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思考　　

10月将召开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中新网7月23日文章《中共将开十七届五中全会引关注:中国发展重要抉择》写道 “有评论说，中国的发展走上新的十字路口，又到做出重要抉择之时。” “新的十字路口”，“重要抉择之时”说明了这次全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道路选择的历史性会议。我们必须非常关注。　　

会议要到10月才召开，我本自己的“博客，是人民的议院”主张，准备在召开前提出自己思考的问题，和关心五中全会的网友共同探讨，供决策者考虑。　　

“新的十字路口”　　

从国内媒体所报道的各方面反应看，下一步如何改革，确有不同意见，而且明显方向不同；这次会议是“转型”，“新的十字路口”的说法有根据。　　

2005年10月11日新华网发表新华社记者王建华 范迎春 赵晓辉的综合报道《中国新五年规划的制定理念将发生革命性变化》。文说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预测，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理念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勾划出新的发展思路和途径。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准备于9月3日重新发表我2007年4月12日发表在人民网和新华网的旧文：《改革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先富帮未富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但是，昨天改变了计划，把它放在9月7日去发表，现在先概说一下政要和专家学者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观点与主张。　　

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8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的《温家宝深圳重提政改引关注 或为深化改革信号》文中所说：“此前两天，温家宝第8次到深圳考察，并在庆祝中国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发表了讲话，其中特别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还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文章说：“对比5年前温家宝在深圳特区成立25周年之际的讲话，当时更侧重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所提较简。温家宝在今年讲话中提出‘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令外界对中国将有新动作推进政改有所联想。”　　

文章还说：“杜导正、陈小鲁、王长江等三名内地知名政、商、学界人士还联合呼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这番讨论后被刊登在本月出版的《财经》杂志上。”　　

8月30日联合早报网韩咏红发文《观察家：中国政改陷胶着 “只是个传说” 》 ，重述了温家宝的上述讲话，并称“更多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不再将行政体制的改革，视为为改革的推进。他们目光聚焦在政治体制改革，即权力来源的问题上。现实中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政府预算公开等行政领域的改革，被认为虽有必要，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政治体制改革滞缓的现实，与社会精英的期望落差不断拉大。”

我们知道，“十一五”远没有完成从“先富论”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的革命性转变，事情提出来了，但做的很少，现在提出向政治体制改革保障经济体制发展成果“转型”，一个强调经济基础——共同富裕，一个强调国家组织制度——政治权力来源。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应有之义，问题是如何改。　　

我认为，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看，当前急需解决的，还是“共同富裕”问题。中国有句俗语：“保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如果人民不富裕，需求怎么能够扩大？在自由竞争中，哪有可能参与上层政治活动？谁又有心思参加？要参与，如果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搞无政府主义，民粹，或者被一些人收买利用。这是历史上的经验。　　

所以，对于今后发展转型问题，重点在哪里，决策者要慎重考虑。　　

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这些年党和国家都强调“扩大需求”，从投资拉动生产转变到需求拉动生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专门写了一本书叫《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作者在新书发布会会上提出，我国当前正面临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转折阶段。他认为，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实现了预期目标，由此使我国从生存型阶段开始全面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发展型阶段的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逼迫我国加快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过渡，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这是当前的主流。　　

5月11日，文丽发表的访谈吴敬琏的文章：《增长模式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传递了吴敬琏的一个观点：　　

“从理论层面上说，2008年末以来我一直感到，目前流行的用消费、投资、出口（净出口）‘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包括短期和长期在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存在一定的问题。　　

所谓‘三驾马车’的分析，脱胎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模型，即：总供给＝总需求。　　

总需求＝消费＋投资＋出口＋政府支出。凯恩斯主义正是运用这个理论框架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总量平衡条件的。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从来也不认为它可以用来做宏观经济的长期分析。长期分析还是应该从供给方面入手，就是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进行分析。如果只重视短期分析，必然会导致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问题。现在我国学界和政界‘三驾马车’的主流分析框架就是典型的短期分析框架，认为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主要是‘三驾马车’中的需求有所不足，于是政策的着力点就放在如何扩大需求方面。　　

从2009年总需求的构成可以看到，净出口所占比重是下降的，消费的比重没有明显的增加，相对量和绝对量的增加，主要来自投资增长。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已经指出，不断提高的投资率（马克思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招致劳动者的贫困化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索洛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的质疑说明很清楚，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吴敬琏说：“那么出路何在呢？我看马克思有一段话说得很正确：人们以什么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方式加入分配。现代经济学也认为，居民的全部收入都可以分解为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现在改革经济学家不那么吃香了，象吴敬琏这样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鼓吹者，更是为左派所批判。我倾向左派，但是我更遵循毛泽东讲的，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的对，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说的办。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你说的不对，不管你是什么人，是领导，是同一派的，都不行，都要反对。所以， 2009年5月24日在《评吴敬琏反思改革》中，对吴敬琏写的《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个重要提醒》，也给予一定的肯定，认为他讲“‘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意味着吴教授的思想在从市场经济学回归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我认为，他、还有许小年等经济学家提出的“权贵市场经济”，也确实是现实问题。　　

显然，吴敬琏这次谈话的观点与主流思路不同，我认为，吴敬琏触及了重要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说的“人们以什么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方式加入分配”，一旦剥除去“按要素分配”内容，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　　

现在许多人认为缺少改革动力和发展动力。他们把原因归于“既得利益集团”，这样看也是问题。“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改革动力，甚至是改革阻力，那末“非既得利益集团”呢？　　

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上，也是有问题需要讨论的。我认为，事情距离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郑晓亮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基本结束，科学改革的时代开始到来”还有一段路要走，还是须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所有的曲折、错误、困惑、迷茫，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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