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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人:污蔑中国革命史的谣言——为复辟做的准备

王庆人 · 2014-01-07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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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开以来,大批不良“学者”和官员们编造了越来越离谱的谣言,首先是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思想政治斗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制造借口。其次是进一步篡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妄图把大小“蒋介石”们再请回来。

  (按:本文摘自王庆人30万字雄文《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第五章:污蔑中国革命史的谣言。

  该文于12月24日于本站首发,全文刊出。为方便读者阅读,本站拟分章节刊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持续关注乌有网刊。)

  王庆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订年终版)

  “……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

  “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

  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份报告上的批语)

 

  改开以来,大批不良“学者”和官员们编造了越来越离谱的谣言,首先是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思想政治斗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制造借口。其次是进一步篡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妄图把大小“蒋介石”们再请回来。最后是甚者还对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对更早的义和团爱国运动以及太平天国反清反帝农民起义极尽污蔑造谣之能事。本文集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至第十五篇章《知识分子有清浊》的十三个篇章中,将分别就与每一篇章内容有关的最恶毒谣言給予揭露和批驳。作为样例,本章第1节先对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即所谓“大跃进、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的谣言,給予认真的分析、批驳和揭露。

  本章分为如下4节:

  1.驳斥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

  2.批驳有关蒋氏抗日的谣言

  3.政治谣言追溯至文革后期

  4.改开以来政治谣言的共性

  1. 驳斥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刊载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摘录如下: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孙经先教授举出三方面、十多个例子,这里只选几个最容易懂的:

  《墓碑》说《常熟市志》、《溧水县志》、《高邮县志》、《江口县志》、《临夏市志》分别记载了这些市、县在1950、1960两年各自合计饿死多少万人。但经核对,这些县志、市志上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记载。

  其中最可笑的是《墓碑》说贵州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但据《江口县志》记载,三年的死亡总数只有5105人,只是人口总数的4.6%;又说甘肃临夏市“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但《临夏市志》的死亡记录只有1230人,差了32倍。

  总之“饿死3600万人”太不可思议了!笔者经历过“震亡”30万的唐山大地震,那次对全国很多地区的影响长达一年多。3600万就是120个30万,如果全国发生了120个唐山大地震,那将会是什么情景?杨继绳当时所在的天津就是受影响地区,而且天津本地就有大量震亡人口。尤其是,杨继绳还在《墓碑》序言中写他七十岁的老父亲如何奄奄一息饿死,但在杨继绳所说他父亲死的年月,大饥荒还没有发生[19]!

  1) 谣言违背人民的生活经验

  其实,新中国凡具备规模的官方的和民间的事件,在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环境中根本就无法保密!尤其是在文革中有几千万红卫兵以及其他身份的民众在全国大串联(光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次接见外地红卫兵就有一千一百万),哪里还可能将“全国饿死3600万人”事件隐瞒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曾经对集中饿死人的事件严加追究。吴芝圃等人在红卫兵追究下所做的检讨,包括他交待的他与刘少奇、刘子厚等人的谈话,现在都还放在互联网上供大家查阅。“全国饿死3600万人”这种事如果存在,早在文革中就被广大民众发现了。绝不可能在那时谁也没发现,非等八十年代改开才被“突然发现”!

  最后是,这个谣言是在全面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后,是在全面抹杀毛主席大力反“五风”的历史功绩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如果没有这些违背历史事实的铺垫,也就不会出现“全国饿死3600万人”这样的谣言了——因为造谣者的目的就是攻击坚持社会主义的毛主席。如果人民群众早就知道毛主席大饥荒之前就纠正“五风”,后来的饿死人事件另有人该负责,那么这些造谣者也就不会编造和使用这个谣言了!

  2) 谣言基于一条根本性错误

  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公布了我国1949年至1982年期间的“户籍登记人数”(即在户籍管理部门登记上的人数,而非实际人口数),其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户籍登记数有大幅度异常减少情况,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人。

  A.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等人口学者在利用这些数据时,误将“户籍登记人数”当做了人口统计数字,估算出我国在1958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其中“超线性”是个学术词汇,不一定是真实死亡、更不一定是“饿死”。但这样的结论,还是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B. 我国1985年下达了国家人口研究课题。承担此课题的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估算”出我国该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蒋正华因此不但获得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而且还担任了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的估算尽管比科尔少了1000来万,但他却随意地大胆地将“超线性”升级为“非正常死亡”——其实是毫无根据地又进了一步。

