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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 群众路线是如何被他们戒掉的:官场机会主义的主动类型与被动类型(中)

老田 · 2018-05-1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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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垄断决策过程——拍脑壳决策和对下责任甩锅,被逐级抄袭之后,最终是在行政链条最基层的小萝卜头——单独承接被甩下来的全部的锅——人大和北大的辅导员就是最后的“接锅者”,他们再也没有了甩锅对象。

  拍脑壳决策是一种高层官员的主动机会主义,这近似于西蒙所说的在“零信息”与“零知识”条件下的决策。如果再搭配各种“一票否决制”之类的惩办主义手段,就会造成中间层为保护单位负责人职业利益而重新配置行政资源的扭曲方法,“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则是此种目标扭曲和行政资源再配置方案的集中体现。而对拍脑壳决策的各种不完美执行状况在“数字考核”压力下,会扭曲为“不出事逻辑”和“消灭污点记录”的“抹平策略”,这往往成为最底层小萝卜头的被动机会主义思维的外在结构限制。北大与人大辅导员们,用黑社会方法死堵学生的正义呼声,需要放置在这种系统化的机会主义策略环境中间,才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理解。

  三、行政决策与组织理性的条件:数字目标管理与“不出事逻辑”的形成

  毛时代强调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这本身是一种“加工厂模式”的决策方法——基于下级和群众的实践经验,来完成上层的决策职能。而毛爷爷始终批评各种“设计院模式”的决策方法,依据这种方法,高层领导人无需来自基层的信息和知识,就能够独立完成决策,这相当于在组织决策过程中间,下级和基层群众毫无参与价值——不管是提供信息还是提供有效的知识(经验),从而,在整个组织体系中间只有一个“积极的领导”和多数的“消极执行者”。1980年代,专门部门严格编制的国民经济计划,在个别高官那里就成了儿戏,他可以不经过任何论证,就信口开河提出某个时段要完成“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整个行政体系就转而服务于他个人的拍脑壳决策。

  决策过程的中心性与组织理性形成的条件

  依据罗伯特·西蒙对于决策的经典分析:人们在做出决策之前,无法搜集到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这在时间上和金钱上都是无法接受的高投入,同时,决策者对于搜集到的信息并不能够完全准确地预见到后续的演化趋势和状况,也就是说,决策者对于信息处理的经验和知识也是不完备的,正因为支持决策的“信息不完备”和“知识不完备”,最优决策是无法达到的,在决策上人们只具有“有限理性”。在后续的研究中间,有人把西蒙的“有限理性”作为组织的基础来看待,认为通过组织的决策任务分解,实现降低个人决策所面临的信息搜集成本和知识学习成本过高问题,降低决策在信息和知识方面的不完备性两方面所受的个人局限,从而把个人理性提升为组织理性。

  一个组织决策的务实和效率,是透过组织的分工协作,降低个人承担的信息搜集成本和经验积累为知识的时间,从而把个人理性提升为组织理性,让个人很难完成的搜集信息——分析提高过程的巨大成本,可以通过组织体系分解下去,让每一个孤立的个人身上的信息搜集成本和知识学习成本下降到合理水平。鉴于决策方面通过分工协作的重要性,这与生产上的专业化分工一样有效,西蒙认为“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组织理论的基本定理’”——“对于那些常规的、重复性的社会需要,可以通过建立专业化的团体和组织,使之平行地处理各种问题,每个组织处理一种问题,别的组织则同时处理其余的问题。”【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P169-170】

  有了组织作为依托,理性的上限可以得到提升,按照西蒙自己的说法:“个人正是通过组织才得以合乎情理地接近客观理性。”“与事先毫无准备的‘现场决策’相比,这种决策呈现层级化,使得每项抉择都可能受到更大范围理性的考虑因素的直接或间接指导。”“所以人类理性是在制度环境中塑造出来的、也是在该制度环境中运作,并获得更高层级的标的和整合的。”“所以,从广义上来说,我们称为组织的这种行为模式是实现人类理性的基础。”【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第四版),詹正茂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P83、95、97】

