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说崔永元“抑郁”过，崔永元说“这事儿都传到铁岭了”。看来，此言不虚。不过，看了崔永元最近与记者的交谈，感觉小崔不是“抑郁了”，而是有点“阴阳不合”。
崔永元此次与记者交谈，是在两会上。据说，刚一露面，就被数十名记者团团围住。“实话实说”没了精气神，偃旗息鼓了，而崔永元却依然尚有人气儿嘛。
崔永元对政府很有怨气，因对国内房市居高不下有颇多异议。这说明他还是敢于实话实说的，不能不说是有点正义感。他曾经埋怨“电视脏”，说的不错，一针见血；而今又指责开发商“‘道德血液’不够”，说的很对，更是一语中的。他还进一步说：“房价高，政府有没有原因呢？你的土地出让金高不高？如果高，也得查查道德的血液够不够。”言外之意表达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在指责政府的血液也不干净、不道德。此言的确不虚。近些年，政府对于分配不公、强征强拆、堵截拘押访民等行为制止不利，难逃其咎，理当批评。崔永元仗义执言，甚为可嘉。他还风趣说道：“我觉得每个人血管里都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政府也是如此。如果开发商‘道德血液’不够，政府应该帮他们输血！”的确，开发商的“道德血液”源于政府，而政府的“道德血液”源于何处呢？呵呵，崔永元不敢说。
关于“对物价上涨怎么看？”，崔永元玩了一个哑谜：“都赖我呗！”。这就有点不自量力，物价高，不是你小崔能忽悠上去地。谁搞的“蒜你很”、“姜你军”精英们心里有数。物价高，“JDP”就升，发展的必然趋势嘛。
崔永元对于开发商和政府“道德血液”的批评，表明了自己的良知，很有“阳气”。然对于“幸福指数”的言谈与见地，似乎就不那么地道，甚至“阴气”的很。他说：“我生在60年代，长在70年代，70年代是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发达国家是什么样，不知道好日子是什么样，我每天能吃一块牛奶糖就幸福得做美梦。”小崔话里话外，尽管一再表白“70年代是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候”，其实是暗指70年代的清贫而已。以至于“不知道好日子是什么样”。崔永元在70年代就是一个只知道“吃奶糖”的毛孩子，的确不配来谈论那个时代人们的幸福感。那么，现在，他幸福了么？小崔如是说：“大家觉得现在幸福指数普遍偏低，不满意。我觉得只能证明现在发展快了，要求高了。也就是说，你比1949年好那不行了，你比1956年好那也不行了，你得跟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我要那样的幸福。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好事。”小崔不愧是“代表”，一面对开发商和政府的“道德血液”横加嘲弄，一面又为特色社会大肆吹嘘什么“发展快了，要求高了”；一面表明自己崇洋媚外的心迹，一面又强加于人地代表别人。不知小崔所说的“发达国家”是指哪一个？“我要那样的幸福”又是指什么样的幸福？小崔的幸福，是他自己的幸福，也是一部分人的幸福，但不一定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己所欲，勿施于人。我们更不能被你代表。
崔永元，虽然也能调侃几句老百姓爱听的话，但凭他对70年代“吃一块牛奶糖就幸福得做美梦”的说辞，也看不出有什么良心，看不出他有什么“道德血液”，甚至是在信口雌黄。小崔是名嘴不假，也够精英，但对于“幸福指数”的看法，也不过是肉眼凡胎，没啥高明。至少，他把百姓的幸福感看的过于偏颇。从他的高谈阔论中，似乎“发达国家”才有“好日子”，才有“幸福”。小崔大概不能体会钱学森所说的“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这句话的感概；小崔大概不能理解钱三强所说的“五六十年是最尊重知识分子的时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小崔大概不能懂得郭永怀、王淦昌、邓稼先、王永志等科学巨匠们把个人命运和事业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时那种发自肺腑的幸福感；小崔大概更不能理解老百姓的“幸福指数”除了经济生活以外，还包含着对公平正义最基本的向往与追求。
其实，崔永元并不“抑郁”，他精明的很。言谈之间，似乎总是显示着“实话实说”的个性，但终究掩盖不住“墙头草”的秉性。他对70年代的“幸福”很有微词，足以表露出他并非是什么“名嘴”，而不过是一个信口开河、自相矛盾的“嘴皮子”而已。他如今是代表了，可是他只代表他自己，因为他没有代表大多数人说话。阳一套阴一套，阴阳不合，算什么代表？如果实在“道德血液”不够，政府应该帮他输血！
附文：
■记者：在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时候，试点民营资本投入您觉得怎么样？
●崔永元：民营资本投入肯定是好事，但是我可不相信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是他有问题，中央一声令下就可以解决，比如把土地出让金全拿出来用于经适房建设，如果不行就拿出90%、70%，还不行30%，总得有个数吧。
■记者：温总理说，开发商也应具备道德的血液。您觉得现在开发商身上有道德的血液吗？
●崔永元：我觉得每个人血管里都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政府也是如此。如果开发商“道德血液”不够，政府应该帮他们输血！房价高，政府有没有原因呢？你的土地出让金高不高？如果高，也得查查道德的血液够不够。
■记者：您觉得个税起征点提高到多少合适？
●崔永元：这事特麻烦，因为咱们地区差异过大。比如四个直辖市，4000元可能都是低的，也许8000元起征比较合适；而中小城市4000元就够了。个税起征点具体我还真没研究过，不是随笔忽悠一个数，你说4000元，我就说4120元，应该有个系统的测算参照。
■记者：对物价上涨怎么看？
●崔永元：这个确实大家都能感受到。
■记者：什么原因呢？
●崔永元：都赖我呗！（笑场）
■记者：对“幸福指数”怎么看？
●崔永元：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我生在（上世纪）60年代，长在70年代，70年代是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发达国家是什么样，不知道好日子是什么样，我每天能吃一块牛奶糖就幸福得做美梦。
大家觉得现在幸福指数普遍偏低，不满意。我觉得只能证明现在发展快了，要求高了。也就是说，你比1949年好那不行了，你比1956年好那也不行了，你得跟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我要那样的幸福。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好事。
晨报首席记者 姜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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