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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与文学

彭东旭 · 2017-10-0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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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边缘化? 2008年包括莫言等30多位“著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齐聚浙江温州共议文学边缘化问题,2010年中国新闻网再次刊登《四大原因加速文学边缘化》承认中国文学边缘化,然而,2013年,中国作家网刊登《文学“边缘化”了吗?》又对“文学边缘化”说法做了否定性阐释。这种阐释除了更多的精神安慰外,没有指明文学的精髓和正确理解文学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说,“文学死亡”说法是不成立的,“文学边缘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网络撰文火爆的今天,对“文学死亡”的说法我也持反对态度。最起码,具有丰富情感的人类,生存方式不仅需要物质支撑,更离不开精神生活。虽然现代科技减少了文字交流的机会,赋予口头语言交谈的更大空间,但在文字交流的技巧和效果上的丰富程度上来看,在当今及今后很长时期里,口头语言是无法企及的。因此,西班牙诗人贝尔凯尔坚定地说:“只要还有男人和女人活在世上,文学就不会灭亡。” 与其说中国文学边缘化,不如说中国文学是在大众面的前失落,是大众对文学的失望。在历史上,文学的崛起和失落总是交互累叠的,当文学丢失了精髓和灵魂的时候,文学失落在所难免。 历史上,四次文学运动,让中国文学走向巅峰! 在文学体裁发展史上,曾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被诸子百家的理学讲论性的散文提到了一个治国安邦的高度,这种理学讲论性的散文至今为世界欣赏和赞叹,在文学历史长河中至今焕发出了耀眼的光彩,以至于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被赋予崇高的使命和价值。这种极富哲学理念的文学,影响之巨大,引起了后世两场古文运动。 盘点中国诸子百家的理学讲论,能够清晰发现中国最动乱年代文学当中的忧患和批判元素。 在西汉时期,司马迁散文体裁《史记》,把治国理政寓意到了一个个朝代的经典案例中,再一次拔高了文学的崇高地位。 唐朝安史之乱后,在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之时,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是在“复古”(回归质朴自由、不受格式拘束的先秦诸子百家理学讲论的散文形式)的口号下,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对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进行一场文学革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点相似。 到了宋代,以欧阳修为代表,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这个时期的文学人物对唐朝晚期秉承“治乱由人,不在天命;广开言路,改过求治”观点的陆贽推崇备至。北宋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在欧阳修、王安石和三苏的大力倡导之下,继承了韩、柳的成就,进一步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习气,一直影响到明清。晚明的归有光、唐顺之(唐、宋派)、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公安派)、钟惺、谭元春(竟陵派)和清代的姚鼐(桐城派)、曾国籓等,都是沿著八大家的道路前进。这个运动的余波,到了近代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来,才衰落下去。 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首先发起的五四文学革命,提出改良文学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还提出“言文合一”,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学运动,使得中国产生了许多影响世界的文学大家。这场文学运动注入了强劲的批判元素,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批判元素更强烈。尤其是日韩,对于鲁迅杂文体的批判和质疑元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日本的教科书上,至今保留了鲁迅的文章。 中国的文学定义让人怀疑 在欧洲,有关于文学的解释是指文献资料、文学作品、著作等。而中国对于文学的解释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比较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体裁,以不同体裁来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中国对于文学的定义几乎锁定了文学就是一种形象思维,实际上也说出了中国文学的严重缺陷——仅限于形象思维。这种定义,与文学史上的四次文学运动的批判精神内核是相悖的。 中外文学运动的作用和意义对比 对封建制度、传统宗教文化思想不断质疑后,于17--18世纪,欧洲大地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有力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文化及特权主义,宣传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这场运动为历史上长久落后于东方文明的欧洲的强盛,为欧洲社会的跨越式的重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历近一个多世纪的国势落后、国运低迷,饱受凌辱的中国人,终于在1919年5月4日爆发一场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对传统文化及其思想的质疑和批判。 这两场发生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化运动有两个共同特点: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批判!出现一批影响世界的文学大家。 在后续的争论中,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国出现了比较清晰的观点:毛泽东的批判性继承和鲁迅的拿来主义。然而,在“不争论”中,文化界更进一步的文化内核的挖掘由此戛然而止。逐渐地,喜好哲理探讨和辩论的人士常常被人们冠以“周大嘴”“张大嘴”来取笑。更多的传统文化万能主义盛行,权威、教旨主义盛行!在中国,“杞人忧天”被用做贬义词语的时候,西方人却在提倡杞人的忧患意识。这是一个民族消亡的前兆!沉默中的消亡!当文学成为政治敏感,成为政治工具,文学逐渐丧失哲学的涵养,缺乏严谨逻辑的修饰,文人逐渐被资本和权贵豢养,最终遇上了信息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这种文学就难逃边缘化的厄运。 