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的两会，3位农民工代表朱雪芹、胡小燕、康厚明首次出现在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从左到右为胡小燕、朱雪芹、康厚明
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代表从3名增加到31名，数量有所增加，但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7亿，和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相比，农民工人大代表在全国人代会的比例依然偏低。
尽管农民工代表的比例不高，但作为2.7亿农民工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农民工代表的发言和建议仍然值得关注。在今年的人代会上，这些为数不多的农民工代表在关注什么问题?有哪些是与农民工群体密切相关的?
社保缴纳与转接
来自上海的代表周振波今年关注的问题是劳务用工的社保和职工退休保障。他发现，有些单位是通过劳务派遣方式招用农民工的，有的黑中介就把到手的社保费用中饱私囊，根本没有向社保部门上缴。“将来，这些农民工要面临老无所依，这种行为太恶劣了。”周建议对这类中介的克扣行为加大执法监督的力度，严厉打击，形成足够的震慑力。
首位全国总工会农民工副主席巨晓林，今年的人代会建议也是关于社保问题。巨晓林指出，农民工一般多是在私企打工，这些单位几乎都不给农民工交养老保险，“我们村出去打工的有100多人，有27人回家过年，其中只有3个人交了养老保险。”2014年，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养老保险可以转续。巨晓林发现很多农民工，特别是建筑工人，一年或者半年就要换工作地点。例如，原本在北京打工的人要到深圳就业，就需要把北京缴纳的保险转到深圳去。因此他建议，社保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保转接的系统，使本人的社保账户具备与所在地续缴的功能。让农民工在换城市工作时，可以将养老保险信息直接转入所在地的社保系统，并以当地标准缴纳。
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
统计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30岁以下)占农民工总数的6成。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受过更好的教育，对薪酬、劳动环境与职业前景都有更高诉求。对他们来说，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并非唯一目标，更希望有一天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出身于农村却不愿回归，向往城市却不易扎根，这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去留问题，农民工代表胡小燕认为，应该让他们在城市落户。
在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胡小燕提交了“吸引二代农民工到城市落户”的建议。“实在不行，我们这代人，还可以回老家种地。但是80后、90后，这些人你叫他们回去干嘛，(他们)什么(农活)也不会。”谈到目前农民工失业的问题，胡小燕说，政府应该想更多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这些人来了之后就在这里(城市)安家，比如说有一个大型的工业园，来了以后找到工作，可以在这边安家，在这边消费?”
高龄农民工的养老之痛
2015年，国内一些媒体报道了高龄农民工(50岁以上)的生存现状，将这一总数已暴增到约4685万的群体推向了镁光灯下。这一“爷爷”辈的群体，为挣钱补贴家用，背井离乡干着最苦最累的体力活，甚至靠吃肉来补充体力;为了躲避检查(有些省市“严禁60岁以上农民工一线作业”、“禁止55岁以上农民工进入某些危险岗位”)，有的老人还染黑头发……建筑业是高龄农民工打工的集中地，2015年年末媒体关于高龄农民工讨薪难的报道，案例也基本集中在房产业。
除了讨薪难，高龄农民工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养老。来自湖南的农民工代表张晓庆今年关注的问题是高龄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张晓庆说，根据她掌握的情况，高龄农民工务工方式以打短工为主，聘用这些高龄农民工的企业普遍不为他们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建立时间不过短短几年。高龄农民工虽然多半已建起个人养老账户，但其账户资金存量有限，而且没几年就要退休或者已经退休。”张晓庆说，根据“多缴多得”原则，高龄农民工的养老金不仅比正常缴费的同年龄段城镇退休者要低上一大截，也要比将来的农村退休者低上一大截。这种“两头不靠”的状况，使得高龄农民工在养老问题上处于非常窘迫状态，很多人不得不在高龄的时候依然出来打工，做重体力劳动。张晓庆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对高龄农民工“养老之痛”给予高度关注，保证所有高龄农民工能够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建立个人账户;另外，还要抓紧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加、结算、转移支付平台，把高龄农民工可能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全部激活。来自江西的农民工代表谢利英也提出通过立法来保障农民工，希望有关部门对那些不给高龄农民工交社保的单位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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