  C. 某些权威部门认可蒋正华的研究结果,党史学家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将1960年的“户籍减少”说成“人口减少1000万”、“大量非正常死亡”。

  D. 一群记者和作家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也跟风发表“研究”,将此数据不断扩大为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这些记者和作家比蒋正华的胆子更大,除了信口扩大数据,还干脆将“非正常死亡”直接说成“饿死”了。

  E. 尤其是,2011年出版的党史第二卷,直接将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户籍登记数据”硬说成人口的“正式统计”,得出结论说“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连权威出版物也与造谣者为伍了!

  但是,这些“研究结果”以及借机发挥的恶意夸张,与在那一时代生活过的亿万人民的普遍经验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在全国学术界和民间引发了大规模的强烈质疑。

  此外,在《1982统计年鉴》数据中,1959年出生人数为1650万,1960年出生人数为1391万,比1959年少了260万!但民间普遍地注意到下述无法解释的矛盾:

  à 《1982统计年鉴》中1960年出生的那1391万人,即使40年来一个都没有死亡,到2000年顶多还是1391万人。但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1960年出生的那1391万人凭空增加到了1468.5万人,这样的普查不是活见鬼了吗?

  à 而且《1982统计年鉴》说1960年出生的人口比1959年的少了260万,但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1960年出生的人口实际上比1959年的多出了162万!

  从这样两个荒谬数据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有问题,就是上述那些“人口学家们”误用了《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数学教授孙经先(发表这类研究时,孙教授还使用笔名“孙景泽”)经过细致的社会调查和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国家统计局《1982统计年鉴》并无错误,但《年鉴》里的数据是“户籍登记数据”而非“实际人口统计数据”。这些“人口学家”们所犯的共同错误,就是错将《年鉴》数据当做“人口统计数据”使用,并且完全不顾当时中国户籍登记的各种社会因素,而武断地得出了错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结论。

  3) 孙经先教授对谣言的批驳[20]

  孙经先教授首先根据中国在1958年建立户籍制度的真实历史,以及1954至1979年间的执行情况,给出了“户籍登记重报·漏报模型”,而且还用《1982统计年鉴》验证了这个模型。孙教授再利用这个模型和严格的数学推导,交叉验证和解释了《年鉴》的主要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了科尔和蒋正华等人研究工作中大量的和根本性错误。他对科尔、蒋正华研究工作的批判,已经构成对此首恶谣言最有力的批驳。

  孙经先教授的推算比较复杂,读懂的人不太多。笔者系60年代数学科班出身,希望在此给出两页半的直观解释,向读者说明孙教授的研究结果是最为令人信服的。

  A.户籍“重报”和“漏报”实情:孙经先教授从大多数人的经验出发,加上自己的社会调查,特别注意到:我国户籍制度是在1958年建立、在其后各年逐步完善的;但在1954至1979年间有大量的“户籍重报(虚增)”和“户籍漏报”现象。在初期,很多人从乡村进入城市时并未从乡村原籍“迁出”户籍,却因在城镇找到工作又“新建”户籍而造成“户籍重报”;在1960至1964年间,很多人被动员离开城镇回乡,但从城镇“迁出”户籍后,很多年都没有在乡村“迁入”户籍而造成“户籍漏报”,即那时人们常说的“口袋户口”;“户籍重报”大多在1960年至1964年“被注销”;“户籍漏报”又大多在1965年至1979年“被迁入”了。

  “户口重报”、“户口漏报”和“被迁入”决定了,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的“户籍登记人数”,在相当多年份中远离了中国相应年份实际人口总数。

  B.必须使用《年鉴》的四类数据:上述“重报”和“漏报”主要发生在乡村进入城镇以及从城镇返乡的人群中,因此要从“户籍登记人数”来估算“实际人口总数”,就必须充分地并合理地利用到国家统计局《年鉴》中的以下四类数据:

  a. 每年年末的“登记在册人口总数”、亦即“户籍登记人数”;

  b. 每年的“登记在册出生人数”,以及“登记在册死亡人数”;

  c. 每年的“城镇户籍迁出人数”和“城镇户籍迁入人数”;

  d. 每年的“乡村户籍迁出人数”和“乡村户籍迁入人数”。

  但科尔和高正华因对“新建”户籍、“被注销”、“户口重报”、“户口漏报”和“被迁入”等等全然无知,因而也就根本不曾使用c和d!