就历史总概,文学是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我们常说的文化内核其实也是文学内核——忧患和批判精神。 低级动物不可能有忧患,只有在遇到外界刺激下才会出现应急反应。高级动物忧患却是一种本能,把忧患提升为意识的,只有人。 个体的忧患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一种人生智慧,一种人生态度和处世方法。忧患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它源于个体对于人生前景不确定的焦虑感,是一种个体内心的紧迫感。这是由于人作为生物体的脆弱和大自然与社会无比强大及其不可预测性而导致的。然而,正如没有阻力,生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一样,没有忧患,人就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忧患和苦恼能使人发现和返回自我,从而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从思考中提炼出责任和使命意识,正如生命的力量和强度只有依照阻力的大小才有可能表现出来。 利弊权衡中的忧患具有共性也有个性,这里主要说前者。 在资本盛行的西方国家,资本与大众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最大矛盾。为什么西方社会发展能够保持长久的安宁?或者说是极少武装暴动或者说是革命?有一种普遍性的说法是因为西方资本与大众之间存在某种协商和对话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此在最大程度上化解彼此较大矛盾。然而,除了制度性的对话模式,更内在的实质是存在文化根源问题,那就是忧患和批判性的文化根源。 对于国学传统文化的挖掘,其实也可以清晰发现存在一种比较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具有强烈意识的文化,就叫忧患意识文化。 在现实的浮躁经济浪潮中,忧患文化所面临的困境是常常被当成了消极思想和“唱衰论”,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被某些独裁官员故意当成反社会和反革命压制处理。所以,重新认识忧患意识文化,还忧患文化正统地位,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步和现实的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思想者对“忧患”的认识: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苏轼; “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北宋文学家苏澈;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 “纵欲之乐,忧患随焉。”——清代教育家申居郧; “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识此时情。”——南怀瑾; “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天演沦》著名翻译家严复。 “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看到一个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个机会都看到某种忧患。自古成功之大人物,莫不从铁中来,血中来,荆棘中来,冰雪中来。一言以备之曰:忧患者英雄之原料也。”——近代政治家、教育家于右任; 再来看看国外名人对忧患的认识: “唯有忧患意识,才能永远长存。”——美国英特尔公司创始人葛洛夫; “忧患激发天才。” ——霍勒斯; “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现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 盘点中国历史文化,能够让人明白,所谓忧患,其实是一种含蓄委婉的批判。系统挖掘,也可以发现,以往绵绵不绝的忧患意识,逐渐走向当代清晰的忧患加批判意识形态。 ... 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可以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进行了系统性整理,孟子将人生忧患与社会忧患,个体忧患与群体忧患结合起来,从而将忧患意识提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历史规律这一高度层面。 忧患和批判是一对不可拆解的孪生兄弟。忧患不是消极的忧愁。忧患和批判已经成为世界通用且不可缺失的社会发展源动力。 从以上古今中外的名人有关于忧患的言辞上可以总结出忧患的历史意义——忧患不是毫无主见、毫无破解之法的消极性忧愁,而是对危险的预判、预测,是最好的社会疾病预防药。批判,一般来说,则是对现实的缪点进行指责和纠错。 在15世纪后,大量的中国书籍被翻译流传到欧洲,欧洲哲人明确无误地总结出了一个历史定理: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滋养着中国传统仕人的心灵大地,促成了其治道精神和为政规范的形成。 中国古典式忧患文化有一个特点,说它是特点不如说是历代文人不得不墨守的成规——迫于封建独裁政治制度的强大危害性,文人在政治见解中提出某种批判时总是九曲回肠,非常含蓄和委婉,所以,绝大部分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忧患性或批判性是通过“指桑骂槐”模式——一写景寓情,寓情于物。 批判性强烈且直接的五四文化运动,曾经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而在经历另一场批判性文化运动——文革,引起了不正常的巨大骚动,随后,“不争论”指导性文化理论隆重出台,批判文化在中国戛然而止。在互联网的再次冲击下,批判再次兴起。然而由于腐败的全面化,各种死结活套铺天盖地般袭来,由于法律概念存在模糊地带,造谣和毁谤之词之罚被滥用。 总结中国忧患(批判)文化的发展历史,分析中外忧患文化的对比,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只有通过忧患和批判才能进行反省达成创新求变,从忧患意识中提炼出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这种经过历史淬炼沉淀下来的忧患意识,已经发展成为群体保护、社会保护、民族保护的整体性清醒意识。 忧患和批判可以让社会产生出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催生了人们的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对科学研究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这种能够产生出社会整体精神自觉,激发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能动性的忧患意识,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社会精神动力。 忧患意识产生社会变革思想 在传统的文化溯源上可以发现很早时期中国忧患意识文化比欧洲浓厚,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较早形成的一种基本精神文化,或者叫文化内核。 