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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四十年来主流精英的精神生产怎样甩开了民众生存体验——张旭东教授文章的读后感

老田 · 2018-09-27 · 来源:进步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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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经济上的出路,是蚁族小白领的首要困境,“想要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机会越来越少,这是近两年来大学生中间左翼出现的起点。由此出现了“眼光向下”的努力,重新寻找工农和理解工农的处境,算是一个微弱的趋势。

  阅读张旭东教授《文艺文化思想领域40年回顾》一文,获得很多启示。对于文艺界主流精英四十年来的精神生产状况,有了一个轮廓式的了解。张教授行文中间,感觉比国内主流更为中正平和,对于“新的旧中国”(毛时代)要友好一些,同时,对于主流自身的精神生产状况,也没有过分“得罪人”,对于未来还揭示了乐观的阳光。

  从张教授的梳理中间,形成较为明晰的感受是主流文学生产与底层生存体验之间的严重脱节。似乎,不成功的底层的上半部,自己已经较为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文学生产形式,然后边缘化了主流文学生产。

  一

  总体上看,文章是对主流精英文化精神史的一个梳理和阐释,但,如果增加一个下里巴人的体验,对阳春白雪的精神生产状况进行观照,想必会对照出更多的内容。现在,如果设想一个国企老工人的政治经济状况变化,来观照这三十年,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在这个三十年的初期,有一个系列的政治剥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镇压,是以事实确立“自下而上的批评权”非法的规则。然后在1980年代改革放权让利时间段,老工人以其成员资格获得了瓜分企业利润的机会,绝大多数老工人分房是这个时期获得的,工人福利膨胀侵占企业利润甚至流动资金的事实广泛存在,这个时期虽然政治剥夺已经产生了但是成员资格还在,经济开放是一个机会同时执政者也把大家往这个方向上引导。然后就出现了主流经济学批判“国企产权模糊”的言论,这个产权模糊是指代改开后出现的各路对企业利润进行侵蚀的力量,除了老工人的福利侵蚀之外,政府机构和主管部门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乃至于评奖评级都成为权力介入企业利润分配的路径;此外就是管理层的各种自肥和“账外循环”了。

  国企业产权模糊成为一个改革制造出来的新问题,然后又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显然就是要堵塞各路利润侵蚀力量,最终设计的方案是私有化——除了资本家之外谁也不许对利润伸手。然后,就有了国企私有化和对成员资格的赎买和剥夺。到了1990年代末期,对于老工人完成了经济剥夺过程——恢复雇佣化地位和市场工资率水平,农民工使用的普遍化(搭配了国企广泛的劳务派遣制)。

  如果回顾对照的话,老工人的反抗没有发生在政治剥夺的初期,那时还有一个“堤外损失堤内补”的机会——政治剥夺给出经济补偿(对福利扩张侵蚀利润的默许),而是发生在经济剥夺的完成时,因为,在老工人的理解中间,成员资格是一切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凭借,剥夺成员资格就是剥夺一切。所以,是在1990年代末期“下岗买断”时期,才出现大规模的群体上访事件,老工人对“新的旧中国”(毛时代)的理解,浓缩为一个词汇:“成员资格”的有无。

  二

  2003年佩里·安德森在北京三联书店的座谈会上,提出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过去那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今天还剩下多少?从革命与毛时代的精神遗产接续看,三湾改编确立了官兵平等和经济公开原则,这是革命对于旧时代的质性颠覆:管理权由此走向公共化,随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积极互动构成一个“毛式公共领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管理权走出私人领域执行新规则的体现)。这个精神遗产,在1952年夏天私人企业内部“五反运动”完成之时,就已经照搬到了工厂内部,经过“党政工团”进入企业,组织起来的工人已经夺回了“三权”(生产指挥权、人事调配权和利润分配权)然后就在工人主导下进行“四马分肥”,单位制管理的主要特点——管理权不得侵犯就业机会和工资(两者共同构成老工人的成员资格)的新规则就此确立。在197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末期经过政治剥夺和经济剥夺之后,完成了“逆革命”——管理权相关领域回归私人领域。

