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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从吃瓜群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积极性”看新时期的党建改革方向

老田 · 2017-01-10 · 来源:乌有之乡
老田这一篇文字,专门呼吁执政党应该对美女的人格尊严创设制度性的保护空间,并在这个过程中间寻找再群众化的基础,找回共产党自身的代表性渊源。

  从吃瓜群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积极性”看新时期的党建改革方向

  老田

  民生银行关副总的强奸未遂案被揭发出来,已经一个月了,可能是由于民生银行的成功公关活动,网络上已经见不到对于此事的新报道和信息了。老田这一篇文字,专门呼吁执政党应该对美女的人格尊严创设制度性的保护空间,并在这个过程中间寻找再群众化的基础,找回共产党自身的代表性渊源。

  由于这个案件所揭示出来的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并涉及到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经济基础完成变革之后,普通职场人士的基本生存感受及其严重异化问题,所以,值得就这一案件进行深度剖析。老田还会有两篇文章随后发出来,分别讨论为什么白领阶层反而在管理权专制条件下受到的人格尊严损害更为严重;同时还对改革的历史做一个初步的归纳——我们是怎样在“毛氏生产政体”的基础上重建了“邓朱积累体制”,在这个过程中间管理权专制是如何开辟自身的滥权空间,最后迫使已经部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又重新“跪下去”的。

  一、私人领域的管理权专制及其严重危害

  此案中间,由于美女员工选择了高成本反抗,揭露了民生银行管理层黑恶势力的联手胁迫;随后,广大吃瓜群众开始跟进,表现出很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性,对民生银行管理层给出强有力的网络围攻,最终后果是逼迫民生银行业已部分黑恶化的管理层不情不愿地处罚了关副总,使得正义总算艰难地得到了部分的伸张。

  在关副总逼奸未遂案揭发后的网络发酵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了两个截然对立的阵线:一是民生银行管理层被黑恶势力渗透严重,导致员工的人格尊严受到野蛮侵犯并且在管理层内部无法得到救济;二是网络集结的广大吃瓜群众拥有很高的正义感和积极性,网络舆论的强烈批评最终迫使部分黑恶化的民生银行管理层让步了。在这个对立的两大阵线中间,新时期的党建工作,应该与广大民众在资本统治下的正当人格尊严保护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这一次民生银行关副总的逼奸未遂案,是经济基础内部管理权过度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且又缺乏监督带来的问题,在经济基础内部的管理权极度专制的情况下,所有员工都无法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因此,如果没有来自上层建筑方面的强大支援,个人对于资本及其邪恶统治的抵抗能力是很低的。

  改开搞三十多年之后,中国的整个经济基础业已彻底更换完了,但是,旧时期留下来的上层建筑未能及时转型,新时期群众尤其是白领群众,在资本及其代理人的统治下业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到处找不到党组织来帮助自己,这一股愤懑的情绪到处都存在,结果却被公知们的言说转化为对于政治体制的不认同力量。

  公知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被人为地歪曲和边缘化,难于帮助民众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认识自身的处境,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常识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两分法视野,丧失了这个观察视野之后,很多公知们就把民众在经济基础内部的恶劣生存感受,说成是上层建筑的问题并转嫁到共产党政权模式上。

  对于公知们的言说模式及其所达成的宣传效果,西南财大的赵磊教授有一个很经典的概括:经右出事、政左买单。公知们的长期宣传战略和党内外推墙派,其主要的努力方向是把经济基础内部出现的问题,都扣在上层建筑形态上,说一切问题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带来的;公知们之所以把一切经右的罪恶都扣在政左头上,目的当然是实现共产党政权的无形资产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贬值为零,从而利于中国政治的美国化转型,好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由资本垄断的上层建筑,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私有化的经济基础。

  二、普遍的政治贫困化感受与对阶级利益的潜意识

  民生银行关副总逼奸未遂案,让我们看到资本统治下的民众受奴役之深重,几乎没有哪一个人的人格尊严不是资本统治能够轻松摧毁的,就如同关副总和民生银行人事部门联手对美女员工实施半公开的胁迫一样。

  对于资本统治下人格尊严难于维护的现实,老田命名为“政治贫困化”——个人在业已转化为私人领域的管理权专制面前缺乏低成本的反抗手段,要么就象这一次民生银行的美女那样,以彻底毁坏自身职业利益的巨大代价进行一次性的高成本反抗。所以,老田这一篇专门呼吁执政党要想办法保护美女员工避免其在任何相似的情况下陷入困境,这一位美女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制度化的解决方案,那么,其他人的政治贫困化状况也会得到相应的改善。