  毛爷爷毕生强调一把手只是班长而不是霸王,班长是要发挥全班同学的积极性而不是自任霸王垄断一切,毛爷爷坚决反对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一大通,说这种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盖因个人单独决策对于组织的损害是极其致命的,是从基本原理上隔断了组织的功能性优势。毛后时代还有一个高官,跑了上千个县,到处当钦差大臣,任意指手画脚和发号施令,结果是共产党内部通过革命年代的艰难岁月,好不容易结晶下来的政治规矩被彻底败坏了。有了拍脑壳决策,有了钦差大臣满天飞,集体智慧和组织理性就被彻底压制住了,无由产生。

  针对1958年个别领导人拍脑壳决策“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及其被跟风推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毛爷爷从决策与执行角度进行了回顾总结和批评。他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过去不民主,现在陷入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载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毛爷爷所讲的民主,让人讲话,实际上都是指代组织系统内部的组织理性形成过程的必备条件,而不是宽泛地讨论某种工作作风。在延安整风时期,毛爷爷就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而主观主义实际上是在无效知识支撑下的错误决策,无效知识依据毛爷爷的总结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另外一种是经验主义;而宗派主义意味着一种排他性地强力推行独断决策的执行方法,为此进行各种党同伐异的组织惩办。在过去几十年之间,基于无效知识的教条主义决策,占据很高地位,1958年的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个例子,谁要是反对就说你是反共分子,后来实际上进行过“跑步进入资本主义”,谁要是反对就“不换思想就换人”,这两次都算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个人决策。

  而新时期的经验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专门生产各种无效信息去佐证教条主义决策,新华社高级记者李锦,就很具体地回顾了自己如何通过“万元户”报道,去服务于“分田到户”政策论证的,由于他的报道进紧扣高层决策需要,结果一年之内就被多少次采用从而成为最有名记者的。【李锦:我是怎样发现报告第一个“万元户”的,公众号:Lijin_guoqijiedu】

  就这样,每一轮新决策出来后,就会通过记者或者宣传干事之手,写出各种典型材料去佐证决策。这就对西蒙关于决策制定过程的事先信息和有效知识要求,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现在是教条主义的无效知识支撑决策,然后以事后编制的信息去佐证决策,目的当然是为了阻塞言路和批评意见。新经验主义成为配合宣传决策正确性的首选方法,这样的经验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重要的是透过新经验主义宣传策略,打通决策原理与所谓的事实。任何对于宣传逻辑虚假性,或者对捏造宣传事实提出质疑,都有可能被看做是“不与上级保持一致”从而遭遇到“换人”的处分。

  后来的各次重要决策,都无不采取这个模式,例如胡耀邦选定步鑫生作为典型,来宣传他自己的先定改革理念“包公进城、一包就灵”。随后的企业承包制,乃至私有化时期的“抓大放小”等,都采取这个模式:一个决策出来,宣传部门跟进迅速找到“立竿见影”的典型加以解释和报道,由此推向全国。由此检验出一个现实存在的主导模式:主观决策加上新经验主义的典型宣传相结合。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包装,虽然也完全符合官方需要,但因为时间严重滞后,往往赶不上趟,所以,最初出现的往往是宣传部门的记者与领导人决策的紧密结合,李锦的成功之路最有代表性。此人1982年还被某高官指令新华社树为典型,要求大家都向他学习。

  作为一种佐证决策正确性的宣传策略,此种新经验主义往往无法回答其典型在现实中间的代表性或者典型性问题,而是反过来强调“好人遭遇到坏政策压制”的道义渲染手法,以激起读者的同情心,来规避逻辑追问,同时也借此提高受众的接受程度。例如李锦的万元户报道,就完全不提他发现的万元户在当地有多少个,其他人是否也有沿着典型的道路成功的可能性,而是强调这些人怎么不敢露富,害怕被定为“投机倒把”等等,小岗村也是虚构了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假分田契约,来强调农民的勇气并对照旧政策的不人道,这样,就能够激起读者对诚实劳动者的同情和对旧政策的敌忾之气。这样的宣传手法,当然是一种信息的扭曲和变形,当然,此种信息真假和扭曲是无所谓的,真实的决策其实并不依据此种新经验主义的信息生产过程。

