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相关部门公布数据，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对此，铁流先不做评论，我们先看数据。以下是1949年和1981年以来人口出生情况：
1949年: 1275万
......
1981年：2064万
1982年：2230万
1983年：2052万
1984年：2050万
1985年：2196万
1986年：2374万
1987年：2508万
1988年：2445万
1989年：2396万
1990年：2374万
1991年：2250万
1992年：2113万
1993年：2120万
1994年：2098万
1995年：2052万
1996年：2057万
1997年：2028万
1998年：1934万
1999年：1827万
2000年：1765万
2001年：1696万
2002年：1641万
2003年：1594万
2004年：1588万
2005年：1612万
2006年：1581万
2007年：1591万
2008年：1604万
2009年：1587万
2010年：1588万
2011年：1600万
2012年：1635万
2013年：1640万
2014年：1687万
2015年：1655万
2016年：1786万
2017年：1723万
2018年：1523万
2019年：1465万
2020年：1003.5+万(可能会有少量未登记人口)
从中可以看出，在过去几十年里，在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情况下，新生儿数量逐年下滑，2020年的新生儿不足1981年的一半，甚至比1949年出生的人口还要少。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少子化社会。
对此，有观点认为工业化、城镇化是生育率降低的根源，并且认为未来技术进步，工厂自动化、无人化，不需要那么多人口。甚至还有观点认为我国人口太多了，人口少一些有助于提升生活水平和富裕水平。
铁流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瞎扯淡。
第一，工业化、城镇化降低出生率根本就是伪命题。从历史上看，人口增长与工业化、城镇化并非是负相关，恰恰相反，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工业化、城镇化与生育率是正相关。以最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列强来说，工业化、城镇化是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产生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工业社会的人口和生育率都大幅提升，各国均出现人口爆炸，以德国为例，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德意志各国(奥地利除外)总人口约为3000万，到1900年，德意志第二帝国人口已经增长至5400万，3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80%。就以赶上工业化末班车的中国而言，1949年，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到1980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大国。工业化、城镇化并没有带来老龄化和少子化，反而促使中国人口大爆发，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至1980年，我国人口增长至近10亿。因此，把出生率下降，人口负增长归咎于工业化、城镇化，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相符。
第二，人口少了老百姓的日子会更好过也是伪命题。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课本中学习到，我国幅员辽阔，各类资源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非常有限，仿佛只要人变少了，老百姓的日子就会更好过。诚然，也许对于沙特这种资源型国家，或旧中国这种农业国家而言，人口变少了，每个国民可以从卖石油方面收获更多的钱，每个农民可以分到更多的土地，人口变少，老百姓生活会变好。但对于当下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而言，人口变少，只会降低经济活力，进而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先从微观上看，上海人口稠密，西部地区地广人稀，按照所谓的“人口变少，生活水平更好”的理论，为何大学毕业生纷纷往北上广深扎堆，不愿意去西部地广人稀的地区?根源就在于工业社会对资源具有天然的虹吸效应，北上广深杭等大城市就像一个个黑洞，把各种资源吸附到其中，而这些资源中，最关键的就是创造财富的人，这也是为何这些年各个城市都在出台政策抢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规模效应是非常显著的，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劳动力越充沛，经济活力越强，主动削减人口，只会降低经济活力，当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削减到中西部地区一样小，经济活力必然大幅降低，变成第二个东北。东北工业化、城镇化水平都很高，但人口大量外流，这种地方，请问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会去定居么?在工业化社会，人口越少越荒凉，人口越多越繁华。
铁流认为，生存空间是开拓出来的，而不是靠自我阉割，随着技术的进步，土地产出远远不是解放前的接社会可以比的。何况就保障粮食安全而言，厉行节约比人口阉割更为有效，当下，我国每年浪费的3500万吨粮食，足以养活2亿人。而且随着中国军力的辐射，整个东南亚都可以成为我国的粮仓，粮食安全根本不成问题。将来，随着我国海军实力的提升，从海外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会大幅提升，当我国海军10个航母战斗去在全球海洋上游荡的时候，压根不存在任何资源紧张问题。
如果靠人口自我阉割来解决资源瓶颈，只会降低国家的对外开拓能力，甚至反而被外国人“入侵”，因为自我阉割掉的生存空间，很快就会被外来人口挤占，当下，国内一系列“三非”问题就是这种现象的缩影，如果不对“三非”加以控制，就会演变成为人口上的“腾笼换鸟”。
从全球来看，经济相对富裕国家的均出现本土原生人口负增长，欧美一些国家的生育率完全是靠移民和移民后代大量繁衍来维系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源还是资本家肆无忌惮的剥削。996、007把劳动者从体力到脑力上完全榨干，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恋爱结婚生育抚养。同时，房地产、教育、医疗的过度市场化大幅提升了孩子的教育和医疗成本，使普通老百姓根本住不起、生不起、养不起。由于年轻人已经被榨干了所有时间和精力，造成全国均出现了“老飘”，也就是专门去大城市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孙女的中老年人，“老飘”的大规模出现是一种“剥削转嫁”，就是当年轻人的剩余价值已经被资本剥削殆尽的情况下，资本把养育成本完全转嫁到家庭老人身上。
在1949年至1978年间，我国城镇双职工家庭可以养育3至4个孩子，农村家庭可以养育6至10个孩子，但如今，承重的负担使年轻人进入低欲望时代，连养育一个孩子都感到非常吃力。出现这种反差的根源，说穿了就是资源分配。
当年的国企模式，工人活的像个人，如今95后劳动者被残酷的现实压迫后，自我嘲讽是“社畜”、“韭浪”。当年，照顾家庭都有企业的协助(就近幼儿园、休息的工友帮忙照看);现在的资本模式，弄出来一个无比庞大的“早教/教育产业”，恨不得把你分化成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把人物化，至于抚养与养老，会不停怂恿资本包装后的“抚养产业”、“养老产业”，最终结果就是从生到死，被资本榨的干干的。由于普通老百姓劳动所得过于微薄，而生育和教育成本又过于高昂，这必然使结婚生子成为负投资，年轻人一方面在灯红酒绿下释放欲望，另一方面对于结婚生子负担不起。在普通人996、007的奋斗下，一批“前浪”迅速发家致富，这些“先富阶层”一方面享受着极其奢侈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在媒体和聚光灯下指点江山，发表着“我从来不在乎钱”、“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挣它一个亿”之类的言论，其优越感溢于言表。
资本家和封建地主本质是一丘之貉，地主大规模土地兼并，一方面把农民驱逐出土地成为流民，另一方面使国家失去税源。在国家财政日益窘迫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天灾、外敌入侵、流民起义等事件，使国家根本无力赈灾、抗击外敌、镇压流民，进而导致一个王朝就此崩溃。
当下的“先富”阶层就是明末的东林党，一方面各种方式避税、逃税(注册地到开曼群岛，艺人阴阳合同逃税等等)，由于我国主要以间接税为主，纳税的主体其实是工薪阶层，等于是主要赋税压在劳动者身上，和明末士绅免税或极低赋税，农民承担主要赋税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剥削劳动者，使普通劳动者背负巨大生存压力，无力养育下一代。生育率的降低又导致工薪族人数降低，很有可能会形成“资本剥削+富豪避税+老龄化+少子化”的循环。如果无法打破这个循环，一个国家是没有前途和希望，会在老龄化、少子化中逐步凋零，同理，如果无法打破这个循环，一个民族也会在内卷后“安乐死”，最终被更有活力的民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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