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诉茅于轼震撼了右派阵营

 人民公诉茅于轼震撼了右派阵营　　

    人民公诉茅于轼、辛子陵，震撼了右派阵营。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勋喊道：“‘公诉团’起诉是很荒唐的一件事”。他说毛泽东作为一个已经死去的政治人物，对他进行评价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或者说这本身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公民根本谈不上对他的诽谤，政治家及政府没有这样的隐私或名誉权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和评论。所以这个诉讼的提起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毛左'的一场闹剧，根本不能称其为法律问题。　　

王教授是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他在这里背教条。　　

陈有西律师就实际得多。他说“我们不打算多加评论”。作为律师谈公诉茅于轼问题，却只是提出要“这些毛左们”好好读几本民国史，读一读世界史，特别是战败国日本与德国的历史，;找本中国教育史方面的书籍，却完全不谈希望“毛左”读几本法律书。　　

陈有西作为律师不对“公诉”二字咬文嚼字，不说民众对法律无知，他根据实践经验，深知决不能把民众的注意力往这方面引，而是要民众去读历史书，引入他们对历史争论的口水战套里。他清楚，如果“毛左”一旦善于运用法律，茅于轼就避免不了要上公堂，就难逃牢狱之灾。　　

前文曾经提到一个叫刘利华的，写了篇《搞笑的〈公诉书〉》嘲笑愤怒的民众。他“百度”学来了关于“公诉”的知识，便充起教师爷来，说：“《北京市人民公诉书》还是十分搞笑。首先，有效力的公诉主体应该是人民检察院。乌有之乡的《公诉书》主体则是自称‘人民群众’的一些个人。其次，有效力的公诉只能对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提出，而这个‘公诉书’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　　

此外，刘利华先生还挑逗起人民来，说什么“《公诉书》的题目应当加上“部分”或“一些”这俩字儿，变成《一些北京市人民公诉书》或《北京市部分人民公诉书》。可它没加，因此其自赋的代表面有嫌夸张。北京市人民要是较起针儿来，会纷纷声明，我属‘北京市人民’，这个《公诉书》绝对不代表我的意思!!你们乌有之乡哪儿来的权利代表我如此胡闹、丢人现眼?”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刘利华是何许人，不谈人品，财测年龄不大，文化明显不如我这个工人，见的市面也不多。　　

他不知道“人民”、“人民群众”这类词的使用有多个层面，既可以指整体，也可以指部分，甚至可以指个别。这种不同层次的用法，不仅懂得语法的人清楚，不懂语法的中国人也都习惯这样用。　　

刘先生自己没有注意到，当他在写“北京市人民要是较起针儿来，会纷纷声明，我属‘北京市人民’，这个《公诉书》绝对不代表我的意思!!你们乌有之乡哪儿来的权利代表我如此胡闹、丢人现眼?”时，他这里使用“北京市人民”就不是是指全体，只能是指部分。如果是指全体，那么，我就可以用刘先生的矛攻他的盾：那些在公诉书上签名的人“要是较起真儿来，会纷纷声明，我属‘北京市人民’，这个刘利华绝对不代表我的意思!!你哪儿来的权利代表我如此胡闹、丢人现眼?”　　

这里还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东西：文中的“毛泽东1949年之后的决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伤害”“ 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按刘利华的语言，这里的“中国人民”岂止是“夸张”，他是恶意地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排除在中国人民之外，用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来代表“中国人民”！毛泽东只是使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陷入灭顶的灾难，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带来的是解放，幸福，尊严。　　

他也不知道“公诉”有多种方式。他知道的只是检察院的公诉权利，无视人民群众的公诉权利，不知道土地革命时期和新中国进行土地改革时期，遍布中国农村的、贫苦农民经常召开的、对地主恶霸的公诉大会。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过多责怪刘利华们，他们就是那种人，只崇拜官权，招摇“法治”，反对阶级斗争。检察院的公诉是法律治理的一种方式，而人民群众的公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同时还是一种集体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方式，当公权失职，未能保护人民群众权益，或者不保护民众权益的时候，人民群众就会而且只能进行公诉，自己团结起来保护自己。　　

第一种公诉方式是平常时期国家常用的一种依法治国的手段。　　

后一种公诉方式常常出现在政府失职社会不安定时期，这种公诉往往是自发的，来势迅猛的对社会的控诉。应当尽可能避免。关键在于公权能否真正是公众的权利，国家行为能否代表人民群众的诉求，认真保护民众权益。　　

第二种公诉方式，是革命时期常用的方式。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十分有效方式。这种方式是一种民主形式，最令反动阶级害怕。今天不仅是刘利华不知道，就是许多领导人，甚至高层领导也不知道，知道的人也忘记了。有些人不是主张“补资本主义的课”吗？30年应该补的差不多了。现在，是到了补习社会主义革命课的时候了。　　

“公诉”茅于轼，人民群众已经开始了复习这堂课。　　

党中央不是提出“转变生产发展方式”吗，要真正转变，就得补习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课。党的领导者要高瞻远瞩，明察秋毫。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著作专题摘辑》上，第3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