  新经验主义的信息生产,是一种在决策之后被刻意生产出来的,是一种“后生产信息”。此种方法与1958年的各种“放卫星”有同一个内在逻辑,也是绝对不容许质疑的,否则就说你是反对改革,由此“后生产信息”的权威地位获得了来自决策层的权力庇佑。在1958年进行决策和宣传的,很多人在1980年代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不过现在更加老到,基本上不再犯“亩产万斤”那种低级错误。

  各种拍脑壳决策,或者钦差大臣一下车就指手画脚,相当于是在西蒙所说的“零知识”和“零信息”条件下进行决策。这除非遇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特殊状况,否则是很难以一个人的智慧反对整个组织成员的全部智慧和信息总和的。此种状况,大多数出现于隐秘的改弦更张时期,真正要进行的是方向反转且不适合公开指出时,就以一个人的决策强令所有人执行,然后再搭配“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惩办主义。这种情况在正常的组织体系内部长期坚持下去,后果是最小化行政体系的执行力和理性。

  在正常的组织体系中间,决策过程之所以具有中心地位,原因在于:透过组织网络和大数量组织成员,能够快速地搜集到众多相关信息,还能够观察到相关事务处置的经验和知识,透过组织体系快速汇总和处理,加快经验成熟和有效知识的生成过程。也就是说,围绕着组织决策活动,是一个理性组织成员的学习网络,这同时也是一个组织成员形成共识并认同于组织目标的过程。而个人的拍脑壳决策,实际上就阻断了组织内部的学习网络运作,使得组织对于实际事务的认知和处置水平,永远不超过领导人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妨碍了个人理性向客观理性的接近和组织理性的形成。

  由此,孤立的个人能够把自己所见所思,透过组织体系的上传下达链条,在上层那里最终汇总并实现分层次综合,最终合成为组织理性——得出更接近客观理性的决策。换言之,在组织理性形成的链条上,官位越高,个人所承担的信息汇总和经验综合的任务就越是繁琐,在组织理性形成过程中间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就越是庞大。如果出现组织节点上的高层官员卸责,他下属的信息汇总和经验综合就会在他那一环断开,显然,整个的组织理性形成程序就会出现障碍。

  拍脑壳决策与宗派主义的配对

  在革命年代,毛爷爷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对于革命的危害,主观主义因为不能够说服人,就往往采取“惩办主义”的方式去制裁和压服不同意见,以取得独断的执行地位。没有说服力的决策,往往会搭配宗派主义的惩办主义方式去加强执行,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经验吧。

  毛后时代,把决策视为领导人个人事务的各种宣传甚嚣尘上,结果导致庞大政府组织内部有关信息和经验汇总方面的严重畸变,阻断了个人理性上升为组织理性的通道。最为典型的就是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和所谓“一票否决制”,这个决策是以极为轻率的所谓学术论证为基础,采取极强力的行政压力去落实,通过前所未有与单位领导人职业利益进行绑定的“一票否决制”来加大实施力度,野蛮推行“一胎化”方案。

  由于此一政策与农民的生育观念有着较大冲突,结果就在农村加大执行力度,默许各种非法的财产剥夺方案——包括扒农民的房子、抢劫农民的耕牛和家庭财物等违法执行方法,最终大体实现了这个国策的落实。今天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个国策的论证基础极为薄弱,由于文革初等教育普及大多数国民包括农民的生育观念已经开始转型(妇女受教育程度上升是生育率下降的最强烈相关因子),1980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接近于更替水平,一开始就不存在这样的极端政策需要,今天过早结束的“人口红利”结果,也证明政策实施结果是有害的。但是,这样的政策一经制订并且建立专门权力结构落实之后,就变成了一只职业利益,华裔学者易富贤《大国空巢》一书披露:卫计委多次篡改或虚报总和生育率普查数字,在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情况下,继续维持这个极端政策的延续。