自先秦元典文化始,中国文化就充凝胸抱哀苦、志报国家的深厚的忧患意识,以这种忧患意识为内核的文化,不断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深体民瘼,洞察时艰,或忧国之衰败,或忧民族之危亡,或忧黎民之痛苦,或忧道学之中绝,莫不表现出那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博大而崇高的情怀。这种忧患意识哺育了中国历史上一代代杰出人物而使之成为中流之砥柱和大厦之栋梁,促成一次次的社会变革,推进了社会发展。 基于忧患意识发展形成的变革自强精神更成为中华民族又一基本精神,变革理论也成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为一代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继承弘扬,并见诸于社会实践。在唐诗宋词中,由于这种忧患意识更多的注入,让中国文学产生了精神和灵魂的铸造力。仅此而评,中国文学就有了空前绝后的成就,成为了文学史上一颗夺目耀眼的明珠。由此,反对删减中小学教科书中忧患诗词的呼吁引起社会各界共鸣。 忧患意识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源泉。 忧患意识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忧患意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能理性地认识自已,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日本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他们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写着“日本国土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要亡国”,正是这种意识,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并创造了今天的奇迹。 忧患意识有着超高水准的社会诊断能力,起到推动社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的作用,但同时构成了对无能昏庸官员的极大伤害作用。就因为忧患意识具有超越现实的危机性和问题性,不满足于现状,通过理性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容易发现事物的潜伏矛盾,从而揭露真相,所以让“唱衰论”感到害怕。也正因此,“唱衰论”经常运用诱导性逻辑和模糊概念进行误导性批驳。 在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中看得到这样一句话:“日本国土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要亡国”,这种从小灌输的举国一致的“忧患意识”,凝聚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奋斗精神,给日本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在二战几近亡国后,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工业和商业上创造了日本奇迹。 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通过战争统一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东方蒙古帝国。这个蒙古帝国三次入侵欧洲如入无人之境。其实,真正让浓厚的宗教文化意识下的欧洲人害怕的不是东方入侵者的武力,而是蒙古人带给欧洲的一种怪病,带到欧洲造成2500万人死亡。在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又传到了北非。这场瘟疫造成全世界的死亡人口高达7500万,其中欧洲2500万,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人们手足无措,更无法治疗。为了寻求寄托,人们便纷纷来到教堂,祈求上天阻止这种瘟疫的蔓延,但是他的祈祷并没有得到神灵的眷顾。相反,死亡及感染人数越来越多,人们日以继夜地掩埋被瘟疫感染的死者。欧洲人开始怀疑自己的宗教文化意识,以至于后来产生反宗教文化的启蒙运动,出现了比忧患意识更强烈的批判文化意识,从而奠定了现代文明基础。 决定现代国家的文明强盛地位,绝不是简单而且空洞意义上的复兴口号,而是鉴于一系列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科技激励制度引入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的程度,这个程度是判断文明强盛地位的唯一标准。 一句“弘扬传统文化复兴中国”,给了中国人太多的迷惑!当我们挖掘科学之母的哲学的时候,就能找回哲学之母——忧患和批判意识,更多的人就会从“传统文化”的迷惑中走出来。 逻辑是哲学的表达,忧患是哲学之母。 总结分析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也可以发现忧患和批判属于复兴文化的基本元素。 欧洲的文艺复兴本身就是从批判宗教文化的反宗教运动中正式走出来的。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作品中,但丁的诗作《神曲》,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天主教会的厌恶,率先对教会提出批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画作;莎士比亚的剧作《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无不表达出了强烈的忧患和直接的批判。有人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做了对比,发现了很多共同之处,实际上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哲学思想者的大量涌现,忧患和批判能够较大幅度表达。 “哲学是智慧的源泉”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接受,“哲学是任何一种能够长期延续的文化的核心”也逐渐让人理解。而难以让更多人理解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能够复兴,能否崛起,不在于军事有多强大,不在于经济有多强盛,在于这个国家能否出现庞大的哲学家队伍。 逻辑是哲学的表达,哲学是智慧的源泉,所以哲学思想能够成为历史以来的文化核心。很大程度上说,哲学衰,则社会衰,哲学盛,则社会盛。然而,霍勒斯所说的“忧患激发天才” ,简单直接解释了忧患是哲学之母。 文学不是虚构,小说代表不了文学,文学是靠哲学涵养,文学是用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做内核。改革时代赋予每个文学界人士的责任,不是阿谀奉承,而是强化文学内核。压制文化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是流氓政权死亡的先兆,是独裁者在开历史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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