  注一:前面所说的“大规模异常”,实际就是上述a(户籍数)和b(生、死登记)这两类数据之间所表现的“户籍登记表面矛盾”。科尔和高正华硬说这个矛盾应该用“隐瞒非正常死亡”来解释,杨继绳等人则硬说是“隐瞒饿死人”了。但是,孙经先教授特别给出了十分简单的证明(略):

  这是“户籍登记表面矛盾”而非“人口统计上的矛盾”,因而既与是否“隐瞒了死亡人数”毫无关系、也不可能用“隐瞒了死亡数”来解释,而只能用户籍“重报数”和“漏报数”来解释!

  ——孙经先教授的这一证明,同时也证明了:杨继绳等人在尚未搞明白这些数据的性质之前就来编造“饿死3600万”的谣言,却从来不曾把谣言“编圆”!

  注二:若要估算实际人口,就必须估算各种“重报数”和“漏报数”,这就必须使用《年鉴》中的c和d类数据;而且c和d类数据,恰恰能帮助估算出中国在那一个时期的实际人口及其真实变化——这正是孙经先教授所出色完成的部分。

  C.科尔、蒋正华、杨继绳的根本错误:这些真假“人口学家们”全部都犯有根本性的、也是最为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对1958年前后的“户籍重报”和“户籍漏报”全然无知,因此谁都不曾使用过上述B.c和B.d两类数据。

  D.这些人此外还是其它几项重大错误:

  à 科尔不加验证,就以1982年人口普查的抽样调查妇女生育率,代替其它年度的生育率。孙教授证明,这样的代替在各年龄段造成20%至90%以上的误差。

  à 孙教授曾专门著文指出蒋正华的重大学术错误,其中包括数学模型的根本性错误,以及多达三十处的推演错误:但是三年来,蒋正华一直不敢回答!

  à 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蒋正华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在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造成重大恶劣影响之后,居然从未公布其计算过程!而且在二十年后被人追问时,蒋正华本人居然回答说“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待“有机会再来整理”!

  这种连计算结果都不曾整理的“研究结果”,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威,就敢于在二十六年前评审、颁发其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

  E.孙经先教授严格推导所得重要结论:在使用了反映“户籍漏报”和“户籍重报”实情的数学模型后,孙教授认真使用B段所列四类数据、严格推导出如下结论:

  1956年至1959年(从乡村到城镇)人口大迁移时产生的重报户籍人口数合计为1144万人,导致了该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这1144万重报户籍的人口,按照1958年颁布的《登记条例》被注销。

  在精简工业企业和城镇人口的1960年至1964年间,反向(从城镇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时发生的漏报户籍人口总计1510万人。

  1960年至1964年期间,因b和c两条因素使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注销1144万加上漏报1510万)——这才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证明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与死亡毫无关系。

  其它来源的有关统计也表明:我国从1960年9月起启动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当时统计自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全国市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显然:在“市镇”里减少的这2600万人不可能是“饿死”的,而此数恰与上述估算的尚漏报和已注销户籍的总数2654万高度吻合!

  在我国经济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后,工业战线和城镇又要补充大量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漏报了户籍的那1510万人中,大多数要求重返市镇。此时各级政府在1965年至1979年(尤其是70至79年)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1510万人口中的多数又返回城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入;其余的人也因种种原因而在农村办理了户籍手续。或者说:1965年至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导致这期间的户籍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

  孙教授特别列表计算了1954年至1979年间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所造成了户籍异常变动代数和。若以1954年为零,则到1979年几乎又碰零了——这一方面验证了,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的户籍统计数据,是高度可信的;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孙经先教授的数学模型以及数学推导,是极为严肃的。

  结论是:关于我国困难时期人口的论断,科尔、高正华、杨继绳、胡绳、党史第二卷通通都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不是学术上的无知,就是有意造谣!