  来源:百度词条,总和生育率

  这个政策的真实基础,是毛后时代出现的“逆向种族主义”舆论氛围——把中国人口过多视为经济技术状况落后的根源来看待,这集中地体现在那个著名的胡说“批错一人误增三亿”上。此种逆向种族主义在政学两界高层发展出痛恨民众生育观念的情绪——所谓“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由此,才导致学界扭曲生育率数字来论证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协同努力。实际上,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业已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80年的2.24,很接近于世代更替水平2.1,恰好在此前后开始了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

  不仅如此,依据数学教授孙经先的研究,中国的实存人口数字和未来趋势,从未认真进行过学术研究,包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的所谓人口研究也属伪造和瞎编,不管是大饥荒时期的人口变动还是对未来人口趋势的预测,都从未被学术界认真对待过。等到1980年代之后,与极端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所谓学术研究同时,各种对大饥荒时代人口数字的夸张和扭曲解释,已经成为抹黑共产党和毛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首选深耕领域,且至今没有得到过认真的学术清理。这是官场的机会主义,庇护和催生了学界的机会主义。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违背民众意志的“国策”,通过“一票否决制”执行之后,最终会造成两个重要方面的机会主义策略:一是为政策分解落实而建立的权力部门,本身会视相关政策为自身权力和职业利益所系,更重视发布有利于此种政策有理的信息同时忽视反面信息,极端情况下是卫计委数次篡改和毫无依据地调高生育率数字,以证明计划生育政策必须继续实施;二是把各级领导人的职业利益绑定政策执行效果之后,就不得不默许其捍卫自身的职业利益的极端非法,大多数情况下是把手上的行政权力最大化使用,以最大限度地追求执行结果——在农村通常体现为组织专班人马以抢劫财物的极端方式,去对计划生育对象实施压力的非法执行方案。此种追求最大限度执行力的设计,简单把各级官员的职业利益绑定政策执行结果,实际上默许了行政权力动员能力的最大化和非法运用,变相地开辟出违法滥权空间,强硬地选择与多数民众生育观念进行正面的直接冲突。

  对拍脑壳决策的不完全执行及其机会主义变通方法

  拍脑壳决策很难全面落实,哪怕牺牲规则去扩大执行力,最终也会遗留下难于全面落实的状况,为此就需要各种变通去应对“法不责众”的状况。由此催生出下级的机会主义策略,除了违法执行力提升之外,还需要随时预备抹掉不完全执行的“污点记录”以保护职业利益,而上级对于大量的不完全执行,也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予以默许。

  如果有一天上级忽然“拒接默许”,转而搞认真算账,这其实是一种清除异己的手法——只要是跟你较真你就得输。因为完美执行实际上不存在,由“拒绝默许”会发展出一个巨大的私权力空间,可以由此发展出基于高官个人需要的组织挑选程序,使得下级的乌纱帽变得毫无规则保障——除非得到上级高官的私人认可。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不对称状况:下级的机会主义策略,会自然地发展成为上级的私权力空间。

  又例如,由于高校学生自杀现象频繁出现还引发负面风评,据说教育主管部门的整改措施是硬性规定一年的“死人数字指标”不得超过几个,违者将如何如何。这种决策有多大可行性是未知的,看得见的作用就是以此装饰“高官很负责很重视”——以此完成责任“甩锅”。主管部门下达的年死人数字指标,就成为一种向下传递的压力机制,纳入底层的管理工作目标体系,此种工作方式被校级领导抄袭,他们也一样是“大忙人”缺乏时间或者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调研,寻找最合适的防范措施,这就隔绝了次一级寻找客观理性的决策过程,而同样地把责任甩锅给下级,而最基层的小萝卜头的境况变成了——承接所有上级领导的甩锅结果而自己再也找不到下一个甩锅对象了。

