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正文是四川阆中的一名木工(也是钢筋工)。在多年的建筑工生涯中，他遭遇过很多次的欠薪，还遇到亲人在建筑工地受工伤得不到赔偿的情况，讨薪、追讨赔偿的艰辛成了他生活中的痛点。他是建筑业追讨劳动合同的第一人，但是还没有改变继续被欠薪、继续要讨薪的命运。
年年讨薪年年被欠
2004年，何正文从四川老家来到北京打工。和绝大多数的建筑工一样，他始终没签过一份劳动合同，工资被克扣或拖欠也是经常遇到的事。2008年，在唐山京唐港一工地做工的何正文，遭遇工资克扣。他和其他工人一起“围堵”项目部，但工人的联合没过两天便被瓦解。劳务公司先是找工人挨个谈话，分别私下承诺;接着又为工人们买好回家的车票。发工资的当天，回家的长途车就停在工地门口。不同意公司最后敲定的工资标准，便上不了车。时值春节，工人们归家心切。一些工人反过来劝何正文，吃点亏，拿钱回家，息事宁人。
“突然感到一种悲哀。”何正文感叹，工人们就像一把沙，捏到一块儿容易，散开更容易。他暗自揣度寻找更有效的办法。为此，他开始自学《劳动合同法》，每天下班回到工棚，便一遍一遍记诵法条。法律的规定让他吃惊：工资要按月支付，若工地非因劳动者原因停工，也需要支付工人工资;不签劳动合同要每月支付双倍工资，用工单位还应该给工人购买各类社会保险……
“法律的规定真的能实现?”何正文觉得这些条款，离现实太遥远，“但不试一试，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2009年9月14日上午，何正文到鸿佳公司所属的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委员会正式提起申请。由于担心遭到报复，兄弟二人搬出了工地，并立下生死约，约定如果一方遇难，另一方则将对方子女抚养成人。忆及当初的悲壮，何正文情绪激动时还会落泪。在其讨薪前的8月底，五个山东工友因为讨薪遭到包工头的威胁，险被殴打，最终忍气吞声接受了较低的工资条件。而农民工讨薪被打乃至死亡的案例时有发生，也让何氏兄弟心有戚戚。
2010年1月26日，仲裁裁决书下发，支持了兄弟俩大部分的诉讼请求，包括：被拖欠的工资、平日、双休日以及法定假日的加班费、没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被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以及2009年6月到8月的高温补贴。
随后，鸿佳公司不服裁决提起诉讼，一审判决一直到2010年8月11日才正式做出。尽管法院仍旧支持了没签合同的双倍工资、加班费等，但鸿佳公司多次拖延支付，两兄弟不得不申请强制执行。时值2010年11月18日，兄弟二人终于拿到了包括双倍工资、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在内的7.7万元人民币。
经历了一年多的法律维权，何正文终于拿到了应得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但是他讨薪的历程却没有结束，在2011年，他还经历了两次的讨薪经历。也都是因为没有劳动合同的保护，无法按时拿到足额的工资。
工人讨薪不要为他人做嫁衣
作为一名来自阆中的建筑工人，何正文对阆中人民法院公开审判讨薪工人的事件非常关注。但是他认为被抓的人可能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包工头。虽然有100多名工人去堵了旅游景区的大门，但是如果要到了钱后开发商还是会把钱发给包工头。在何正文的讨薪经历中，曾有一次和500多名工人去找建筑公司讨薪，但是最后建筑公司还是把钱发到了劳务公司、包工头手里。而劳务公司、包工头拿走了一大份之后才发给工人。“他们利用工人帮他们要钱。如果工人去讨薪要考虑到是不是在为他人做嫁衣，我们在努力争取权利但(钱)还是被大大小小的包工头搂去了。”何正文说到。
根据何正文对阆中建筑行业的了解，在阆中欠薪的事情确实非常普遍，工资非常难要。何师傅谈到他在阆中的亲戚邻居的讨薪经历，“我有好几个亲戚、一个生产队的都在阆中干活，要钱确实很难。前年，他们三、四天通宵通宵地在开发商那里等，大年二十九号晚上才要到钱。我一个堂弟的姐夫是粮食局的局长，他也没有办法，只能去找项目部。”
针对讨薪难的问题，何师傅指出，包工头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利益，而要把工人团结起来。“如果包工头是利用工人去要钱，包工头占利润的大头，就没有责任共担，利润共享。如果欠薪一千块，10个人去要，应该一人一百。包工头不能只看重眼前的利益，把工人和自己之前画一个鸿沟，要和工人成为兄弟。”
农民工被欠薪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0.8%，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511元，总额超过208亿。建筑业仍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多发地，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4%。在这样的背景下，抓几个讨薪者来公审就能解决影响恶劣、范围甚广的欠薪问题吗?追究恶意欠薪者的责任，依法规范劳资关系才是解决讨薪问题的根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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