  F.我国困难时期的人口发展也很健康:这是孙经先教授依据上述推算的结果,又合理地调整了各年度的死亡率(略),再与其它公开数据比较所得的结论:

  我国1958年至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高达25‰-35‰)。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1950年至1955期间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甚至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基本相当(俄罗斯2002年到2005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

  这些估算也证明了国家民政部所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是可信的:我国1959年至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非正常死亡”也不仅仅就是“饿死”)。

  4) 1960年户籍减少千万原因

  孙经先教授还按照严格、合理的推算步骤,证明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数据中,1960年为何反而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只与户籍登记有关,而不涉死亡人数。这里我们仅仅列出孙教授主要的推算和证明步骤:

  A. 首先是异常变动的695万源自“漏报”,与死亡无关;

  B. 其次是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证明1960年的出生人口显然有大量漏报;

  C. 利用有关数据估算,1960年出生漏报户籍总数高达420万(略);

  D. 再根据前述合理调整的死亡率,1960年死亡人口应减少约500万(略);

  ——因此按照最合理的估计,即使1960年的人口总数也是上升了600万的。(尤其是,这一点已经被2000年人口统计所证明!)

  注:以上第3).F段、第4).C段和第4).D段中标明“(略)”的三处,都不是最要害的推算。哪位读者若有兴趣深究,请翻阅孙经先教授2011-10-19发表的文章《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或他在此前发表的更详尽的推算。

  2. 批驳有关蒋氏抗日的谣言

  改开以来,没有任何机构追究那些污蔑毛泽东时代的造谣者们。蒋介石的遗老遗少们因此受到鼓舞,也纷纷出来造谣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数量最大的谣言,就是什么“蒋介石是抗日主力”、“共产党游而不击”,什么因为共产党“保存实力”、国民党因此才失去了大陆,等等。但是,所有这类谣言都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如果“国军”也曾像八路军、新四军那样英勇(甚至更英勇)地抗日,那么它的战斗力就应该比八路军、新四军所改编的解放军强呀!尤其是抗战结束时,解放军仅有百多万、装备也很落后,“国军” 装备精良、430万之众,在美国人出钱、出枪支持下又扩充至800万。为什么兵员和装备对比这样悬殊,解放军居然只用三年半就全歼了800万国军呢?铁的史实证明,“国军”的战斗力实在无法与解放军相比,其绝大部分部队,都没有经受过、或者没能经受住抗日的锻炼和考验。

  但这样经不住史实验证的谎言还被编导成了大量不伦不类的“国军抗日电视剧”。

  至于说蒋介石本人如何抗日,那就更站不住脚了:读者应该记得去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九一八反日大游行,并无官方出面组织,参加者又都以80后90后青年人为主,游行队伍清一色举着毛泽东照片!为什么没有一张蒋介石的照片?因为毛泽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兵和广大抗日民众。至于蒋介石的“国军”,哪些是英勇抗日的,又有哪些逃离了战场,史实俱在、哪容编造。

  1) 九一八事变对日不抵抗

  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件之前就与东北军频繁摩擦,但是蒋介石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这已为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所证明。正是据此精神,张学良才在九一八之前下令东北军刀枪入库的。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东北军冷静、等待国联调解,张学良忍让、退却,20万军不做抵抗就让出了东三省,自己背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某些大陆学者抓住张学良晚年“护主”孤言,证明“不抵抗”是张学良的错、而非蒋介石之令。但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从未下令“抵抗”,却去全力争取“国联”来“主持公正”、“以公理战胜强权”,证明蒋氏仍然是“不抵抗”呀!

  在这样的史实面前,另一些大陆学者干脆改口说“不抵抗是正确的”,因为日本太强大了,抵抗也要失败。他们这样为蒋介石开脱,是大错特错的:正是因为蒋、张不抵抗而放弃东三省,日军就毫不费力地占据了中国重工业基地和重要粮食产地、获得大量军事物资,反过来大大削弱中国实力,才造成以后抗日战争的巨大困难!

  就连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王仲孚主编、下册第110页)都这样写道:

  “事变爆发时,蒋中正考量国内外情势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因此下令了不抵抗原则的指令,于是东北迅速沦陷。”

  连台湾教育界都在讲实话,这些大陆学者何苦要费尽心机地美化老蒋呢?