  类似于“一个学校学生自杀人数不得超过某数”的指标决策,就不需要繁琐的信息汇总和经验综合过程,结果是决策不再需要透过组织理性的形成过程,为此,整个的教育系统中间,在大范围开展搜集相关信息和完成经验综合之先,主管官员已经透过下指标的方式,把自己“摘出去了”——甩开了自己那个节点上至关重要的组织理性形成要求,结果是高层决策节点上的官员,一开始就拒绝了把个人理性提升为组织理性的全部程序,剩下来整个组织体系就去分解落实高官凭着想当然划定的数字指标,除了违法执行力的各种创造之外,就往往演化为“消灭出事记录”的最终落地方式。

  决策脱离实际,还在行政体系中间实行所谓的“一票否决制”——以某个单一的重要数量指标作为下级官员全部职业利益的唯一度量标准,这更是助长了其“违法执行力度最大化”或者“竭尽全力抹掉污点记录”的机会主义选择。上级只管下达数字指标并硬性要求完成,下级基于捍卫职业利益需要只能够以“不出事”为最高原则,这个链条中间肯定会带来行政权力的越界使用,去加大执行力度,这个过程本身,是以职业利益保护为目标,彻底撬动了行政资源的重新配置和运用方法。

  “不出事”逻辑之所以产生,先是与主管部门的机会主义卸责方式有关,一些现实问题出来之后,主管部门往往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协调基层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务实的解决办法,而是下一个硬性的数量指标,强令不得超过,为加大执行力度还往往与下级主管官员的乌纱帽联系起来进行考核。最后,整个的行政体系实际上是基于捍领导人的职业利益,而被简单地动员起来,为不超过上级下达的那个指标数字而努力,除了创造出各种“违法执行空间”以求结果之外,由于实际解决方案并不容易找到,更难于落实起到成效,最后的最优执行策略就收敛为“大家合伙全力消灭出事记录”而不是面对问题本身。

  在规模巨大、层级很多的行政体系中间,个人的拍脑壳决策方式,阻断了透过决策程序进行组织学习和提升的链条,组织理性形成的逻辑过程完全被忽视。结果,在反面助长了各种把下级官员职业利益绑定数字目标的轻率选择,所谓“一票否决制”之类的策略是最典型的体现,结果,往往不得不默许基于行政权最大动员能力的非法违规执行方法,这一方面是必需最低限度地尊重下级捍卫自身职业利益的积极作为方式,同时也是为了执行力目标而牺牲依法合规等最低限度的界限。

  由此,违规和造假就变成了官场最大的“现实”,上级还得理性地选择“吞下去”,这才算是正确地面对了官场现实,有个顺口溜说:村骗乡来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就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到基层不兑现。

  由于,在最基层工作人员的职业利益由上级操控,而后文革的政治文化又格外鼓励去关心上级对自己的评估,甚至强调“不换思想就换人”,而不是鼓励下级面向群众要求和实际问题。最后通过官僚体系上下互动,合成一个所谓的“强力维稳逻辑”——整个体系收敛为替领导分忧解难,其实是以领导人的职业利益保护为内在逻辑的行政资源配置方法,这个当然会以“不出事”为最高原则,而“不出事”原则又是对更高级别下达的各种“数量指标管理体系”的一个扭曲的回应。最后基层政治的行为模式指向——尽一切力量压制任何异动,甚至以“预防性战争”或类似策略去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最终后果,不仅是窒息一切来自于群众的政治活力,同时也丧失了从基层民众那里汲取力量和支持的一切渠道,只残留下孤零零的官僚系统成员,去穷于应付日益增加的各种问题或数字指标。

