌毒素，从而挽回执政党肌体的清洁健康。
所以，对这些腐败分子绝不能心存侥幸、心慈手软，必须随时准备重拳铁腕，不惜施以严刑峻法。7月10日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迅速执行死刑，这或许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个例单薄，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中央政府需要拿出比对付其他“敌对分子”更大的专政气魄，因为隐藏在内部的敌人更棘手，危害更大。“八项禁令”声称，“对拒不纠正或本规定发布后违反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这一叙述的后面，隐含着以前对腐败分子并没有“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而是有所“姑息”的事实。这种姑息，可能有面对腐败的蔓延速度和生命力，“法不责众”的无奈。但众多事实早已证明，期待腐败分子主动交代就象期待狼不吃羊反而割肉喂羊一样荒唐。在各种腐败案中，几乎所有的“主动交代”、“立功悔过”，不是只针对其他人，就是发生在知道自己的主要罪行已经无可推诿、隐瞒之后。这样的案例教育，自然不可能起到“感化”的效果。
既然羊感化不了狼，唯有想办法将狼消灭。这是一场艰巨的战斗，也是执政党证明自己执政能力的必经考验。这场较量不仅对腐败分子生死攸关，对执政党同样攸关生死。历史上无数次因权力腐败而导致亡国的教训表明，拿出一张让人民满意的答卷，是保持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必由之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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