  张学良后来还是命令马占山将军接替黑龙江省代主席,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军。这支部队杀伤了大批日军和投敌伪军,一直坚持到1932年初,只是因为得不到中央政府和其它方面的支援,才不得不撤离齐齐哈尔的。蒋介石也曾嘉奖马占山,但就是不给他拨发抗日所需武器和粮草,致使东北此后再无国军抗日武装。马占山作为第一位奋起抗日的中国将领,还曾在延安受到毛主席的大会欢迎。他后来不愿打内战,与蒋介石渐行渐远,在平津战役中又帮傅作义出主意和平交出北平,为新中国做出了贡献[21]

  自马占山退出东北之后至抗日胜利近14年间,国军竟无一兵一卒在东北抗日!在八年抗战期间,国军还几乎退出华北地区。中国北方只在西北地区还有胡宗南的大军,但那支部队从不开拔抗日前线,而是在伺机给共产党和陕北抗日根据制造麻烦。

  2) 蒋氏破坏察哈尔省抗战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九一八后力主抗日。在日军侵略矛头指向察哈尔省之际,冯玉祥在大约300名共产党员的协助下,联络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呼吁非蒋系军政人物“速图抵抗”、“群策群力”、“互相提携”。在日军进占察哈尔省多伦等地后,抗日同盟军于1933年6、7月击败日军、歼敌1000余,解放多伦并将日军赶出察哈尔省全境。此时,蒋介石竟然下令何应钦组织16个师,勾结日伪军合击抗日同盟军,并下行政命令断绝粮草,最后迫使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

  方振武将军是辛亥革命时的讨袁将领,1929年曾因反蒋入狱。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收复察哈尔省失地。在冯玉祥被迫离开抗日盟军后,方振武于1933年8月16日出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与总指挥吉鸿昌共同“讨贼”,但遭蒋、日、伪联军重重包围而被迫放弃,于10月16日脱离军队、流亡欧洲。1935年,方振武在法国著文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1936年又在巴黎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同盟”抗日救亡团体,创办《国人公认》刊物。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将军于年底回国参加抗日,却在广州遭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

  吉鸿昌将军是在蒋介石逼迫其围剿红军时,反而在暗地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后担任军长兼北路总指挥,激战五天五夜攻破多伦城。在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之后,吉鸿昌与方振武合力“讨贼”,但因遭蒋、日、伪联军重重包围而放弃。此后,吉鸿昌争取一切抗日机会,并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吉鸿昌在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受伤,并在11月12日被蒋介石杀害。临刑前,吉鸿昌将军用树枝在地上写下了著名的悲壮诗篇: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3) 力主抗日将领往往投共

  除了前面简述的马占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的抗日事迹之外,还能举得出其他国军抗日将领,但他们都因为蒋介石不抗日而先后投奔了共产党:

  老同盟会会员、讨袁儒将续范亭,大革命期间曾受聘于冯玉祥。后一度归隐,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出山练兵,反对妥协、呼吁抗日,却遭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拒纳。续范亭将军于1935年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书写《哭陵》诗,并在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轰动全国。续范亭经抢救脱险后,阅读到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共产党宣传抗日救国的材料,决心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后,续范亭任总指挥。西安事变后,山西新军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续范亭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以及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1940年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和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百团大战后,续范亭因连续转战而病倒,于1941年春到延安养病,期间又大量攻读马列。续范亭于1947年9月病逝于山西临县,临终前写遗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正式申请入党,次日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毛主席为他写下了挽联: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东北军将领吕正操于1933年受张学良命,拟进军热河省、赶走日本侵略军,但因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野而作罢。西安事变时,吕正操在张学良左右,并于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吕正操带领所率东北军部队参加了八路军,以后担任著名的“八路军冀中军区”领导人,与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包括著名的反日军五一大扫荡,直至抗日胜利。解放后,吕正操成为解放军开国上将、铁道兵司令以及国家铁道部部长。

  国军上将卫立煌在抗战初期与八路军密切合作,并曾给朱德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发电高度赞扬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战绩。在八年抗战中,卫立煌将军指挥大部队与日军激战无数,尤其是1944年5月指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战败的转折点。

  但因辽沈战役失败,卫立煌成蒋氏替罪羊:“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后来寓居香港,蒋氏曾遣人拉他“归队”,但他下定决心于1955年回到新中国,站到了当年山西抗战的八路军一边。

  4) 蒋氏迟迟不敢对日宣战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共产党领导人早在1932年就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对日宣战了,中共后又在1935年长征时发表了抗日救国《八一宣言》;红军在长征后借道山西、东征抗日,却被阎锡山晋绥军和蒋介石中央军挡住了去路。

  相反:蒋介石不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从不对日抗战、放弃了东北全境,而且还容忍日军蚕食我华北地区,已如前述。即使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在直至珍珠港事件的四年零三个月时间内,中日之间已有十多次大型会战和大量游击战争,蒋介石仍然在与日本边打边谈,居然从来不敢向日本侵略军宣战!