  从主管部门凭空规定数字指标开始,到基层组织内部目标体系被改造为“消灭出事记录”结束,整个的管理链条中间,基本上拒绝了透过组织体系的大数量工作人员的合作程序,去搜集现实的真实信息,汇总分析提炼出事实背后的逻辑,然后通过上下级合作得出务实的解决方案,或者更为实际的数字指标。从“拍脑壳”出发想当然地要禁绝“坏事”,这是上级拒绝动员组织体系的力量,不愿意花时间去通过大数据搜集来确立更为合理的对策,结果当然是高官做出一个决策,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得到了大幅度的节约,这是一种“拒绝投入”的机会主义选择。特别是,指标下达之后,为了提升执行力,还往往要联系下级的乌纱帽进行定期考核,结果下级单位不得不把行政体系动员起来去应付此种想当然的数字指标,由此下级单位负责人的职业利益或者官位,就成为执行力考核的事实中介,从这个有力中介出发,行政体系的人力物力资源要以此为中心进行重新配置和运转,而不能够依据实际把有限的行政资源,集中用于各种正效率的基层重要事务。

  主管官员“凭空下指标”的目标管理模式,从根本上拒绝了组织体系基于组织理性形成过程的潜力,最终变成一级级对下施加工作压力的“甩锅模式”,相应地,此种责任甩锅模式被逐级改造成为各种捍卫领导人职业利益的执行力分配方法,而真实问题能否最终解决,端视末端链条上的个人能力和责任心了,与组织存在的最高理由——超越个人理性和能力去实现大目标无关了。此种数字指标,每出现一个问题就下一个指标,经年累月下来会达到数十个之多,而每一个问题都没有成熟的组织理性作为支撑,个人能力有限,最后就会演化为如何恰当地学会在每一个场合都能够应用得上的技术,这样的通用技术就只有一门——消灭出事记录,这一门技术在对付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指标时候都用得上。由此,我们就看到了北大和人大的辅导员们,在事实上组成机会主义隔离带,从根本上隔绝民意民心对于行政体系的反馈。

  从上级的主动机会主义开始,中间层次会发展出以单位负责人职业利益保护为内在逻辑的行政资源配置方法,到最低级别的被动机会主义“抹平技术”结束,整个机会主义链条会阻断组织理性的形成,扭曲行政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还在基层形成死堵民心民意的机会主义隔离带。按照奥利弗·威廉姆森的经典看法,机会主义是“利用计谋牟取个人利益”,上级的拍脑壳决策可能只是为了图省事,中间层的职业利益保护就有点不得不尔的味道,底层的卑微职业利益完全取决于何种程度上能够完成“抹平”业务,在这个过程中间会扭曲一切规则,甚至会因此形成机会主义潮流淹没那些不跟风者,更何况,按照威廉姆森的看法,哪怕是不那么投机的人也会有自己的价格。[1]如果以毁灭全部的职业利益作为价格,选择不投机的人也许还有,但基本上就自动淘汰了,不再会存在于组织内部。

  四、小萝卜头的行为逻辑:“强力维稳逻辑”和“抹平污点记录”的合成

  在很大程度上,只要是隔断了“把个人理性提升为组织理性”的协作努力方向,在组织内部就很难确立正确的引导方向——诱导各级官员把自己的智慧和学习成本,投入到组织理性形成的轨道中间来,从而,也就失去科学的政绩和能力考核标准。而且,此种拒绝组织理性形成的决策模式,实际上也阻断了组织范围内部的共同学习和提高过程,今天不会的明天还是不会,甚至于永远不会。

  毛时代人多地少,集体农业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单位土地的生产力,而陈永贵的大寨经验就较好地体现了此种明规则和组织理性,陈永贵被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就有着确立恰当的组织理性标准,去引导官场各级成员努力方向的作用。陈永贵的提拔,同时也标志了基层经验对于顶层决策的重要性,也标志了那种加工厂决策内部各个层级的参与权重和评判标准。同时,大寨经验得以创造出来,显然是因为陈永贵有着巨大的即事裁量空间,而不是今天强力维稳逻辑中间最底层的单面机械人角色。陈永贵在整个行政链条上的相对低位,与今天最底层的小萝卜头相似,但是他的实际角色和上级与他的相对关系,则与今天截然不同,这种天差地远实际上也是决策模式的根本不同所塑造出来的——毛时代底层的行动者保留着与群众创造性与活力相关的密切互动空间。

