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状况到了红色预警级别，所以，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事理不得不评。
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
从“不争论”到“不得妄议”，从国企私分国库掏空，到2015年的内外做局绝杀中层阶级的股市大劫难，再愚蠢的人都明白，中国已经进入“塔西佗陷阱”。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自我作践，美国日本不想欺负中国就是不正常了。到了小国欺负的地步，中国还不想进入自我纠错的程序。
关于中国基尼系数，业界一直存有很大争议。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根据住户调查得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基尼系数为0.60。它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相差很大。
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超过这条警戒线，就容易产生社会动荡。基尼系数0.5时，就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基尼系数0.6时，就是社会爆炸临界点。
在金融高度融合的军事战略上，美国的战略东移，与俄罗斯缓和，让人察觉出美国军事战略早已经融合了边缘学科的社会经济学。
所以，这几年高端出现群体性事件恐惧症，秘密加大力度应对群体性事件，做好事前化解工作，患上了“高端综合征”怪病。随后祭出了高压姿态的“法治建设”破解了“高端综合征”怪病。
在供给侧出台的一刹那，发现决策层似乎不太关心基尼系数，更不担心社会爆炸临界点。所以，让人不得不怀疑“群众路线”思想被“顶层设计路线”思想严重干扰，一个理工工程的顶层设计概念是如何进入到中国政治伦理层次上的？
一个政治边缘地带的人物，在矛盾激化的局势下提出了一个天真理想化的思想概念——创造和谐世界，他允许人民的争论，却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苦衷。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贫富差距、贫富分化的严重性居然成为世界之冠，基尼系数接近社会大爆炸临界点了，原因在于先富带后富迷惑性的指导理论以及白猫黑猫论，最早产生投机钻营的先富渠道，然后非法、违法经营与权力资本化的先富渠道几乎同时产生。通过“不争论”“顶层设计”所谓“最高理论”的分析，我们能够明白中国已经从“群众路线”走向了闭门造车、拍脑袋出来的“顶层设计路线”了，“一把手负责制”铸成的事实“一言堂”，这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是在严重的官僚体制下进行。由施政不公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产生了财富分配的不公不正，施政不公来源于权力制衡机制的丧失，权力制衡机制丧失加深官僚体制的向恶性极速蔓延。
甚至包括当前“深得人心”的“本意”反腐，都会发展成为一种扭曲基本人性、清除异己的更腐败漩涡。
官僚体制既已成型，市场监管的公平公正性必然丧失，监管缺位必然导致市场竞争陷入恶性循环，投机与使诈成为主体，这也是社会经济学可以论证的：中国社会伦理道德下坡的主要原因——官僚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效应。
官僚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应对遭遇外来民主市场经济碰撞时，不堪一击。官僚体制加市场经济左右的资源配置，已经让中国出现严重的资源危机了。
当前在中国倡导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化经济的代名词。出于同情和爱国立场，我虽然是一个左派的支持者，但不否定右派良心人士的一些正确建议。
中国高端若一意孤行要走市场经济路线，那么市场监管机制必须彻底改观，如此，则可推导出一党制必须下架而实行多党制，地方到中央全面实行一人一票竞选，方可走出一条市场经济建设的正确道路。若无法实行多党制，则人民代表制度必须得到彻底改善，破除官商代表独霸垄断地位，同时开创六权分立政治，极大程度运行权力制衡机制。
清朝的洋务运动以失败终结，蒋介石的四大家族经济，都属于严重的官僚体制经济，几乎导致中国亡国。
在中国，官僚体制没有得到很大纠正的情况下，贸然大步进行医疗、食品、金融私有化改革，完全可以预测出危险的结局——颠覆民意，丧失民心，社会大乱，官僚体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而走向深层次国家危机。
所以，无论是以历史总结分析，还是目前严重性状况的判断，中国社会严重问题解决的根本，不是在经济改革上，更不是倒逼能够解决得了的，而是最高决策层理应老老实实对官僚体制予以立即纠正。
2015年股市大劫难的金融灾难，供给侧出台后的房地产乱象，我们似乎感觉不到“群众路线”的些许温馨，依旧充满了顶层设计或者直白说是顶层设局！人民心理只有上当之后再上当的滋味。
