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蒋正华先生和某些自由派学者放弃鸵鸟策略——从孙教授开展学术批评的遭遇看学术自律问题
老田
老田特地撰文支持孙经先教授的公开信，也呼吁对学术有兴趣的人士都来关心建立学术自律机制问题，关注严肃学术批评的遭遇，关注与严肃学术批评紧密相关的自律机制建设问题，敦促以学术名义出现的某些人放弃鸵鸟策略。学术界很多人其实对学术没有兴趣，尤其是对严肃的学术批评不做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标志出中国学术界的致命弊端：缺乏自律机制，在自律机制无法运作的背后，是很多所谓的学者对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兴趣，只关心在学术研究名义下搞标新立异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效应。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数字研究方面，可以说是许多年来舆论的一个热点，有不少自称做学术的人士的，都介入过这个话题，也发表了不少成果。非常遗憾的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和相互砥砺工作，还很少很少。
许多人都批评中国大学管理方面的过度行政化弊端，这个诚然切中了部分的时弊，很多自由派学者尤其反感这个，但是，这个问题并不能够通过行政放手或者松绑就可以解决的。关键原因乃在于：真正的学术自律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而学术自律的主要依托就是同行评审。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很难看到真正的学术批评和同行评审在起作用。学术界的严重异化，业已取消了真正的学术批评，一些所谓的学术评议往往异化为小圈子的自抬自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学术表扬。在缺乏学术自律机制的情况下，其实进行学术松绑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会有很多人据此辩解说：哪怕是野蛮的过度管理也好过无管理。所以，行政松绑是与起码程度的自律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了起码的学术自律，过度行政化到底好还是不好，那是很难讨论清楚的。
在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数字变动方面，已有的研究问题多多，一些所谓的学术成果其据以得出的逻辑推理过程，往往存在着严重错误和不足，若是存在着学术自律机制，一个人的错误和不足可以通过其他人的学术批评来加以弥补。在最近几年内，孙经先教授从自己的专业数学领域出发，对已有的学术成果进行了严肃的检验和批评，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得到认真的回应。
2014年夏天，在华中科技大学的集体经济研讨会，孙经先教授当面批评过杨继绳先生的研究，迄今为止，最核心的批评意见没有看到杨继绳先生回应。这个批评意见是：孙经先教授从自己的数学专业出发，批评杨继绳在做研究时凭借想当然使用“错误公式”，对户籍人口数字进行四则运算而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在2013年金泽的学术会议上，孙经先教授指出：“计算非正常死亡人数、饥饿死亡人数，在数理统计学中、在现代数学中，有一系列的方法可以使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回归分析的方法、模糊数学的方法，等等。用数理统计学的方法可以得到计算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这些公式是不可能用平均死亡率得到的。用数理统计学得到的统计学公式计算的结果，与杨继绳先生他们用他们的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程度是怎么样呢?用他们的错误公式得到的饿死人数比我们的统计学公式计算出来的饥饿死亡人数差距有多大?用他们的方法，有的县大几百倍，有的县大几十倍、十几倍，有的县大几倍，最少的情况也要大一倍。估计一下，他们的方法平均要大五倍左右。杨继绳先生用他的公式算出的饿死人数是2000万人左右，但是用我们的统计学公式得到的人数是400万人左右，大概差五倍。有这个数理统计学的或者现代数学的一系列系统方法，为什么不用，而要用那个错误的所谓‘公式’?”这个批评不仅仅是针对杨继绳一个人，几乎所有的自由派学者，其计算公式问题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迄今为止，都没有见到过回应。在这里，我们看到，自由派学者对于严肃学术批评的轻忽态度。
孙教授依据自己的数学知识，推荐了如何确立正确公式的方式，“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应当以随机方式选取我国若干地区;然后获取这些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由实际统计获得的相关数据，其中要有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由于各种传染性疾病、浮肿病、其他慢性疾病、各种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接着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用这样的方法建立的统计学公式还必须用其他方法进行修正。
我们所建立统计学公式如下，今天是第一次公布：