  毛后时代出现了对于加工厂决策模式的反动,设计院模式成为首选——高级领导人个人行使决策职能、“拍脑壳”下达“数字指标”的占优决策模式,按照西蒙的说法这是取消“组织理论的基本原理”。粗略地回顾,这个错误认识的形成是与“非毛化”时期的宣传和其后的党史写作方法有关,依据非毛化时期的认识,官场各种机会主义之所以存在,只是唯一地与毛泽东个人的极左空想有关,而与官场的一般状况无关。而毛泽东据以多次批评多位领导人的“设计院决策模式”,也被扭曲解释为以空想代替务实思路。

  例如,毛泽东曾经多次批评邓子恢的农村工作部的决策方法,每年下达数字指标毫无微观经验基础,都不是通过实际经验的汇总提炼,而是人为地选择数字大小;指导农村工作不是研究实际问题和矛盾后出台针对性政策,而是付之于想当然——年复一年地春天出一个春耕通知、秋天出一个秋收通知,这种毫无现实针对性的决策下达之后,还往往需要各级机关召开会议进行传达,这完全是浪费行政资源且毫无正面意义,毛泽东对此评论说“未必农民不知道季节来了要种田”。在共产党高层中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较为注重中央决策要以多个层级的信息和底层先进经验为基础,力推“加工厂决策模式”,但其他领导人都倾向于想当然的“设计院模式”。而非毛化时期及其后的党史写作中间,则强调决策者个人认识对错的扭曲对照,拒绝或者遮蔽组织理性需要“加工厂决策模式”下的信息和经验基础,正是在这样的“非毛化”制造的说辞套路中间,组织内部正当的上下级之间合理的信息流和经验流关系,被绝对忽视。

  也就是说,通过非毛化时期的宣传和党史写作,确立了两个方面的扭曲认识:一是官场机会主义是特殊的且往往归结为毛泽东个人负责,含蓄地推荐了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没有毛泽东的极左空想就没有官场机会主义,结果是根本性丧失了对于机会主义顽症的惕戒和寻找治理方案的有意识努力;二是在决策方面只强调个人正确与否,遮蔽或者否定组织是个人理性接近客观理性的基础,助长了个人拍脑壳决策模式的泛滥,今天已经发展为随时随地的任意下达数字指标要求确保的巨大潮流。非毛化的扭曲历史写作,客观上规定了今日官场对于组织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认识“天花板”,从而也就缺乏最起码的动力去寻求务实解决方案的一切可能性,结果从决策的最初始环节,就大量出现阻断组织理性形成的占优策略,在源头上就大量出现表面上的“表演型政治”和实际上的对下“责任甩锅”。

  上级在决策过程中,不愿意付出应付的时间和精力,透过组织体系搜集必要的信息和经验,而是采取想当然的方式决策去节约时间和精力,最后转换为一种决策上的“甩锅”策略,把所有的压力和责任都丢给下级,下级主管官员也同样抄袭“甩锅”策略,逐级甩锅最后都甩给一线工作人员去承接,他们再也没有下级可供甩锅了。最后最基层的政工干部的能力和精力,即便是再能干也未必能够单枪匹马地找到上级摔下来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最理性的选择反而是“消灭出事记录”——即便是出了事也不让其官场的负面结果产生,这个方法不仅最靠谱而且还高度吻合领导个人的职业利益保护要求(毕竟能否完成下达的各种强硬考核指标事关乌纱帽)。

  一个稍有经验的官员,也很清楚依靠组织内部最底层的孤立个人,很多事情实际上是找不到真正解决方案的,所以,理性选择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务实地“宽容”消灭出事记录的基层“造假”行为。在这个方面,底层的机会主义隔离带的各种非法作为,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得到中间层的被动同意或者追加支持。