据传，在今年两会，当又有代表上交了“官员财产公布”的提案的时候，99%的代表又在第一时间对该提案按下了否决按钮。——没有见诸官方报道。我们更难看到持外籍护照的执政者是否会被清理出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六条建议，实际上是对供给侧改革的反驳。他警告“赶农民进城来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思路，提出了农业出路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郑永年对“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的理解，警告了那些痴迷于既得利益的供给侧改革者，严重忽视了需求侧。提出了“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投资拉动需求的需求侧改革建议。
美国的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这四大跨国粮商公司，拥有百年以上历史，垄断性地控制了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拥有绝对性的定价权。他们进驻中国布局中国，让中国农业前景充满了迷离。
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援助，扩大了美国的影响力，拓展了势力范围，确立了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领导地位。由此，美国以粮食充当霸权武器已经初见端倪。“二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力图借助粮食援助，与苏联展开全方位冷战，开辟国际市场和投资途径，积极扩展其在海外的政治影响，维护其霸权利益，增强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通过军备竞赛操控武器市场和石油市场，辅之以金融、粮食战略，逐渐形成美国当今国家安全战略的四大中心战略。
美国会不会在2016年或者2017年故伎重演祭出粮食战略?很值得思考。
中国农业问题，比起供给侧重要的多！
生活物价指数，普通百姓的直接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产品，也就是取决于农业。物价指数高涨，失业增加，经济甚至倒退，滞胀当然严重，社会的躁动就难以预测。
而中国，内外危机加重的情况下，尤其是滞胀经济多年不见较大改观的情况下，农业发展近乎停滞。
中国已经进入耕地红线，而危险性却在进一步加剧。
从身边看，自媒体上寻找，农田撂荒和半撂荒，在全国各地很常见。
破坏耕地搞房屋建设，2015年我亲身体会了相关部门相关机构人员的机妙，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手法，是难以形容的妙不可言!神仙也难以告倒他们。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何其多!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技术无法推进，农业成本难以下降，耕地锐减，粮食困境必然了。而粮食困境是推高农产品价格的重要原因。
生活物价指数高涨，加深滞胀程度，它的破坏力远不止在经济层面。
房地产经济继续保持稳定的说法已经让人产生极大的反感，深度质疑进入了人民的思索和言谈中。
由房价与人均收入比的国际数据，以及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可知，中国实际住房面积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脱轨。
中国的房地产让亿万国民成为了房奴，房产在家庭财产占比上，也可以看得出扼杀健康经济所拥有的“国民消费能力”的，正是房地产经济!
厉以宁说自己到农村看见农民盖的楼房一栋比一栋好，其实，此刻就应该明白，“城镇化建设”不过是坐在办公室瞎捉摸的东西!农民不是那么好忽悠进城的。更应该明白，遵循基本社会规律，顺其自然循序渐进的经济规范，远比不良动机更容易顺应民心而博取民意。所以“城镇化建设”是失败的经济决策，调整重点方向应该是“乡村建设”，才能做好耕地保护甚至扩充。
早在2011年，数据揭示中国户均住房116平米，连续几年的暴增，加上农村闲居房，事实上确实有许多没有上报的无证房面积，中国总体住房面积个人预估700亿平米!没有房子的是哪些人?用屁股就知道是经济困境难堪的穷人，针对这个状况，政府急速打压房地产本应该属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稳定”决策一如既往，“稳定”之后还是“稳定”!这让人不得不怀疑，稳定的背后到底存在何种见不得人的东西?
由房地产引发的数千万上访数据，恶劣官僚、开发商造成的房地产开发案件，媒体记载的，被地方独裁者强行掩盖的，数不胜数。
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作为尘封已久的历史，但依旧让人记忆犹新，让善良的人民难忍悲痛。
互联网的到来，历史记载比起任何时代都更精确实际。所以，N年后的教科书上，一定会出现这个结论：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卖地成了中国很赚钱的行当，房地产开发成为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新兴的官僚阶级和贵族通过暴力把居民从土地上赶走，拆掉他们的房子，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盖成房地产出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房吃人”，史称“中国圈地运动”，绝非危言耸听!
