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自古不变的律例：杀人者死！
——恶魔强奸杀人犯李昌奎为什么能活？
作者：钱昌明
法律刑罚，是治国的利器。法律刑罚苛重，枉杀无辜，百姓怨声载道；法律刑罚太轻，则会放纵犯罪，难平民愤，同样“制造”民冤。在百姓心中，其实都有个公认的理，也就是一条自古不变的律例，叫做：杀人者死！
法律刑罚的过重过轻都不能治国，唯有适度才可兴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700多年来的列国混战局面，照例，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可享安康。可是，秦王朝仅二世而亡，究其原因：严刑峻法所致。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900戍卒去渔阳戍边，仅因天雨受阻未能如期到达。按当时法律规定，这些人均得处死。最终戍卒们为了死中求生，就跟着陈胜、吴广发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这是历史上因刑法过严而亡国的实例。
刘邦积极参与这场农民战争，很快争得了天下，建立起大汉王朝。总结一下刘邦胜利的原因，那就是三个字：得民心。刘邦为什么会“得民心”？其实就是废除了秦王朝的“严刑峻法”，实行了适度的刑罚。据《史记》记载：
刘邦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饗军士。”可见，刘邦贏得民心的关键就是废除了秦的苛法；但又提出“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伤人与盗窃者要“抵罪”（即处以恰当的刑罚）。
“悉除《秦法》”，是解民倒悬；而“约法三章”，就是为了保障百姓生命财产，这是建立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必须。
显然，秦末汉初关于法律刑罚的变更，是从反面与正面两方面向后人提供了治国的“史训”。
近几年来，在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冲击下，为了“与世界接轨”，某些法律界精英，不顾自己的国情，居然想从根本上颠覆这条古老的“杀人者死”的律例，屡屡制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案件。先是为十恶不赦的药家鑫大造“不判死刑”的舆论，宣扬“愤激杀人论”；今又冒出一个“李昌奎案”，对一个杀人恶魔搞“法外开恩”，留下活命。
据有关报道：2009年6月，云南省巧家县村民李昌奎残忍奸杀了19岁的同村少女王家飞后，又将王家飞3岁的弟弟摔死，逃亡4天后在公安局四处通缉的情况下无奈“自首”。2010年，昭通市中院一审判处李死刑，云南高院二审却因其“自首”情节改判为死缓。
“强奸+两条人命=死缓！”消息传开，舆论大哗。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云南高院表示，终审改判主要是基于法界提倡的“少杀”、“慎杀”理念和李昌奎确有“自首”情节。目前，该案已被迫展开重审工作。
李昌奎案曝光后，网上反映最为强烈，甚至连赞同“普世价值观”的香港媒体也不能接受。香港《太阳报》7月6日发表文章：《杀人恶魔免死，法治沦为笑柄》，其中的一些议论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云南高院诸多从宽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以积极赔偿为例，王家飞姐弟俩被害后，李昌奎的家属以各种理由拒付安葬费，一直到有关部门责令其变卖相关物品，受害者家属才得到两万多元安葬费。”（法官应是公正的化身，为何要故意庇护？）
“至于主动自首，也是备受质疑。李昌奎犯案后潜逃四天才自首，自首是迫于无奈。更让人气愤的是，法官审判时只提李昌奎自首从轻，却绝口不提‘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严重’。”（“四个特别”是判死刑的依据，法官为何要隐匿？）
“中国司法与国际接轨，主张慎杀、少杀，但没有想到受益者却是贪官污吏和沾满百姓鲜血的杀人狂魔。
“不错，少杀、慎杀确是普世价值，但对那些残民以逞的贪官污吏和沾满百姓鲜血的杀人狂魔，就应该明正典刑，杀一儆百。对罪犯讲人道，就是对受害者的不人道，罪大恶极者不死，受害者死不暝目。”（以上引文均见7月7日《参考消息》）
此案如今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总算要“重审”了。也许这个“重审”的结果是得民心的，符合民众所期望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在让庄严的“人民法院”屡屡制造这类糟蹋自己形象的判例？！
最后，李昌奎案件纯属草根阶层。那么，香港的舆论为什么要把它硬扯到“残民以逞的贪官污吏”的身上去的呢？这不由让人想起近期高层连续出台“75岁以上罪犯不处死刑”，“不得任意冻结罪犯财产”等等有关司法规定，再联系当前社会上贪腐横行的严酷现实，倒也确实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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