  除了非毛化舆论的塑造之外,官僚自身也往往持有各种扭曲的谬见。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间,对政治和行政进行了区分,他发现一切官僚保守主义的方法论,都倾向于把政治问题看做是行政问题;同时却选择性忽视了:国家事务的稳定有序的经验只占一部分,在这个有限的范围之外是政治领域中间各种对抗力量的博弈和未定状态。

  至少,阻断组织理性形成的合理渠道,除了建立在对毛时代党史的扭曲解释基础上,还体现了官僚保守主义的认识论和偏见。由此,个人垄断决策过程——拍脑壳决策和对下责任甩锅,被逐级抄袭之后,最终是在行政链条最基层的小萝卜头——单独承接被甩下来的全部的锅——人大和北大的辅导员就是最后的“接锅者”,他们再也没有了甩锅对象。

  处在行政链条最末端,有条件接触第一手真实信息和事态的小萝卜头,实际角色仅仅是一个最后的执行者,对于决策和事务处置实际上毫无裁量权,甚至连对上反应搜集而来的真实信息,都属于“节外生枝”,他们被期待的“好干部标准”是把一切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且永远不给领导添麻烦。也就是说,组织理性在决策做出的第一环节上就是不承认自下而上的信息或者经验有作用的,小萝卜头最后变成只有执行义务而毫无决策发言权的单面机械人。按照这样的官场逻辑,第一线人员实际上的“即事裁量空间为零”——既无权也无力去抹平实际矛盾和纠葛,只剩下死堵一个最恶劣的选择,后果是:任何矛盾和纠葛的处置,均与第一线掌握实际情况和事态发展的状况,毫无关系。就这样,不管是决策还是执行过程,最后均与现场第一手信息和经验无关了,行政体系变成了单向的自上而下的链条。

  指望底层小萝卜头的完美执行能力,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小萝卜头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小萝卜头的抹平技术总有失败的时候,这就需要反向的背锅——必要的时候上级会出面帮助卸责。这其实就是我们在人大和北大辅导员身上看到的状况,他们在一切事态爆发之先,就已经认定唯一的目标就是把风险和意外消灭在萌芽状态,采取高压措施去遏制一切萌动过程中的事态,而不管其对错。这就说明,在阻断组织理性的拍脑壳决策模式及其执行链条中间,最底层的小萝卜头的即事裁量权只剩下一项——尽一切办法压服群众,包括采取违法违规手段也会得到默许。这就是我们看到了状况:北大王艳超采取黑社会手段被曝光之后,北大官府出面发一个虚假事实陈述来帮助她洗白,同时动用公权力删帖子。因为小萝卜头独立承接了过多甩锅责任,这是一种他们无力应付的状况,为此,就必须同时默许其违法作为空间——包括为其选择各种的“黑社会工作法”进行事后洗地。

  群众有意见了,领导就总是拿最底层的小萝卜头在前面顶缸用,若真的遭遇到舆论反弹或者引发不好的后果,无法简单抹平,甚至引发上级重视关注,偶尔还会被更高层级批示启动追责程序,这些最底层的小萝卜头也肯定是被作为“替罪羔羊”第一时间被抛出来顶缸的。此种机会主义应付方案,无论多么严重或者恶劣,哪怕高层领导人有过批示或者要求整改,最后落地方案往往也局限于抛出最底层的小萝卜头作为替罪羊,而根本不去动触及异化扭曲的行政系统本身的一根毫毛。在这里,必要时期牺牲底层小萝卜头的职业利益,就成为中间层大领导职业利益的风险防护层,极端情况下也许会牺牲中层领导的乌纱帽,但最后那个拍脑壳的高官就很难被触及到,所以,在常规组织中间,内部纠错机制很难对机会主义源头造成影响——毕竟高官们有太多层级的风险保护层了。

  黑格尔说“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看到的状况是相反的状况——哪怕是极度不合理的扭曲现实也往往是难于撼动的,所以就需要认真追问:不合理的现实有多少种合力在背后参与塑造?在现实社会中间,又可以期待哪些力量来变革不合理的现实呢?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1]转引自: [美]雷恩著,孙健敏,黄小勇,李原译:《管理思想史》(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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