  只是到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珍珠港事件第二天(1941.12.8)已经对日宣战之后,到了九一八事变已有十年零三个月之后,蒋介石政府才第一次对日宣战!

  而且,这份宣战书竟然这样指责:“你日本不但昔日侵华、而且还今日侵美”!

  5) 国军靠武器打败仗、共产党靠人民打胜仗

  根据记载,蒋介石的国军在1937年至1941年从苏联获得了数量极为庞大、价格极为低廉的军事武器援助,在1942年至1945年又获得美国更大规模的军事武器援助。但国军在战场上却节节败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几乎不曾收复过什么失地。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和广大民众,既得不到苏联的、也得不到美国的任何军事援助,只能以血肉之躯与日伪军拼杀,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坚持抗战、逐步扩大战果。但在毛主席《论持久战》思想的指导与精神的鼓舞之下: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队伍和人民大众,在敌后建立了一亿多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从开始的两、三万抗日武装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抗日大军!

  6) 全世界胜利大反攻、唯独蒋军豫桂湘溃败

  自从希特勒闪击苏联、日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之后,中苏美英等国发起组成了26国反法西斯集团,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决心反击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各国坚持不到侵略国无条件投降、决不与敌国单独议和。

  美军于1942年6月赢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使太平洋战场形式发生转折。

  苏军在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赢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成为苏德战场、乃至整个二战的转折点。

  英军于1942年10月在阿拉曼一带向德、意军队发起反攻,于次年打败了北非的德、意军队,意大利也在1943年7月投降。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会晤,签署了《开罗宣言》,声明将坚持对日作战,直至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但就在全球反法西斯阵营捷报频传之际,就在八路军、新四军也已进入节节胜利的反攻阶段,蒋介石的国军却打出了个豫桂湘大溃败:1944年4月,日本出动51万军队向130万国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第一阶段,日军15万对国军35万至40万,结果是日军攻陷郑州、洛阳,国军丢失河南省。第二阶段日军攻陷长沙、衡阳,国军丢失湖南省。第三阶段日军攻陷桂林、柳州,国军再失广西,日军于1944年年底彻底打通了华北至华南、印支的通道。注意:那时的国军装备已与日军旗鼓相当,但日军在8个月中、以7万伤亡打得国军损兵折将70万,中国再丢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以及36个飞机场。只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腐败成风的国军,才会有豫湘桂这般大溃败!

  7) 国民党军投日变伪军、创下二战各国记录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大批国民党军队整建制地投降日本,组建并继而扩充为200多万伪军,其总数一度曾超过侵华日军——这是二战各反法西斯国家中仅有的怪相!

  当然,很多国军将士是真心抗日、流血牺牲、保家卫国的,贡献绝不可磨灭,我们作为后人必须敬仰和纪念。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如大量白纸黑字史实所证明,这样多国军将士奋起抗日,往往不是蒋介石的功劳、而是要突破蒋介石的各种阻挠!

  3. 政治谣言追溯至文革后期

  改开以来,类似上两节所举例的“饿死三千万”谣言以及“蒋介石是抗日主力、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政治谣言,数量很大、而且越来越多。那么,这些政治谣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这就要追溯到下述已被戳穿的几条最早的政治谣言了:

  1) “约法三章”流言

  该流言是自文革后期的1975年开始流传的,那时江青还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文革小组副组长。流言说,党中央在1938年就对江青与毛主席的婚姻有过约法三章,包括江青不得从政、不得担任要职等等——现已证明,这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中伤性谣言,但这样容易澄清的谣言,又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而将其掩盖了三十多年呢?

