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有个老工人出身的干部郑XX，在旧社会当过工人，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兵工厂工作，由于读了私塾文化水平比较高，兵工厂迁往重庆，在职工食堂当过管理员，日本投降后回到老家浙江农村。解放后，参加了我华东军区科学研究室实验工厂当工人，后到我厂当了供应股长，有一定的管理工作能力。平时对时事也很关心，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他家有老婆儿子儿媳均在家务农。土改时家庭成分中农，由于他在厂工作有工资收入100元。常寄钱回家，家庭生活较富裕。
自从我党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在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每年动员他家销售余粮，他儿子来信不愿出售余粮，叫苦不迭。他受到影响，在言谈中表现对政府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意，说国民党时期自己愿意什么时候卖，就什么时候卖，现在共产党强迫农民卖粮食，粮食便宜时从农民手中买，粮食涨价了又卖给农民，农民不自由。由于这种不满情绪，影响了他对整个国民经济改造政策的不满。不仅对农民政策而且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提出异议，认为共产党没有能力管好工厂，还是让资本家去管，不懂经济，不管经济，不懂工厂管理，管不好工厂的。
发展到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中，他肆无忌惮地赞扬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的言论。他很迷信这些洋学生出身的人，他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写稿，异常活跃。结果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阶级说话了”反击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批判文章，他还说我也是工人阶级，意思是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说话了，表示只对罗隆基章伯钧等人说古论今，不屑与你们共产党谈论是非，狂妄自大，无以复加。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他认为自己都是说的实话，不是假话，最多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认为自己是工人出身，在开会时有人指出，他的言论已不是工人阶级的言论，他还冷嘲热讽说，你“再到语文教师那里读二年书才够格攀谈”、“蛇神牛鬼通四海”、“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三楚逐臣何处去，聚讼参英孰是非。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现在国富民贫，共产党积的粮食全国人民三年也吃不完，可是农民没有粮食吃。”“一个人要有这样的英雄气魄，虽不能名垂千古，也要遗臭万年。”“希特勒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不管是什么阶级，只要中国人领导都行。”
郑XX之所以出现上述言论，我认为有以下因素：
一、从他家及其社会关系看，他是属于旧社会在农村是小康生活，有余钱余粮，亲戚多是地主，富农，在解放土改后农业集体化，统购统销对家庭利益有些触动产生矛盾，产生了不满情绪，即伤害了他家的利益。
二、他从小受封建的教育，从10-19岁上私塾熟读古书，四书五经他都读了，有一定的文化水平。20岁时由他的同乡国民党21兵工厂厂长钟道昌领出作钳工，以后当了管理员。在旧社会受到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受到英美国家的民主自由感染，思想上深深地打上了烙印，生活上也过得自在，没有受过产业工人那样的被剥削压迫和痛苦。
三、解放后虽然又参加了工作，在工厂也受到了提拔，但由于新旧社会对比，新社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与他在旧社会接受的教育，思想上格格不入，特别是国民党统治下长期骂共产党，一党专政，不自由，在他思想上烙印太深，羡慕西方的民主自由，厌恶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对两种性质的民主自由理解，正如他自己说的，“人都为了自己而生活，是非在我，那有其他。”
1958年组织上他把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到北大荒853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解除劳教回浙江原籍，文化大革命后，对他“右派分子”改正平反，作出书面决定，其子要求顶替工作，因他已经去逝，这样，未予批准其女子顶职，给了一定的救济金。
在我看来，他是有一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不接受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与国民党诬苏共中共是一党专政如出一辙。他有些言论是出于他的切身利益，但我们在执行中也有过火之处，如收过头粮，把农民搞得过于紧张，所以是属于中右有错误言论属于教育对象，而不是专政对象，因为按毛泽东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还是不够右派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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