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之行颠覆弗格森“中美国”论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国企改革的“重庆经验”，不仅可以在全国推广，对国外也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昨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在君豪大酒店举行的第九期国资大讲坛上，诠释了国企改革“重庆模式”的涵义，他认为“重庆模式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的重大探索，甚至对美国也有借鉴意义”。

　　基于对重庆国企发展的详尽调研，崔之元提出了国企改革的“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通过国有资产的增值—经营性收益上交—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崔之元认为，“重庆经验”有四大借鉴之处———

　　一是市场经济的信奉者格林斯潘主张的国有化理论，与解决企业坏账的“渝富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格林斯潘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坏账（即“有毒资产”）剥离太慢，因而银行不愿进行新的投资，别人也不敢和银行交易。如果银行本身能够国有化，那么“有毒资产”的处置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或许，2004年重庆渝富收购中国工商银行在渝120家国企资产坏账的事例可以印证格林斯潘的国有化理论。渝富和中国工商银行都是国企，国企处置资产的效率较高，能较快剥离坏账，使企业尽快重整旗鼓。

　　二是重庆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八大投”模式，改变了哈佛教授弗格森的“中美国”论。弗格森把美国视作消费国，靠内需拉动；把中国视作储蓄国，靠外需拉动。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导致了美国长期利率偏低，因而国内金融衍生品泛滥，投机盛行，中国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所谓“元凶”。但去年，弗格森来到重庆，看到重庆一年开工修建5座跨江大桥，得出了“中国经济完全可以靠内需拉动”的结论。在弗格森看来，“至少在来到重庆后，‘中美国’论的概念将不复存在。”

　　三是诺贝尔奖得主米德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与重庆国资形成市政府“第三财政”的情况不谋而合。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崔之元解释，如果没有国资收益，政府只有靠征收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必将降低创业和民营经济的积极性。2007年，我市市属国有企业、中央和外地在渝企业入库税金和基金，占全市财政收入的52%。“没让财政拿钱就是真正的藏富于民。”崔之元强调，如果没有地产集团负责大剧院建设，如果没有“八大投”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府必然要动用财政资金，如果让财政拿钱，必然挤占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八大投”成立以来，市政府债务并没有增加。国企改革的“重庆经验”赋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性内涵，即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可以兼顾，并不矛盾。

　　四是抗战时期来过重庆的美国原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他曾在该州推行社会分红。虽然重庆没有实施个人分红，但一大批公共基础设施没有完全依靠政府的投入得以修建，广大市民因此受益，事实上，这也算是一种社会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