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年夜的上海外滩踩踏事故让人们亲自领教了什么叫什么叫“身不由己”、什么叫“自相践踏”、什么叫“人怕踩踏马怕炸群”、什么叫“兵败如山倒”。这从反面给大家上了一课：别看如今是21世纪，但自古以来“人群密集即高危状态”的规律照样起作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平时可以当笑话，但在人群密集的状态则是千真万确的规律：稍有意外就能轻而易举触发惊恐慌乱——不管是扔炸弹、撒钞票还是发出耸人听闻的谣言，客观效果其实一样：触发骚乱导致秩序失控。只要秩序失控，发生在千年前“淝水之战”的密集人群自相践踏、自行崩溃的大混乱就照样会重复。跟当年淝水之战号称百万之众的士兵自相践踏、死者相籍、改变历史进程的踩踏事件相比，上海外滩的踩踏事故只能算小菜一碟。
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群众集会司空见惯，起码每年五一、十一都有焰火晚会，动不动就几十万群众密集集会狂欢，但从来没听说发生过人群踩踏死亡事故，更不用说发生一下子踩死几十人的大规模踩踏事故了。为什么?简单得很：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群众集会都属于“有组织状态”——每个单位去多少人、去哪里、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离、活动范围多大、从哪条路线进出、谁带队、谁负责、遇到意外怎么处理……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预案在先，广而告之，层层把关，从上到下按系统分单位层层落实，现场还有好几道纠察线——街道大妈、单位纠察、各级民兵、警察、军人……层层设防，防的就是临时突发性事件，包括踩踏事件。一个曾参与当年组织集会的老人告诉过我，当年组织集会时不仅要千叮咛万嘱咐“一切行动听指挥”、“遇到意外盯住领导别慌乱别乱跑”，而且特别交代“要穿不易被踩掉的鞋，最好是系鞋带的高腰运动鞋”，“人群密集情况下鞋子如果被踩掉就别要了，千万别弯腰捡或蹲下系鞋带，否则你绊倒别人，别人踩踏你，最容易出伤亡事故”……那个时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的生命负责”决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体现在无数实实在在的行动和具体措施上。
(然而即使如此严密组织也仍然不能保证不出任何事故：每年五一、十一焰火晚会后北京天安门广场捡到的被踩掉的鞋子都成筐——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集会，踩掉鞋子就算事故了。)
这种“有组织状态”的集会虽然不能避免踩掉鞋子的事故，却能避免踩死人的恶性事故——不处于“有组织状态”的大规模人群集会，就如同没有防水隔仓的潜水艇、没有防火带的林区、没有安全隔离和消防措施的弹药库和油库，没出事算侥幸，一旦出事必束手无策;不出事没事，一出事就是大事。
我不久前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的文章刚好以“集会踩踏”为例证明人的“有组织状态”与“无组织状态”的本质区别。现将有关段落摘录如下：
“人没有‘生理性优等’和‘生理性劣等’，但有‘状态性优等’和‘状态性劣等’——人的优等劣等不按人种分，而按组织状态分：谁组织严密谁优等，谁无组织谁劣等。处于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处于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人与野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能主动、自动组织起来而野兽不能。人一旦处于无组织状态，就等于退化到了野兽状态。当灾难危机发生时，谁能保持有组织状态统一行动集体救助，谁的生存机会就高，这就是‘优等’。谁只能凭动物本能消极应付、各自逃生，谁就对灾害毫无抵抗能力，谁的生存机会就低，这就是‘劣等’。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德国、印度、柬埔寨、中国等都发生过集会踩踏死人事故。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吕家坨矿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前者是无组织状态，正常时期都造出了灾祸闹出了人命;后者是有组织状态，特大灾害面前却做到了零伤亡脱险。人在灾害危机面前有组织与无组织大不一样。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种族，不管是德国人、美国人、印度人、柬埔寨人还是中国人，不管是不是‘优等文明’、是不是‘精英’，只要处于无组织状态，遇到灾害危机都只能象低等动物一样惊慌失措、争相逃命、自相践踏、任人宰割，都属于‘状态性劣等’。只有处于有组织状态的人才能遇到灾害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化险为夷，才属于‘状态性优等’”。(摘自黎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仅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五)：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毛泽东)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再一次证明“谁组织严密谁优等，谁无组织谁劣等。处于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处于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是客观规律——那些被踩死踩伤的人，那些被卷入踩踏事件的人，就个人而言，你能说谁“劣等”?谁没有个人尊严?谁在家不是宝贝蛋?但在失控混乱、自相践踏的狂乱人群迸发出的狂暴力量面前，个人的才智、个人的尊严、个人的生命、个人的一切顿时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人人都成了身不由己只能随波逐流甚至任人践踏的一棵草，活生生的生命转瞬就消失了。这不是“状态性劣等”又是什么?如此一对比就能明白，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状态”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多么巨大的保护。
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状态”保护了人民的生命，代价是制约个人自由——大规模集体聚会集体行动场合必须个人服从集体，不能随心所欲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而这就犯了文人“公知”的大忌——“红歌中我们一直唱：没有国哪有家。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以前我们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没有千千万万条小河里的水，大河的水哪里来?”(陈有西)既然“‘个人服从集体’是摧残人性”、“破坏自由”，那搞集会就只能抛弃毛泽东时代“有组织状态”的做法，代之以“自由化”的随心所欲，就只能“只管个人不管集体，只管家不管国，只管小河不管大河”。而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从反面证明，泰山压顶，个人再自尊又值几文?“大河”乱了套，“小河”岂能幸免?大局崩溃了，局部再努力又有何用?国家垮了，小家再殷实又岂能保得住?
人民大学“公知”教授张鸣说：“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这样的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随便拎出一个来，就都有故事，个性鲜明。一句话，活得人模人样的。”
如此美妙的“乱世自由”究竟是啥样?从上海外滩的踩踏事故可见一斑——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本质是局面失控，而“局面失控”说白了就是乱世：局部性临时性“乱世”。想知道“乱世”是个什么样，看看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那些瞬间就能领教个八九不离十——狂暴，混乱，疯狂，盲目，任人摆布，随波逐流，谁也不听谁，谁也听不见谁，谁说话都不管用，谁有暴力谁支配别人，个人显得那么渺小，生命显得那么脆弱而微不足道……瞬间的局面失控尚且如此，持久的局面失控即“乱世”会是啥样可想而知——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身处旋涡的普通老百姓受尽蹂躏死去活来，而“成功人士”则高高在上撒钞票看热闹寻欢作乐;张鸣们百般美化的“乱世民国”中，身处底层的普通老百姓水深火热朝不保夕，高高在上坐享“乱世自由”的“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们则“活得人模人样的”……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不是别人，就是文人“公知”——没有他们用“自由化”排斥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使人民群众处于有组织状态”的“状态性优等”，中国老百姓就不会重新处于毫无保护的“状态性劣等”。没有他们鼓吹的“跟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就不会有上海外滩的“跟自由相比，踩踏死亡事故算得了什么呢?”没有他们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就不会有蓄意向密集人群撒钞票的阴险行为……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再一次证明：庆父不去，鲁难未已;“公知”不除，国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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