  毛时代宏观制度方面的进展相对模糊,有人认定那就是社会主义了不过还处在初级阶段而已,但毛本人预先反对过这个判断,他引述列宁的看法“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争论的存在是因为多种趋势和因素共存,故难于简单下判断。但是,在微观制度领域,成员资格的确立,以及由此揭示的政治和经济平等,则是确凿无疑的,而且,从历史演化进程看,这个“成员资格——管理权公共化”标记的革命精神遗产,三湾改编肇其始,建国后通过民主改革和“五反运动”创其成,反右运动使其重心上移有利于管理层,1960年提出鞍钢宪法完成与苏联实践的划界,文革带来重心下移有利于被管理者,在文革后经过不那么明显的政治剥夺和明显的经济剥夺,彻底终结了其内在的革命精神遗产,划了句号。在这个最基层的精神和制度维度上,存在着明显的草创、推广、起伏和终结的逻辑线索。这一条线索,大体上与底层的生存体验和批判性视野,能够较好地吻合起来。

  在这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解会出现重大分歧,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新民主主义意味着服务于底层劳动群众的领导权样式,而非“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政策清单中间受到阉割的一个部分——经济上的混合所有制(这个给新民主主义下概念的方式,放弃了支持民族资本发展的前提条件——不妨碍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这个前提条件不仅体现在毛泽东的叙述中间,还写入了共同纲领里。)

  考察作为政治概念的新民主主义,会发现底层劳动组织起来形成政治优势,夺取旧统治阶级领导权,并代之以新型领导权,才是正鹄。成员资格、管理权公共化和毛式公共领域,则是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内涵相联系的现象。这个内涵的有无,在文革期间发展为识别“走资派”的标准,只要公有制不要相应的劳动群众领导权的政治条件,被定性为走资派。

  就马克思重视的“社会关系总和”而言,毛时代不是没有现代性,那是奠基于革命精神的现代性,改革则终结了这个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努力方向。今天的状况是,革命现代性消失了,但是,1980年代新启蒙期待的那个相对规范的现代性却没有到来——特别是其中有利于改进多数人生存体验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总和”没有出现。怨言是普遍存在的,各路批评声音的听众增多,均建基于普遍化的高水平“政治不认同”(大多数人找不到出路肯定会如此),公知如此,其实左翼言论亦复如此。

  对照毛时代和革命时代的精神遗产,会发现,自下而上的批评权曾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革命年代,毛泽东本人就很重视自下而上的批评权,发动各种“整风运动”去落实。之所以需要如此,是因为认定官员们对于管理权公共化持有本能的抵触态度,所以,需要批评权的压力,去促使官员们实现“非自愿”的改变。这个在文革时期被归结为“路线斗争”——没有群众的有组织批判,官员们就会本能地回归私人领域——这其实就是复辟或者变修的具体所指。

  而路线斗争的主要凭借,就是公共领域中间,得到日益强调的自下而上的批评权的支持。毛泽东说“治国就是治吏”,这是把主要矛盾和重点放置在“规训统治者”身上,1980年代为改革造舆论,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大锅饭养懒汉”,这是强调对于被统治阶级的规训不足,尤其是需要强化管理权去逼迫劳动者多干活,成为首要治国纲领,改革就是这么一路走下来的。

  在社会关系总和中间,合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定位如何改进或者恶化生存体验,主人翁的体验如何可能,最小化异化的体验又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总和”寄托,这个方面应该是新时代主流文学生产所盲视的,这不仅导致无法看清底层体验的状况,也同样会看不清引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实际运作逻辑和效果。改革是与此前隔断了联系,开放在精神生产领域意味着向外看和向前看,在很大程度上有盲目性。与底层体验的脱节,在一定程度上是激活了对文化资本的过度信奉,官家宣传中间充满着“规律”和“真理”字样,学界盲目崇拜西方的启蒙价值,这些不同的对文化资本过度尊奉,肯定会贬低经验,贬低大多数人的生存体验与制度关系的追问,导致向外看不是促进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而是助长了盲目甩开经验与现实的狂信。