  依据艾伦·伍德的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政治权力的配置是一种二元结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截然两分的,在私人领域中间是管理层垄断权力,在公共领域中间有一个面子上的代议制民主。在伍德的这个两分法中间,资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国家政治权力通过保护私有产权,去支持和保护私人领域的管理权垄断。

  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都无果而终,这非常可能的原因是:运动仅仅在被划分好的公共领域和空间里进行,无损于私人领域内部管理权专制的一根毫毛,在难于取得效果的情况下,却耗费了过多的民众时间和精力。这些反抗资本主义的民众运动,其进行反抗和批判的深度严重不足,未能凝聚出真正有效的制度性批判力量。因此,需要继续追问真实有效的批判性,要在哪一个场域、用什么方式来展开。

  从这个意义上看,小公知的感受和批评有一部分道理,民众在工作场域遭遇到的政治贫困化问题,仅仅依靠资本统治发善心是解决不了的,执政党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接管和给出有效的帮助。即便是执政党不想接管这么多的麻烦事,在大公知们嘴里责任一样会推到执政党身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知们对党和政府的批评也有那么一点建设性,让执政党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来:帮助劳动人民在资本统治下直起腰来。所以,老田这篇文字也是响应公知们的号召,呼吁执政党应该首先关注劳动场所的民主建设问题,解决劳动人民的政治贫困化问题,这是当前最为急迫的民众需要。

  在广大吃瓜群众对于民生银行的美女反抗的舆论支持中间,终结资本统治下的政治贫困化是一个共同的要求,准确地说,这是一个未曾得到制度保护的阶级利益,是所有人在自己的工作场域都有极大可能遭遇到的管理权专制:每一个职场人士自身的积年努力和职业利益,都近乎不受保护地暴露在管理权专制的随意践踏之下。这种苦恼和愤懑被美女人格尊严受侵害的事实所激活,大家共同地通过网络发出了自己的吼声,这个响亮的吼声真切地体现了职场人士的职业利益和人格尊严易受管理权专制任意损毁的不平之鸣,支持美女的高成本反抗不是目的,广大吃瓜群众从美女遭遇到的黑恶势力身上好像看到了自己的不公正上司。

  许多公知们长期破口大骂网络民粹主义,这一次民生银行的案例中间,民粹主义舆论比任何一次都更清晰地揭示出其本质:这是一种受共同的阶级利益激发的、尚处于“自在阶级”形态下的阶级意识。从这个具体的案例中间,我们看到广大吃瓜群众对于民生银行邪恶管理层的围攻中间,所蕴藏着的对管理权专制的愤懑,这其实就是一种高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性,执政党要善加引导和运用,从而在民意支持的基础上改善共产党的执政根基,要把新时代的党建工作建立民众的强烈愿望上,和民众紧密携手创造一种走出资本统治并追求人类解放的新经验。每一个劳动者反抗资本邪恶统治的案例,都是共产党提升自己政治认识并携手民众创造新型政治民主的机会。

  三、老共产党人的民主革命经验对今天的启示

  公知们的言论能够得到受众的接受和支持,是因为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上,人们对于公共领域的民主化怀有一种朦胧的期待:也许公共领域实现民主化能够改善或者部分抵消私人领域的管理权专制。很多职业公知们很不诚实的地方在于:他们很清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共领域的模式转换并不足以改进私人领域的问题,但是,他们却卖力地宣布这种幻想以收获吃瓜群众的支持。

  反过来,民众中间普遍的政治贫困化状况感受和私人领域管理权专制,这其实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群众基础,是毛时代老共产党人进城初期操持的民主改革的核心内容。

  中共不同于苏共的地方,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性及其对于管理权垄断这个私人领域的深度改造,所谓的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都是把管理权领域进行公共化改造之后的描述。毛时代强调反帝反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自我定义:中共既不同于美帝也不同于苏联,这种自我甄别的标志性特征就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标志的权力向群众手上的转移过程,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管理权领域的公共化进程。1960年毛泽东提出鞍钢宪法,其针对性就是对苏联企业中间实施管理权垄断代表性企业管理模式——马钢宪法的批评,这个具体的权力配置规则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浓缩了两党的不同政见。

  毛时代早期,共产党刚刚进城的时候,党政工团进入私人企业,领导劳动人民投入清匪反霸和民主改革,打破了资本及及其代理人掌握的管理权垄断和专制,最终实现了这个私人专制领域的公共化。这个过程完成之后,民众终结了自己的政治贫困化状况,共产党在民众中间确立了深厚的执政基础同时政权获得了强大执行力。