一直以来，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尽快制止如此恶劣经济，但一任还接了一任，包括经过代表提议认可后的两会的总结，只是强调经济稳定，却对社会稳定丝毫不担心!社科院蓝皮书上的群体性事件暴增数据，在官僚眼里或许仅仅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不足为奇的数字而已，他们有的是专政权利，监狱军警足够镇压这帮刁民。所以，公判讨薪民工，绝非个例的表现，而是一种整体本质属性，为了自身贪婪利益，威慑大众，与民为敌也在所不惜!翻开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很严重的不断重复的愚蠢。
中国的金融困局，令人胆寒。
2015年发生在中国的九大骗局(在这里不想多解释)下的股市大劫难，绝杀了中国大部分的新兴中产阶级。
2015年下半年中国央行新政策——信贷资产抵押再贷款，给2016年初一线房地产暴涨直接注入鸡血，同时也说明央行已经准备为坏账兜底，权贵资本套现脱逃，国家来买单，计划确实周到。
而人民币换美元成为许多富豪的唯一选择，外汇储备锐减就是人民币换美元的外在表象。迫不得已，央行启动应急措施(黄金储备)推动黄金市场!“供给侧改革”因此变得扑朔迷离!
2016年1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人民币特别提款权(SDR)人民币能够国际上自由使用还未通过时，是福是祸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所有的动向表明决策层就已经欣喜若狂。打铁还需自身硬，社会浮躁危机四伏、滞胀经济都没有解决好，贸然进入煞气袭人的阵营，有点找死的味道。
中国的社会重大危机与经济危机并存，选择供给侧改革为突破方向，简直不可思议！法治出现一些治民而非治官吏现象，有倒行逆施嫌疑。
我们再来说说滞胀，“滞”是指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胀”是指通货膨胀。通俗的说就是指生活物价指数高涨，但经济停滞不前。全球现有体制下基本无正解!
公共场合发言记录是——
厉以宁判断标准是：GDP目标定在6%，CPI为4%，就是滞涨;贺铿判断标准是：GDP目标定在8%，CPI为4%，就是滞涨。
而压干水分的统计数据得出的实际状况可能是：GDP目标定在8%，CPI为2.5%左右，中国就已经进入滞涨。包括台湾香港在内，世界各国基本都把房地产价格列入了CPI，只有中国特例没有把房地产价格列入CPI。将房价计算在CPI内，中国的CPI就不可想象。
30年代辅佐罗斯福总统的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不会同时存在，但在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存在，因此，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计划经济学逻辑其实早已经给出答案，凯恩斯主义是依旧是站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做出判断，而垄断、寡头经济为主导的市场，最大表现就在价格上，中国的寡头们在2015年金融劫难上露像了。
中国参与决策研讨的所谓的经济学家好像都是官僚做派，他们无视社会历史和当今现实。他们不敢承认，在凯恩斯偏重需求侧经济，创立安宁的社会局面下，偏重于供给侧的德国经济改革才会胜利，美国里根经济才能暂时成功，里根才能动用国家巨额资金投向了军备竞赛击败苏联。
偏重需求侧的凯恩斯经济理论推行的最大结果，是大大缓解了美国日趋严重的社会矛盾。选择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绝不是房地产大跃进决策者所能够把持的事情，而是需要左派良心之士深度参与。
另一个德国，同样是在偏重需求侧的凯恩斯经济理论推行后，社会安定，才能导致随后的供给侧改革成功。
新凯恩斯主义继续维持美国的巨额军备投资，同时制定一系列防范美元纸币回流的措施，正在扭转美国的经济困境，使得美国在全球经济低迷时保持一枝独秀。
而中国的问题，绝不是所谓的经济改革所能解决得了的事情，更不是倒逼能够逼出一个安宁的社会，或者供给侧就能够剪出一个稳定。塔西佗陷阱与基尼系数社会大爆炸同时来临，古今中外实属罕见绝伦!
有道是：医人易，医国难！民心崩堤，挽狂澜只是一个传说而已。雾霾毒水，烟雨迷离。孤烛残泪，喃喃私语，梵音如诉、说轮回。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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