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思考（续三）

前面，我重抄了两篇旧文，事实上，去年以来，我就对我国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发表了《辩证地对待危机》、《“金融艾滋病：世界金融与经济秩序危机”》、《 “知识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完全生产》、《美国金融危机  中国生产过剩》、《社会主义的市场调控手段》、《探索中国未来改革之路》，今年初发表了《新年伊始，除旧更新》、《劝君更上一层楼》、《“第二次改革”》、《从什么地方赚钱？赚谁的钱？》等几篇论文，还起草了《科学社会主义》、《掠夺经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头了》、《哥本哈根会议，市场经济“外部效果” 》等几篇文稿，准备逐步发表，慢慢探讨，后来被中美关系问题打断，这几篇文章没有发表，继续探讨下去。　　

重抄的两篇旧文，主要阐明经济改革还得继续进行，应当按邓小平的设计，进入第二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改革要有连续性，阶段性，层次性，要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即规律性。不要老是转呀改呀，东突西闯，随风逐流，飘忽不定，让人们不知从何而来，往和而去，不知后事如何是好。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缓解其外部效果了　　

理论界谈论的经济转型，最初是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即所谓政府命令型经济向市场调节型经济转变，这是最深层次的转型，触及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理论界过去一直认为这个转型不彻底，现在认识有所变化，说是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实现了预期目标。　　

最近，迟福林提出：“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实现了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他说：“我国正在走向消费大国,今后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等等。　　

“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这个命题不那么清晰。在我看来，人类在奴隶社会也就从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如果人的生存问题没有解决，那末就不会有奴隶的产生，所有的俘虏都要继续被杀掉或吃掉。当然，奴隶的生存是最低条件的生存，但此后人类就步入了发展阶段，或者说是生存条件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至今还没有结束，不仅在中国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就是在美国，也存在大量的需要社会救济的人口。至于进入迟福林所说的“人的自身发展”， 我们距离那个历史阶段，还不知道有多远，也不知道还需要进行哪些深层次的改革，决不是仅仅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外向型生产向内需型生产转变所能达到的。　　

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外向型生产向内需型生产转变，实质上仍然是在现有市场经济状况下对生产、分配结构的调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基本实现后的调整。事实上，市场经济的这种调整在欧美国家已经进行很多年了，美国后资本主义实质上就是从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相应地它把生产从国内转到国外，用国际生产来满足国内消费。美国的所谓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是金融帝国经济，就是列宁阐明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类的所谓“转型”，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完全生产问题，而只能是使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爆发危机。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篇中阐明。　　

迟福林在“第二次改革”的“基本思考3.”关于危机挑战改革中说：“2008年以来，我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反危机的改革政策上。我认为，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变化；不仅对我国短期保增长形成巨大压力，更对我国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对第二次改革提出历史性的新要求。”似乎触及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问题，但是他的进一步表述，提出的具体解决措施，仍然是在技术性层面上的解决危机的手段，并非历史性的新要求，也谈不上使用“改革”这样的字眼（随便说说，我们烂用了“改革”这个词，把它庸俗化了。“改革开放”的概念的科学性也要探讨）。相反地，从生产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是重蹈美国的覆辙，所以我说：“我不能肯定是顺应美国的要求——美国说我们储蓄太多，造成他们金融危机，但可以说是美国本土现在的经济模式。”　　

我在《欺骗与无知》中，指出“唯我论的看法，后来表现为“闯论”、“猫论”，把认识论抛在一边，已经不在乎我们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真理，只要它有用就是真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迟福林提出“我国已经实现了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 要“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过渡”等等，就是唯我论的一种表现。他并不管这个认识是否符合实际，只是主观地想：现在出口下降制约经济发展，那就用扩大内需来解决问题吧。于是中国要从生产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的药方就提出来了。他和一些经济学家忘记了，或者根本不考虑现在中国人均生产量还很少，在世界上还排在100位以后，许多人连住房都买不起，连看病都看不起，连读书都读不起，还有大批半数的人在务农，在这种状态下，只看到中国GDP“世界第二” ，就宣称要从“生产大国”转型为“消费大国”，实在是不知道自己有几升米，令人可笑，弄得国外要求中国“负责任”。还是温家宝在2010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得好：“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充分就业、提高人民福祉就是一句空话。”　　

奥巴马今年４月１５日对澳大利亚电视台说“如果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这句话很使国人愤怒。但是，我认为他的话有道理。试想想，如果中国象美国那样成为消费大国，不用说中国的资源，就是世界的资源也承受不起，单是碳排放量，就会使人们象生活在关着门窗的屋子里一样。我这里要高声疾呼：如果中国转型为“消费大国”，这绝不是发展，而是灾难！　　

我肯定吴敬琏的“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说法，不是肯定他的市场经济观念。从吴敬琏的具体主张看，他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不过是反对“权贵市场经济”，主张排除政府干涉的自由市场经济。这个理论太陈旧了，和现在克服自由市场经济产生的危机的世界趋向相反，也说明他讲的政治经济学并非是讲经济关系，首先关于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而是庸俗经济学的东西，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不行了，它的作用补偿不了它的副作用。现在世界深受其外部效应的灾难，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不为减轻它造成的灾难而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

无论是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还是权贵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的回归，都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层面上，并不触及生产关系这个根本层面，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我知道，在现在的状况下的决策者也并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会引起巨大的经济的政治的风浪，观察家说，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希望稳定地过渡，如德国前总理赫尔姆特·施密特在谈到邓小平时所说的：“可能做到的事，立即干起来。那些办不到的挑战，让别人去对付吧——这就是他的路线。”现在的领导人走的就是邓小平的这条路线。这次我关于五中全会的思考，也只是在邓小平路线上，也就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状况下进行考虑，提出在发展生产力改革的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应当进入改革的第二阶段，或第二层次——达到共同富裕。　　

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变到“共同富裕”，并不改革市场经济，而是市场经济必然要进入的一个阶段，通过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的干预，减轻或缓解市场经济必然的“外部效果”。萨缪而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我们不要忘记，看不见的手有时会引导经济走上错误的道路。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有时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例如垄断和外部效果；它们易于遭受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最后，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对选民来说可以是不能接受的。”萨缪而森说：“为了对付看不见的手的机制中这些缺陷，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我看，现在市场经济已经需要政府出手干预了。　　

对于邓小平理论，我在1994年10月24日给他的信中表达了我的意见。其中说道：“现在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他们鼓吹的那一套，大多是照读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再假邓小平思想的商标，好在中国销售而已”。我认为，邓小平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比经济学家看问题要高，要实际。没有民众的普遍富裕，扩大消费是句空话。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消费大国”是美国模式。在两者之中，我选择邓小平路线。这只是从现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状况而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不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但不是不问姓社姓资；是明明白白地搞折中，但不是折中主义，是改良，但不是改良主义。这叫做“人到矮檐下不能不低头”，　　

或者叫做“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用哲学语言说，是从实际出发。在私有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能够从少数人富裕到共同富裕，应该说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