y=0.5496x-10.1395 (x≥30时)
这里x‰表示总死亡率，y‰表示饥饿死亡率。当死亡率大于等于30‰，可以用这个公式，死亡率小于30‰要用另外的公式，因为这类公式都是非线性的，非线性公式可以用分段线性的公式近似表达。”(《统计与政治(上)》，载《开动时代》2014年第1期)
非常搞笑的是，蒋正华文章列了一堆唬人的数学模型，其发布的最后计算结果与杨继绳用想当然的公式计算结果，极为相近。因为蒋正华从未公布其据以计算的资料系列和计算过程，且其数学模型有逻辑错误无法使用，有理由假定其得出结果的计算方法也与杨继绳不相上下：都是通过想当然公式计算的结果。
在金泽的会议上，曹树基教授在场，孙教授当面也批评过他使用同样的想当然方法确定计算方式，曹教授也没有恰当地回应，原因也可能是缺乏相应的数学知识，也未曾做过相关的思考，一时无法进入讨论。到现在为止，一些很著名的自由派学者，既不回应这一条核心批评意见，也不进行反批评，而是采取鸵鸟策略，这是很糟糕的表现。这种所谓的学术自由——对严肃批评意见毫不回应，意味着拒绝自律，这就使得学术管理方面的过度行政化有了一个很恰当的藉口——需要对完全缺乏自律的学术进行管制回应，这损害了实存的去行政化的改革空间。
在这个核心批评意见之外，孙经先教授还对杨继绳先生专书中间很多条证据材料提出异议，后来杨继绳先生的回应中间，算是部分回应了材料方面的几条异议，但对于核心批评意见“错误公式”问题，至今没有回应。即便是从同情式理解出发，杨继绳先生可能是缺乏数学专业方面的素养，无法对这个批评意见进行回应;即便是如此，杨继绳先生还是有能力寻求自由派数学教授的帮助，对这一条批评意见进行分析或者反驳的，这个方面的人才应该不少。所以，研究永远不能够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已知已会”的那部分知识，一个人若真的花费巨大心力投入某一项研究，应该随时有着再学习的谦虚谨慎，在严肃批评引导下的再学习和再研究过程，永远是学术进步的动力和必要步骤。非常遗憾的是，杨继绳先生对此一批评似乎不愿意当真，没有看到他表示出丝毫的学习和进步意愿，只表示出维护研究结论的目标，甚至还几次公开表示拒绝继续回应孙教授的批评意见，这种对待学术批评和研究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新方法和新材料的引入，往往是学术进步的起点，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更新同一个研究课题，彼此交流和砥砺，这是走出研究者旧有局限开脱新境界的路子。很遗憾，从孙经先教授的严肃批评及其回应中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自由派学者群体对于新方法和严肃批评的无视和抵制，对新方法的拒绝。
更为遗憾的是，杨继绳的手下与同事洪振快，以编造谣言的方式说孙经先教授是拿了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来做无关的研究;甚至，还有海外自由派学者高安东也跟着传播这个谣言，不得不说，一些自居自由派的人士，对于学术批评的反应，让网民看到了心灵无比阴暗和龌龊。据老田所知，孙经先教授的人口研究工作，入手方向是从质疑蒋正华的数学模型的逻辑错误开始的，然后才转入历史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的，全部工作都完全自费，包括蹲在北京图书馆两个月时间都是旅费自负，其人口研究自始至终没有获得过任何经费支持。而且，孙先生的最初研究成果也没有纸媒给发表，而是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面，乌有之乡网站被沉船派关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孙教授连网络发表阵地都丧失了。洪振快的造谣，让人们领略了一些自由派说话无极限做人无底线的风采。同时，一大批自由派学者，对学术批评集体不予回应的事实，让人们不得不产生疑问：这些人打着学术的名义来解读历史，但他们真的对学术问题有兴趣吗?
在杨继绳先生出道之前，最为权威的研究成果是蒋正华先生作出的，而且蒋先生还据以获得了科技进步二等奖。根据孙教授从数学方面进行校验，蒋正华的推理在数学上是完全错误的，依据蒋先生的错误数学模型(分母上竟然有矩阵)，这样的错误模型无法据以进行数学计算，不可能推导出任何一个结论。应该说，如此严重的数学模型错误，还被评奖，不仅学者本人应该严肃对待，相关的评奖单位和评委都需要进行自我反省，给学术界留下一个好的榜样。
我们看到，严肃的学术批评，在中国学界始终得不到恰当的回应，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的或者偶然的，而是一种长期的普遍现象。很多人对于严肃的学术批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认真对待，而是推诿搪塞，甚至装聋作哑，这就使得真正的学术砥砺和学术自律机制，始终无法确立，对于学者的考核和评价，也就没有了专业标准。剩下来的问题我们都清楚：过度行政化条件下的小圈子盛行，这极大地毒化了学术界的风气，使得真正的学术研究无法成长。
我们非常期待，在这个舆论关注度极高的学术领域，真的出现有价值的学术砥砺和同行评审，由此确立起好的学风和文风。
特此呼吁：蒋正华先生作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获奖人，应该就自己的获奖研究对批评意见作出认真的回复。我们还期待：当初授出科技进步奖的主管机构和评委(如果还在世的话)，也对严肃的数学批评作出恰当回应。在所有可能的应对策略中间，装聋作哑肯定是最坏的一种策略，这肯定会引发民众和舆论的不好猜测。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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