  进城之初,共产党组织渗透进入私人企业,以政权的力量支持劳动人民组织起来,清算管理权专制时期的罪恶,这个事情的性质是怎么回事?至今缺乏学术研究和学理上的总结。毛后时代,很多官学两界的精英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那么,共产党支持劳动人民的有组织斗争和对私人领域管理权专制的改造,到底算是什么性质?联系到上文伍德的看法,以宏观政治权力支持微观领域中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明显是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公私关系上的相互支持是相反的,这无论如何都要算是逆转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支持方面:不是支持管理权专制方面而是支持了被专制的多数劳动人民。

  经过共产党政权支持的民主改革之后,我们知道,城市和工业中间普遍建立起了单位制。在单位制内部,员工的就业机会和工资,不容许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这就是所谓的铁工资和铁饭碗,如果有了这两条,显然,民生银行的美女就可以免于关副总及其同伙的胁迫。以此而论,为人格尊严寻找一个制度化的安放空间,单位制时期的经验是可以参考的。

  今天回顾,为什么经过民主改革之后,单位制就开始确立了,这个过程中间到底有些什么积极或者消极因素起过作用?首先,是共产党在红军时期确立的官兵一致和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技术]民主)的革命传统被带入到工厂里面了,这个传统确立了政治不平等的最高天花板;其次,是通过民主改革的群众性斗争场景和对旧代理人各种欺压劳动人民罪行的控诉过程,确立了什么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压迫样式,此后就丧失了合法性,斗争会的作用在于确立了阻断管理权专制的禁条;第三是资本的旧代理人系统被群众斗争批判而垮台之后,新提拔的管理层都来自于从前的优秀工人,这些新上台的管理者本身就是被管理者的同事或者师兄弟,他们之间首要的关系是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人际关系网络在红军官兵一致老传统和斗争会确立的禁条规制之下,会逐步地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重建乡村传统中间的那种礼俗社会规则:过度地使用权力和利益予夺手段是不受礼俗社会认可的。

  毛时代单位制的形成,其内部管理规则的形成,有三个传统共同在起作用:一是老红军的官兵一致,二是斗争会确立的禁条,三是熟人社会网络中间对于礼俗社会规则的自发重建。毛泽东1957年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8年开始公开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始终一贯地批评物质刺激和修正主义管卡压,这是用不同的话语,反对管理权专制的自发重建,确保管理权领域的公共化,重申了礼俗社会里权力应该如何温和并劝导式地起作用的规则。

  我们的改革进程,是从毛时代的单位制为起点的,最终走向了今天的管理权专制,这个变化过程如何刷新了我们当初的认识不足,也特别需要提出来讨论和研究。在老田看来,由从前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形成单位制可以称之为“毛氏生产政体”,1978年之后经过邓小平和朱镕基的改革之后,形成了足以损害一切职场美女人格尊严的“邓朱积累体制”,象民生银行这种管理权专制的严重局面,应该不是邓小平和朱镕基当初想要的后果,改革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今天需要进行深入反思。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强化管理权及其专制性是提升效率所绝对必须的,这个是很狭隘的看法,我们今天应该对效率取向的改革,设立一个人格尊严校验标准,改革必须在兼顾着两个目标的同时来展开。

  韦伯当初设想,人类解放只能够留待效率不再成为第一位的追求目标之后去实现,他把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和科层组织对人们身心的管制称为“理性铁笼”。如果能够找到不损害效率条件下的人格尊严保护机制,我们就朝着人类解放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显然,在这个方面毛时代很多成功的企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在其反面,毛时代很多企业的管理层怠工及其带来的效率损失是如何造成的,也应该作为教训来研究。

  四、党建工作要在再群众化过程中间重建自身的政治基础

  从管理权专制条件下普遍的政治贫困化感受出发,要把共产党的立党根基与这一民众最强烈的正当权利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党建改革的思路是:建立一种对管理权专制侵害正当职业利益和损害人格尊严的治理机制,基层党建工作要首先与这个目标结合起来。

  为此,建议成立中央层次的党建指导小组,探索建立治理公私权力对个人人格尊严和职业利益侵害的党建组织机制,初步建议设立“对私工作部”和“对公工作部”,前者专治公私资本的管理权专制造成的侵害,后者专司各种公权力侵害案件,两者共同点是直接地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性。