  2) “红都女皇”谣言

  该谣言说江青在1975年与美国女学者维克多谈话时自吹自擂、并泄露了党和国家的大量重要机密。香港于1975年出版了一本书《红都女皇》,使人联想是维克多将这些机密进一步泄露在公开出版物中。这事甚至使毛主席和朱老总在1975年都对江青极为恼火。但是,维克多后来发表的《江青同志》一书证明,江青根本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而且《红都女皇》一书既非维克多所著、也未从维克多那里获得任何信息。显然,香港的这本书纯属有人策划、故意为之,属政治性谣言。

  3) “总理遗嘱”谣言

  在周总理于1976年1月8日去世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给人造成周总理与毛主席、江青等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有着根本性分歧的假象。这在当时就已经被查证为政治谣言,造谣者和有些相关人员均被公安羁押。这条谣言,与前述两条共同构成了酝酿1976年四·五事件的社会气氛。但在给四·五事件平反之后,该谣言的编造者以及那些相关的人员竟然被全部释放、不予追究了。

  4. 改开以来政治谣言的共性

  谣言的数量和种类自改开以来大幅度上升,但仔细分析就能归纳出它们的共同点:

  1) 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那些不良官员和学者们编造谣言,先是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而污蔑社会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斗争,目的都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有些人还不满足,进而给义和团反帝斗争、甚至太平天国以来的所有人民斗争造谣,污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化和吹捧蒋介石、汪精卫以及一切反动派,妄图制造舆论颠覆新中国的建国之本。本开篇部分就不再列举和分析这类谣言,而是将它们留在第三至第十五各篇章分别反驳和批判。

  2) 或为死无对证、或为有意掩盖

  不良官员和学者编造的谣言,大多为这样两类:一类是在关键当事人均已去世之后才开始流传,即使曾有白纸黑字史实记录和政治结论,也敢歪曲抵赖,造谣者以为死无对证、便为所欲为。另一类则因史实和文字(例如本开篇第四章2.3)C段引用李捷所说的,为了维护某些领导人的信誉)尚未公开,而给了造谣者“自由”。

  但随着史料、文件和真实回忆录的逐步公开,造谣者瞒天过海的伎俩正在被揭穿。

  3) 用历史唯心主义揣摩历史人物

  恩格斯曾在1859年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写道: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

  列宁在1894年批判民粹主义时也曾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从一定阶级的观点上进行批判,就是说,批判不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判断上,……”

  总之,政治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但是,那些不良的官员和学者们所编造的谣言,往往都塞进自己大量的无端揣测和有意扭曲,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些谣言,尽管在那些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的小资产阶级人群中还有一定的市场,但只要认真分析,那些被唯心主义揣测所扭曲的环节,都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为了鉴别一条流言,我们可以先在互联网上,从几个角度搜索并积累大量正面的以及反面的信息,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武器,对所掌握的材料和信息做一番科学的筛选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那些谣言往往都是不难识破的。

  如本第五章开头所述,本文集将在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至第十五篇章《知识分子有清浊》的十三个篇章中,分别就有关的最恶毒谣言給予揭露和批驳。在那些篇章中,笔者还将向读者演示如何进行网络调研、如何分析信息和鉴别真伪。

  注:1)许可读者点击http://yunpan.cn/QDFC5xk6hnhXi下载本《开篇》2013年终版、在朋友圈中打印传阅。2)欢迎转载本《开篇》,但须事先告知作者所要转载网站或博客的网址(QRWANG@ExperVision.com),以获书面许可。

 

  [19] 用“杨继绳+父亲饿死”在百度上搜素就能找到很多这样的文章,大量质疑杨继绳在《墓碑》序言中的描述,而且他家没有人饿死,他也没有听过家乡谁饿死,为什么偏偏将七十岁老人饿死?!尤其是杨继绳说露了馅:他父亲死在1959年的四月底(即毛主席写六级干部信时),那时大饥荒尚未来到!

  [20] 本小节是本开篇发稿的前半年就基本成稿的。那时,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尚未被主流媒体发布,知之者不多。现在,孙教授不但在更大范围内发布了他的研究和文章,而且又增加发表了他的大量社会调查,如本节开头所引用的揭露杨继绳在《墓碑》中编造或篡改的“事实”、“数据”,而且至今未见杨继绳给明确的针对性答复。这就更加证明杨继绳《墓碑》一书的荒谬性,以及孙经先教授研究的可靠性。但笔者仍然准备保留本小节在半年前所成的文字,因为它主要是针对那些在阅读孙经先教授研究感到困难的读者,试图根据笔者的理解给出更直观的解释。笔者在此向孙经先教授致敬!

  [21] 毛主席曾在1950年6月托秘书打电话给马占山将军,邀请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马占山十分激动,可惜因病情加重未能出席。毛主席办公室还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打来电话询问马占山的病情,并准备派车来接,但当时病情过重,已不能行动。

  马占山将军与1950年11月底病逝,给子女留下了遗嘱:“我亲眼看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行,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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