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友邦人士”裴敏欣

　　【未来10至15年中国发生民主过渡的可能性相当高。】

　　【“历史上没有一个一党专制政权能够挺到超过74年（前苏联的寿命）。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政64年了。再过十年，中国就会达到一党制政体寿命的上限。”】

　　【通过上述五种可能性，我们应能了解到，当世界上一个又一个独裁者接连倒下后，共产党没有什么理由是个例外。】

　　【“我们从长远来看，中国过渡到多党制已是定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思想最开放的领导人是共产党高层内自由派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从更广的视野看待政治改革。……自由派显然感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改革的局限性。经过一年多紧张的内部讨论，自由派拿出了一份政治改革的总体蓝图，这成为赵紫日在 1988年第十三届党代会的基调发言。但不论多么缓慢和谨慎，正是由于此种政治改革的实质、范围和内容会最终触及实用派的忍耐限度，政治改革的提议无果而终。邓小平没有直接拒绝该提议。在批评赵紫阳试图偷偷搞制度上的相互制衡之后，邓小平将赵的提议搁置起来。后来发生了TAM事件。当然提议就成了历史。”】

　　【一个趋势是涌现出了一批独立的公共道德权威：商业精英、有声望的学者和记着、知名作家和有影响力的博客作者。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以后，中共为了维持自身的安全，其中一个战术就是拉拢社会精英。但还是一些人，像胡舒立(她是两份有影响力的商业杂志的创办者)、潘石屹(一个敢言的地产商)、于建嵘(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吴敬琏(顶尖的经济学家)，和博客写作者像韩寒和李承鹏，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并且保持了自身的正直和独立性。

　　通过利用互联网和微博的优势，这些人已经成为社会正义的斗士。他们的道德勇气和社会才能，使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支持(通过他们在微博上数以百万计的关注者可以看出)。他们的声音经常在关于社会政策的辩论中有力地影响着政策的形成并把共产党置于被动。

　　这种失势伴随了共产党的公信力在普通人中的崩溃。毫无疑问，共产党的不透明性、严格保密、和对谎言的强烈偏好显露了其在公信力上的问题。

　　对于一个已经完全丧失公信力的政权，维持其统治的成本是高得荒唐的——而最终它会再也无力承担这个成本——因为它必须不断的镇压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严重的暴乱。

　　尽管现在共产党还没有遇到有组织的反对派，但它实际上每天都在跟有组织的抗议行动对抗。

　　根据中国社会学家们的估计，在中国，每天发生着500起暴动、集体抗议和罢工，这个数字比10年前几乎翻了4倍。随着手机和联网电脑的大规模普及，(抗议者)召集支持者和盟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得多。

　　如果靠恐惧维持的统治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的新统治者们就得开始为共产党自身的前途恐惧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正在静悄悄的展开着，共产党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已经留意到了这些信号，或者，像法国的波旁王朝一样：继续试图维持一个行将走向灭亡的统治。】

　　【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表明中国的人权侵犯不是一个国内问题，中国政府无法以主权为理由掩盖其人权侵犯。还有，中国政府先是设法阻止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接着在刘晓波获奖后，又设法贬低其重要性。这些行为非常非常令人不安。所担忧的另一个方面是，官方的反应明显是错误的，但如此明显的政策错误怎么能继续执行下去?我曾经认为中国领导人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但这件事说明并非如此。中国官方的错误是，在和平奖宣布后，他们组织了对和平奖的诋毁，使用高压手段威胁要参加颁奖典礼的欧洲外交官。官方的错误还包括对国内刘晓波的支持者采取软禁、监视、切断联络等措施，以及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进行软禁。所有这些无疑造成了中国非常负面的形象。他们一错再错，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刘晓波判刑11年，接着又试图恐吓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然后一系列错误接踵而至。】

　　【中国官方媒体此时点名批判上述美国民间机构，显示中国政府在奥运年提高了政治警惕并对中国草根民间组织的发展感到担忧，而这可能给中国民间组织今后募集经费造成更大困难。

　　裴敏欣在以下采访中介绍他所了解的美国民主基金会、索罗斯开放社会研究所和美国自由之家这些美国民间组织。】

　　【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