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能否走出民主危机?
肖红 黄顶
近年来，诸多敌对势力和政治投机者打着民主的旗号，对香港的秩序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践踏，给香港的法治带来了巨大冲击。“占中”事件现在已经盖棺定论，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反水客”亦是如此!这种假借民主而进行破坏的行为显然是政治家博弈的结果。当前的普选之争到底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某些敌意分子恶意操控的政治阴谋我们现在还不能妄下评判。
我们不能将某一事件孤立于现实环境来评析，但是坚信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事件的历史意义也会随之得以体现。以上种种事件表明，无论事件如何恶劣，为恶果买单的必然是全体中国人民，而并非某一政治家。在香港民主出现“好与坏”双重性后果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而非盲目乐观。脱离了现实看待历史事件就会犯了历史虚无主义，脱离了本土强行发展民主就会水土不服，其中人民渴望理应作为评判制度好坏的一个重要依据。
从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来看，其民主仅仅停留在选举之上。著名学者郑永年这样表述西方民主，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现在呈现出两个极端现象，一方面是公众对民主制度的普遍冷漠，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的激进化。公众对民主的冷漠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其民主实质上是资本家之间利用资本进行博弈而非民众的利益诉求得以伸张的结果。纯粹从民主制度的历史来考究，从希腊古典民主至西方民主制度几千年的发展中，虽然其形式变得日益丰富，但其实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治理能力也快速提升，这极大地彰显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地位，其实质是经济效用在政治领域的延伸，而非民主制度本身的优越性。民主理念在西方国家日益衰退无疑不与此有着巨大的关联。
社会学家马基雅维利将国家定义为合法地垄断或独占一定领土内的权力。为保护国民免于遭受侵略，提供人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总而言之，有了公共事务，国家随即产生，为约束权力就需要民主。民主无非是权力与权利的制衡和重新分配机制，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简单地讲，民主存在的唯一功能就是体现民意，制约政党和权力。
其一，民主应该具备人民主体性，即民主必须体现人民利益、人民诉求，是人民行使权力的途径;人民主体性就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内人民的利益诉求高于一切阶层的利益。其困境也在于国家、政党、集体与个人之间利益诉求的不平衡。虽然当前民主制度的人民性面临三大困境，第一，政党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统一性逐渐被淡化;第二，人民群众利益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第三，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存在显著的不平衡。但是体现人民性终将是世界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二，民主与政党有关，政党的性质决定了民主的功能及作用。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存在自身的利益诉求，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政党的利益诉求是资本垄断。那么民主存在的功能必然是消除资本垄断。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本垄断的表象也会有所呈现，其民主制度的功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倾斜。这给很多人带来了错觉，以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悬殊，只有照搬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才能走出政治困境。笔者认为，虽然在某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功能可能存在一定雷同，但是在实质上仍然存在巨大区别。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没有资产阶级，便没有民主。”随后“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又达成共识。而自马克思起，共产党人民性的实质都没有发生变化，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冲突时，党员利益必须服从政党利益，政党利益又必须服从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社会主义政党必须遵循的根本宗旨。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必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不管是在香港挑起政治事端，还是在大陆制造政治迷雾。其实质都是蓄意抹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扰乱党的领导。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当前的民主来之不易，并逐渐走上了法治化。其前提是，第一，严守《基本法》，维持香港稳定繁荣;第二，确保“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世界上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制度，如果仅仅把普选看成是民主的胜利，而忽视了政治投机者所设的制度陷阱可能性的存在，那么我们将会掉进继普世价值观之后的另一个话语陷阱。普选的历史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其合法性的来源是《基本法》。否则，所得的民主不仅会破坏了香港的法治，而且还难以维系。那时，这种民主的破坏性将无法估量。(肖红 黄顶)
肖红：武汉学院 黄顶：武汉市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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