  三

  今天回顾,文革后对造反派的大规模镇压,确立了批评权非法的新规则,这是强化管理权作用、最终实现管理权回归私人领域的起点,文革期间造反派行使批评权被视为刑事犯罪镇压之后,改革一开始就强化管理权并逐步实现垄断于管理者手里,被管理者被驱逐出场了,毛式公共领域消失,管理权回归私人领域,政治剥夺的主要制度凭借在此,此后也就没有了任何与新民主主义形态相关的政治内涵了。

  1990年代末期的成员资格买断,是经济剥夺的完成时,管理权全面接管就业机会分配也是管理权垄断的完成时,然后以农民工的工资率和就业条件去规制劳动力市场。此后,一个年轻人就业,就很难找到体面和有尊严的机会了,恰好此时,大批扩招后的大学生进入了劳动力市场。

  在很大程度上,1980年代之后的伤痕文学,较好地服务了新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的价值和意义生产需要。然后,就丧失了与读者进行心灵沟通的能力,玄幻文学为代表的网络写作在新世纪的崛起,导致新文学在多个方面被边缘化了。这可能意味着主流精英文化对于大多数人生存体验的疏远与隔膜,玄幻文学的兴起是别找自我表达的出路,通过网络平台形成了作者群与读者群的密切互动,此种写作方式受到的欢迎,因其精神生产方式和内容,均契合了读者心灵深处最深沉的企盼。

  我大体是在文学的外部,从文学的社会影响和功能角度去反观文学作为一个精神生产领域的,这就很容易赞成李云雷“新文学终结”的判断。

  在新世纪之初,文学生产的新状况是以“玄幻小说”为代表的作者群的崛起,内在的读者群支持与大学扩招培养的海量带有阅读习惯的“蚁族小白领”的不成功体验有关,在玄幻小说的世界里,个人的能力(尤其是杀人能力)成为整个世界的轴心,政治和经济体系被贬低之后围绕着个人的超级能力运转,这些现象落在主流文学生产视野之外,但是作者和读者密切互动去构建了一个“不成功者”的成功想象模式,共享了对于现实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含混敌意。玄幻小说的海量生产与消费是一个显著现象,多年来玄幻作家一直霸占版税榜前列,这说明最具有市场价值和读者承认的生产样式和范畴的漂移。

  不成功的人生,还带有阅读习惯的小白领群体,深切地感受到了政治经济体系对自己的排斥(当然他们也缺乏娴熟操控这两者的经验),对个人能力解决一切的盲目信奉,成为玄幻小说故事演绎的起点和基本故事演绎逻辑,这成为打通读者与作者的关键。

  看起来,是在现实社会找不到成功之路的蚁族小白领,内在地发起符合自身特点和需要的文学生产样式和领域,并与主流文学生产划清了界域。按照李云雷的分类,新文学是通过对俗文学的批判为自己开辟出前进道路的,现在,蚁族小白领通过对严肃文学的拒绝,促进了玄幻文学的繁荣,同时还透过对新文学的抛弃,而成功地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四

  老工人经历过的两次剥夺,是中国社会新的社会关系总和发生质变的写照,旧时代确实终结了;蚁族小白领群体的壮大,是1980-1990年代大学生占优的社会通道堵塞之后的新处境,1980年代看起来还充满希望的新通道也没有了。这是非常大的变化,主流表达中间,删去了这两者,这两者恰好是大多数人的处境和体验。

  老工人亲历的政治剥夺和经济剥夺,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中国就构建了一个大多数人无法成功同时也难于忍受的世界,这里当然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总和”无法兼容多数人体验的时代。经济基础内部的体验、观察和批判,逐步淡出了主流文学视野,阳春白雪不再兼容下里巴人的生存体验表达,玄幻文学才得到机会趁机崛起了,然后就把体制内文学写作“挤到”一边了。当然体制内的所谓严肃文学,依然在财政扶持之下进行“过度生产”,但是日渐丧失了读者市场。