  例如,这一次民生银行的王美女因为反对关副总的侵害而辞职,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间,王美女对于自身人格尊严的看重就很值得敬重,而且在她与关副总这种邪恶管理层斗争过程中间经过了考验,说明她依旧有了初步的阶级觉悟。毛主席当年最注重经过斗争考验的党员和干部,执政党应该把王美女招募入党,安排进入对私工作部工作,专司对公私企业的管理权专制的斗争事务,捍卫劳动人民的人格尊严。由于多年以来管理权专制的积重难返,并业已形成很大的习惯势力,因此,对私工作部的工作应该参考共产党在革命时代的地下工作经验,秘密发展党员及其外围积极分子,通过发展各种有正义感的积极分子入党,并逐步地在管理权专制的现实中间,在基层机构的内部就建设起能够帮助广大劳动者撑腰的有组织力量,并把这个基层的有组织力量逐步发展为共产党的真正群众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间,共产党政权应该无条件地站在对私工作部背后撑腰,由此形成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公权力支持劳动人民对管理权专制的有组织监督和改造。当然,这个工作长期坚持下去,结果可能导致某种渐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效果,带来管理权专制的终结和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根据毛时代的经验,这个时期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资本家撂挑子不干,坚决要求公私合营,对此一后果执政党应该事先考虑预案,避免带来经济上的混乱。

  在山西太原恶警王文军打死民工周秀云一案中,公权力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为资本的非法利润保驾护航的恶性案件,说明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间,资本和利润对于国家政权的侵蚀效果不容低估,因此,有必要成立对公工作部来遏制这个腐朽趋势。由于公权力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对公工作部应该公开成立,但是办公地点应该放在军营或者武警营地中间,以保护对公工作部工作人员的安全。同时,这个办公地点的选择,并不是随意而定的,而是要把办案工作和组织建设,与对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的人民性教育过程相结合,让许多官兵一开始就参与到与民众受到侵害的休戚与共的案例教育中间,从而把对公工作部的工作和人民性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确立官兵们服务于人民利益的稳定立场,每次对公工作部的工作出发都有解放军官兵或者武警官兵保护。这次周秀云案件发酵过程中间,民心民意确实是很强大的,也是党中央可以期待的力量,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对公工作部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同时,对于公权力侵害案件,可以参考北欧的瑞典等国家的司法特派员制度,在中央层次设立特别的司法机构,直接越过地方的权力机构接管案件,并在对公工作部的支持下,快速审结案件以挽回民心民意。除此之外,对公工作部还应该帮助对私工作部的工作人员,使他们能够免于管理权专制操纵的人身威胁,为此提供最切实有效的保护。

  汪晖教授对东西方的政党政治研究表明,在过去很长一个时间内,政党逐步地远离其政治基础,丧失了代表性,主要的表现就是政党国家化或者行政化趋势,结果,原有的政党多数成了国党体制并疏远了自身的政治基础。新形势下的党建工作,说到底是在满足群众合理要求的情况下去重建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借用美国学者库恩的范式革命概念,国家化的政党与政党的再群众化,其间有着范式的区隔或者说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最初阶段新成立的对私工作部和对公工作部,应该直属中央的党建指导小组,独立于原有的党务工作系统,通过这两个部门的工作,党中央可以探索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展开党建工作的经验。类似于农民工的讨薪业务,应该由新建立的基层党支部免服务费接管,可能的条件下要发掘各种可用于先行垫付的财源——例如用中组部积攒的党费作为垫付农民工工资的周转经费。

  在另外一个方面,可以借鉴新时期专业的社会工作经验,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结合团中央主持的大学生支农和支教工作经验,选拔有服务精神和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广泛地开展此类党建工作,目的事实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帮助劳动人民和小资白领的大多数,确立一个有执政党公权力支持的人格尊严维护机制,把一盘散沙的管理权专制条件下的民众组织起来,使得党建工作与劳动人民最合理的权利要求结合起来。

  在这两个部门建设的早期,独立于地方党组织系统是合理的更是必须的,经验不足可以通过网络时代的低成本传播方式建立起广泛的经验交流和学习网络,以促使新经验的快速形成和制度化。等到经验成熟可以全国铺开之后,原有的党务工作系统可以根据新的经验进行转型,大批有丰富党务工作经验的干部充实进来,会极大地加强党与人民的联系,夯实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在一定条件下也许需要通过党官异地交流任职的方式,来切断原有由资本逐利驱动所建立的内外部消极联系,从而保证共产党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从这些案例看来,真正的共产党人永远都不会在人民群众中间陷入孤立,服务于多数人利益的共产党组织永远是劳动人民最需要的政治力量,也是人类解放事业的最合适推动力量。当然,在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探索执政党更有效地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新形式也是必须的,我们的认识可以跟随现实中间暴露的各种问题去逐步地寻找答案,只要秉持服务于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宗旨,真正的共产党随时都能够轻易突破“官学产媒四大同盟”及其吹鼓手公知们的合围,紧密地联系到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共同开辟出一条走向全人类最后解放的金光大道来。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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