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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网或遭关闭 南方周末倒戈批公知

作者:秦风 发布时间:2014-09-12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近日,南方系网站之一--21世纪网收百余家企业“保护费”达数亿元事件在发酵。著名媒体人、重庆(雷政富)事件、河南洛阳性奴案揭露者纪许光在微博上披露:

  【独家:职业操守、人品都没了!刚得到消息,@21世纪网 特大敲诈案犯罪嫌疑人互咬,导致多名南方系高管及门户网站内鬼被查。案发后曾有人大叫"全中国的媒体都敲诈,21世纪网有点冤",这些执笔中国的一线记者脑残程度已令人震惊。还是被抓记者@31王卓铭 有哲理:"看着大家也都不穿裤子,莫名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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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财经微博称,【猫妹消息,21世纪网基本确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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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站网更称:【快讯:据相关人士介绍,21世纪网被吊销所有网站资质,人员全部遣散,公司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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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9月12日,《南方周末》刊发文章纪念十年前的“郎顾之争”,一改《南方周末》之前鼓吹国企私有化、为公知站台的一贯立场,批鼓吹国企私有化的阵营搞“不争论”,封杀不同言论,违背邓小平理论;批某些右翼学者搞极左,罔顾事实,提出的主张脱离中国实际;批公知政治投机、利益代言、漠视不公和道德缺失。该文标题为《“郎顾之争”十周年祭—关于国企改革理论分歧的思考》。

  该文分析,我国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争论,形成了两大阵营。其中,坚持“私有化”改革的阵营抬出了“不争论”,“作为回避过早触及核心议题的挡箭牌”。该文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邓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的初衷。该文认为:

  【小平同志所说的“不争论”,是针对某些不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具体措施和手段而言,以免无休止的纠缠耽误了改革发展的时机。对于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小平同志从来都是旗帜鲜明主张“要争论”的。】

  【“郎顾之争”中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议题,就是一个必须争论且绕不过的重大理论问题。遗憾的是,“不争论”被其中一方抬了出来,作为回避过早触及核心议题的挡箭牌。】

  该文认为主张私有化的精英们搞不争论的手段“千奇百怪”,甚至在实践层面搞违背中央的另外一套:

  【有人干脆只做不说,根本不给你争论的机会;有人争论观点是一套,实际路径是另一套。如此这般,千奇百怪。十八届三中全会主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正在演变成一些人主张彻底私有化的依据。】

  该文谈及“郎顾之争”把中国社会分成了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并批评一些右翼学者搞的是极左的一套:

  【有些学者虽然被归为右,但是在其行动哲学上却是极左的一套,即罔顾客观事实,脱离基本学理逻辑,极力渲染片面的、负面的、不实的数据材料,提出一些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和现实可能的建议和主张,并极力揶揄、丑化和压制争论对手。】

  该文谈及“郎顾之争”把中国公知集体推到了前台:

  【“郎顾之争”发端于2004年8月。同年9月,某周刊首次推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并选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

  并痛批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很快就成为网络上嘲讽对手的代称。导致“公共知识分子”声名狼藉的原因有四点:政治投机、利益代言、漠视不公和道德缺失。在“郎顾之争”中,某些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在“郎顾之争”之后,在国企改革议题上,他们依然将大量缺乏基本立场、理论逻辑、客观判断和事实依据的言论诉诸媒体与网络,读来既令人愤慨,又使人汗颜。】

 

  南方周末原文:

  “郎顾之争”十周年祭

  关于国企改革理论分歧的思考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106

  编者按:重提“郎顾之争”,是因为事涉国企改革的大问题。不遗忘、不回避、不漠视、不惧怕,勇敢地正视矛盾,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是“郎顾之争”十年后仍值得再谈的原因所在。本文不代表南方周末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欢迎更多分析文章。

  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仅凭激情和感觉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充分发育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决策提供专业、理性、客观、系统的理论支撑。

  争论,还是不争论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一场公开演讲中,点名批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顾雏军强硬还击,由此点燃了一场迅速席卷全国的“郎顾之争”。