  四十年来,GDP数字的显著增长,绝对贫困化范围缩小,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对于大多数人而,由于福利市场化和住房高成本的推进,相对贫困化蔓延到中间阶层,囊括了其大部分,这也是很重要的现象。相对贫困化蔓延可能比GDP数字增长,更切近于多数人的生存体验。

  而中国GDP数字的扩张规模,显然得到了跨国资本“全球劳动套利”选择的支持,使得中国经济和低端制造规模的扩张,最后能够大于本土市场最高容量。在这个合成效果的背后,是劳动力低成本积累制度的创造和维持,这是对接跨国资本“劳动套利”策略的关键,1990年代确立了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下的独立于中央的利害关系结构,同时,各地招商引资政策争相以“政策不执行”去降低积累成本;这意味着,在积累低成本的合法空间之外——这个由国家立法和中央政策划定,还辅之以更大的非法空间——以地方政府选择不执行政策和法律来支持“非法利润空间”。例如深圳坪山警察就以公权力接管打压劳工抗议事务,中国的特色资本专政呈现出人们极端诟病的具体合作模式——公权力为个体资本家“看家护院”,这中间的经济体验和政治合法性损益如何评估?

  公知们的崛起和声音被放大,造成一个错觉:社会中间的高水平不认同仅仅是一党政治带来的。其实,不认同水平高企,源于多数人没有出路,源于“看家护院”的恶劣专政模式带来的合法性损失,这个首先是与经济基础内部的变化紧密相关,不会跟随执政状况改变而简单终结。也就是说,公知们的言说倾向于把高水平的不认同及其针对性,进行了极其狭隘化的附会解读,但这个附会在高水平政治不认同的社会中间,还得到受众的广泛接受。

  现实到未来延伸的前景如何,是否要寻找集体出路,阳光描述是否成立,很难说已经定论了。缺乏经济上的出路,是蚁族小白领的首要困境,“想要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机会越来越少,这是近两年来大学生中间左翼出现的起点。由此出现了“眼光向下”的努力,重新寻找工农和理解工农的处境,算是一个微弱的趋势。同时,对于成功的小白领来说,没有私人领域的公共化,管理权可以轻易压制人格权利,人的尊严就缺乏制度守护,就难免地贬低为工具,即便是经济状况显著提高,也难免恶化个体生存体验,反性骚扰运动较为具体地表达出这一点。在管理权回归私人领域之后,尊严和意义生产方面出现新的困境,这个方面似乎不太受主流学界的看重。

  看起来,在蚁族小白领自创文学表达与主流划清界限之后,对政治和经济逻辑的拒绝也已经开始了,去年至今年有三件事足堪标记:番禺八QN事件、春天北大人大学生反对信骚扰事件、八月份深圳PS事件,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是从经济基础内部的具体观察和批判意识出发,挣脱了“中特马”和“公知的空想资本主义”思想禁锢而自找表达的体现。

  底层已经出现了寻找集体出路的努力,上层还在说过去三十年的路子还有很大空间,这里出现了两种互不兼容的体验和展望未来的方式。寻找集体出路的努力,肯定会对“新的旧中国”有更多好感,对于后来否定这个的精神生产状况有很大的疏远,这个新趋势很微弱且备遭打压,但这是打压就能够解决的吗?如何看待这些经由具体体验发出的表达?

  对精英主流的精神生产的梳理,如何与大多数对“社会关系总和”变革的具体体验,相互沟通和协调起来?在精神生产中间漠视大多数人的具体体验,在统治技术中间删去了解被统治阶级的麻烦而代之以不问青红皂白的“强力维稳”,这意味着怎样的改变?

  最后,我个人对于文本细读和结构呈现不熟悉,所以,始终持有一种外部批评视角,去追问精神生产与具体的社会关系体验之间的关系,这只能提供一种外部的粗略对照,而无法深入到张教授文章的内在理路去讨论,对此感到抱歉。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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