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蛋糕”、腐败与法治

却说这个“蛋糕”，学名大约叫“经济建设”，俗名大概便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GDP了。之所以说是“大约”和“大概”，其一是因为这个“蛋糕”的确很难看清楚，其二是因为它又很难准确称量和计算。也亦如我们常说的“经济建设”，因此最后往往就简化为GDP了。此间的虚实玄妙，恐怕也只有市场经济学家们才能够谙熟其味。

那么，到底“做蛋糕”是重点，还是“分蛋糕”是重点，各方说辞似乎也都各有其理。不过很清楚的一点应该是，所谓的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肯定是在“分蛋糕”上出的问题。于是，这便又引发了一个如何反腐败的问题。眼下，就有了一个“不搞运动式”反腐败的新说法。此话，自然是对应着一个“运动式”反腐败的做法。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断言，“运动式”反腐败指的就是重庆的“唱红打黑”。而只能是沿着“不搞运动式”反腐败的思路，继续进行建设性地延伸思考，那便只能是走制度化与法治化的路子了。

应该说，腐败不是中国当今社会的特产，而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社会顽疾。如果说当今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选举，其竞选赞助捐款过程本身就是公开合法的“权钱交易”。那么，西方社会的腐败也就已经是公开化且合法化了。这时再以法治来惩治腐败，恐怕只不过是“权钱交易”不够规范的那部分腐败罢了。至于由此而导致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在当今世界最民主法治且最富裕发达的美国，也依然是司空见惯的常态。可见，西方式的制度化与法治化反腐败，在所谓的世界发达国家里，本身都是一个伪命题。

那么，就只能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里来汲取智慧了。要说中国人的法治思想启蒙，似乎也一点都不比西方国家晚。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就不说了，据说秦帝国的短命覆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秦始皇对严刑峻法的迷信。而对于腐败贪官的惩治，恐怕没有比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更能严刑峻法了。有史料记载，朱元璋对贪官的刑罚，甚至都到了“活剥皮”的残忍程度。但这样以法治反腐败的措施，还是没有能够阻止住大明帝国的腐败昏暗，当然也没能避免最后被关外草原部落所灭亡的厄运。可见，中国式的制度化与法治化反腐败，也同样是一个历史周期律的循环。

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国的传统文化智慧，历来强调“道”、“术”、“用”三者的逻辑层次关系。所谓“大道惟公”，人类道德理想的基准底线和目标方向，首先都是在于公道公平，也首先是体现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与自觉遵守。“术”是指方法手段，包括强制约束的制度与法规手段。“用”，是指终端的结果和实效。而一旦在终端结果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腐败与不公平，就肯定不是仅仅通过“术”的改变或革新所能解决好的。当然，“降魔”首先靠“法术”，而法术不灵时，便只能求助于“道”了。

先哲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可见，早在2500年以前，老子就已经警示世人，社会腐败混乱的灾难源头，首先在于人们对“大道”的迷失。而一旦背离了大道的本源，所有的仁义道德及诚信便都是虚伪的面具。特别是据此而制定的礼法律条，则更是导致战乱的祸端。这里的“大道”，就是精神信仰，也是人生智慧本源之所在。

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个“民以食为天”的“蛋糕”问题。中国农业文明的灿烂辉煌与源远流长，本身就说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最善于“做蛋糕”的，也是最早把“蛋糕”做大的。在中国人做出汉唐盛世“大蛋糕”的时候，当今西方列强的祖先们大多还是吃不饱的穷汉。据西方经济学家考证和计算，直到宋朝时，中国的GDP还是遥领世界之首。乃至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当时大清帝国的GDP还是大英帝国的6倍。想想我们现在还在世界第二大GDP上辛苦加班，还在为做大成为世界第一大GDP而奔命，真是有些愧对祖先了！

但问题是，大宋帝国为何要把世界上最大的GDP“蛋糕”，切出一大块作为“岁币”，孝敬给西夏辽金？大清帝国又为何要把世界上最大的GDP“蛋糕”，孝敬给西方列强分享。甚而至于，“宁与洋人，不与家奴”？！这个千古之谜，其实也并不难破解。国家内部分配不公导致的腐败与贫富两极分化，必然使得GDP“蛋糕”是“大而不强”。而少数富豪权贵的力量，又不足以抵抗外强的掠夺。最后，便会把孝敬外强的“损失”，再转嫁给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

而在所谓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做蛋糕”与“分蛋糕”的过程，本身就是同步发生的，这便是所谓的“GDP生成法”。所谓市场交换，既是产品交换价值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劳动成果价值分配转移的过程。所谓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就使得这种价值实现与分配转移是跨越国界进行的。私有制与公有制，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这些都不是可以模糊与和谐的经济概念。公平与不公的原始分界，恰恰是从这里开始的。譬如，富士康之类的“世界工厂”，其做大了的GDP“蛋糕”，工人们又能分到多少呢？富士康员工的“N连跳”悲剧，不正是对这个世界第二大GDP“蛋糕”的抗议吗？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问责通胀：原来是“猪”惹的祸？》、《大道国学：别拿“蛋糕”打“口水战”》及《大道国学：农民张德本的红色传奇》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精英们鼓噪的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接轨，不仅使中国面临“输入性通胀”的经济危机与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而且遭遇了“黄赌毒黑腐假”沉滓泛起“道德滑坡”的文化危机。当前，多年来“GDP浮夸风”所累积的地方债务和房地产经济泡沫，也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而资本买办精英却倒打一耙，把通胀和腐败根源反推给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并发起了又一轮市场化私有化“普世价值”的冲锋。

当此之际，对于有关“蛋糕”与反腐败的争论，我们恐怕还是首先要回到问题本源上来。这个问题的本源基点，依然在于“民以食为天”和“大道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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