  争论从国企改革议题开始,迅速向深处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延伸。争论的主体从学术圈迅速蔓延至社会各界。代表不同立场的意见领袖高调登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争论双方在亮出底牌后,似乎都感到议题的宏大与沉重,及理论准备的不足。顾雏军戏剧般地锒铛入狱成为一个契机,争论在没有胜负结局的情况下,极其怪异地戛然而止。此后,争论,还是不争论,成为两大阵营内心的纠结。

  小平同志所说的“不争论”,是针对某些不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具体措施和手段而言,以免无休止的纠缠耽误了改革发展的时机。对于涉及原则、立场和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小平同志从来都是旗帜鲜明主张“要争论”的。这在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体系里面有全面准确的表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基本态度。

  “郎顾之争”中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议题,就是一个必须争论且绕不过的重大理论问题。遗憾的是,“不争论”被其中一方抬了出来,作为回避过早触及核心议题的挡箭牌。

  十年过去了,当初绕着走的巨石却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不争论”并没有使双方的分歧因时间和形势的变化而消弭,反而牵涉出更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分歧一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底层潜行,长时间地积蓄能量,如今正在强有力地浮出水面,成为当今社会阶层利益撕裂、改革共识破裂、政治诉求分裂的最危险因素。

  如今,“不争论”正在产生变种。有人把正常的争论视为“反对国企改革”,企图通过封杀不同声音来制造“不争论”;有人干脆只做不说,根本不给你争论的机会;有人争论观点是一套,实际路径是另一套。如此这般,千奇百怪。十八届三中全会主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正在演变成一些人主张彻底私有化的依据。

  这场“争论”迟早还要再来。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拖延下去,最后的代价将超出所有人的心理预期。与其这样,还不如来一场干脆的争论。

  “郎先生”归来!“顾先生”归来!

  务实,还是务虚

  “郎顾之争”的发生,是国企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的结果。

  回顾国企改革的整个历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国企改革的理论创新一直滞后于实践探索。国企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强行启动的。现在回头看,国企改革的前半段,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前,一直处在曲折的“试错”过程中。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进一步阐述,才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行动纲领,基本明确了国企改革的大原则和大方向。但是在此路线方针政策大框架之下,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仍有待破解,涉及具体的改革细节,仍需要大量的理论充实、完善和创新。

  一些人对此并不服气。他们要么直接予以否定,要么进行相反方向的解读,要么就在具体实践上另搞一套。于是,理解与认识的分歧借助于理论的滞后,便将实践上的摇摆和偏差不断地放大,导致矛盾和问题的不断积累。

  理论的滞后又和中国学术界的浮躁有关。在国企改革理论探讨中,许多研究成果不过是改革过程与经验的总结,或他人学术观点的汇总,以及对舶来品的中国语境表达而已。学术界越来越喜欢“务实”,喜欢在具体操作层面发表宏论。一些学者已然成为“学术明星”。他们拿捏着媒体的喜好,揣摩着大众的情绪,习惯于就国企改革的某一个枝节问题,从某一个角度发表“灵感式”的观点,说说而已,说完拉倒。

  由于“务虚”与“务实”交错在一起,导致焦点弥散。加上学术界自身的不足,更多的时候是各自表述,对天放空枪,结果谁都没被打中。你说理论,他说实践;你说实践,他说国情;你说国情,他说世界;你说世界,他又说回理论。相互对骂来回绕,东拉西扯一团糟。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重“务实”、重实践、重“怎么办”、干起来再说,侧重于让实践来检验真理的话,那么在矛盾已难以调和的当下,应该重“务虚”、重理论、重“怎么看”,看清楚了,再往下走,必须回归让真理来指导实践。在把“道理”说清楚后,让我们再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心,朝着更加清晰的目标,重新上路。

  左派,还是右派

  十年前的“郎顾之争”,要说有什么后遗症,就是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把中国社会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人们把尘封已久的斗争标签——左派和右派——翻了出来,分别给两大阵营的头面人物贴在脸上。

  由于绝大多数的人对左和右的准确含义并没有深入的了解,相互掺杂了对好人、坏人、善人、恶人的角色认证,正常的学理争辩也带有了非理性的羞辱成分,甚至人身攻击。与历史上大不相同的是,被冠以右,可能还是一种时髦的雅称,说明你敢说话、有担当;被称呼为左,基本上就是骂人了,说明你思想守旧,阻碍历史前进。如果不幸被定性为极左,你基本上就没有发言权了。比如某位被归为左类的著名学者已公开抱怨:“现在的论坛基本上都不邀请我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虽然被归为右,但是在其行动哲学上却是极左的一套,即罔顾客观事实,脱离基本学理逻辑,极力渲染片面的、负面的、不实的数据材料,提出一些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和现实可能的建议和主张,并极力揶揄、丑化和压制争论对手。

  当下社会存在的左右之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臆想。有这个臆想在先,必定会影响我们对真理的认知,甚至影响我们整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和手段。

  真理是没有左右之分的。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找到了真理,把握了真理,就不会有左右的摇摆。

  也许真有那么一些人、一些团体或一些势力,对所谓的右有着固执的偏好,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与之公平、公开地论战,也并不影响我们从对手的身上发现寻找真理的线索。

  因此向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倡议:从此不再以左右自诩或者互封。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我们彼此就是不可或缺的对立统一体。

  “郎先生”不必因左而以为就胜券在握,“顾先生”也不必因右而遮遮掩掩。让我们回到学术圣坛,回到春秋诸子论战的环境,为我们各自以为的真理而战。

  公知,还是良知

  十年前的“郎顾之争”,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集体推到前台。

  “郎顾之争”发端于2004年8月。同年9月,某周刊首次推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并选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在这个50人名单及以后每年选出的50人名单里,那些在“郎顾之争”中横刀立马的风头人物赫然在列。

  然而,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很快就成为网络上嘲讽对手的代称。导致“公共知识分子”声名狼藉的原因有四点:政治投机、利益代言、漠视不公和道德缺失。在“郎顾之争”中,某些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在“郎顾之争”之后,在国企改革议题上,他们依然将大量缺乏基本立场、理论逻辑、客观判断和事实依据的言论诉诸媒体与网络,读来既令人愤慨,又使人汗颜。

  尽管如此,我仍要在此向全社会呼吁:其一,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朱大可语),请维护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尊敬;其二,请公共知识分子找回自己的良知,守护这个伟大的称谓。

  推动社会的改革与创新,仅凭激情和感觉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充分发育的、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为社会决策提供专业、理性、客观、系统的理论支撑。

  良知是指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人类越走向文明社会,良知的力量就越明显。知识分子作为承载具象文明的人群,先天便具有更强烈的良知意识。

  如果我们不相信良知的力量,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中国正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发生深刻的转型。知识分子群体又该如何维系自身的良知?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又是什么?

  其一,对历史负责。要有历史的负重感,凡事多从历史的选择与现实的延续角度思考答案,不可妄下论断,更不可意气用事,张口就推倒重来。

  其二,对人民负责。说到底,学术理论只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只是为少数人甚至权贵阶层服务,那必定为君子所不齿。

  其三,对学术负责。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别于普通民众,就在于其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抽离具体到一般,有着严谨的逻辑推导能力,切莫犯下连普通民众都知晓的逻辑错误和常识错误。

  其四,对自己负责。知识分子应该是最珍惜自己名声和气节的人群,他们也因此品行而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知识分子不能像政客那样滴水不漏,也不能像市井泼皮那样随意骂街。他们应该是有理论,有实际,真性情,敢担当。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学术负责,对自己负责。这应该是每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此基础上展开争论,不管谁胜谁负,我们离真理就不远了。

  最后郑重呼吁:其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探讨环境。真理不怕争论,要在与各种理论的较量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由此教育和团结广大民众;其二,要支持和监督媒体在争论中发挥公正、公平、公开的舆论平台作用,纠正某些媒体演变为单方面理论流派舆论工具的倾向;其三,既要鼓励和宽待基于理论层面探讨的各种不同意见,更要制止违背宪法的言行。

  谨此呼吁并建议,表达对“郎顾之争”十周年的纪念。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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