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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祖尧:中国入世做出了不应该做的让步

李成刚 赵姗 · 2014-06-30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入世10周年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回过头来看,中国入世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当时做出了不应该做的让步。例如对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条款,期限是15年,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吃了亏。这也是为何中国成为被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当时就埋下了祸根。

  于祖尧简介

  1933年1月生,原籍安徽省天长市,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

  出身于祖孙三代共产党人世家,祖父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亲属中有6人为党和人民事业献身。

  于祖尧11岁参加新四军,先后在新四军淮南公学、准南抗敌文工团、新安旅行团、华中干部子弟学校等单位从事宣教工作。

  1951—1956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1978年10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任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经济研究》副主编、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经济学会总会副会长,研究员,教授。

  主要学术专著:《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9.3)、《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个人收入分配研究》等。

  “我后面的这张照片,是1958年毛主席到安徽视察,我祖父陪他在博物馆参观,我祖父当时担任博物馆馆长,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1930年入党。”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于祖尧时,这位81岁的老经济学家要求记者拍照时用这张照片为背景。这是于祖尧一家的荣耀——祖孙三代都是共产党人世家,祖父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亲属中有6人为党和人民事业献身。

  “我坚持的政治、学术观点与我的经历是分不开的。”2014年4月,于祖尧在家中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梳理了他的治学经历和研究成果。

  红色家庭

  11岁的于祖尧就参加了新四军二师成为一名 “红小鬼”,工作是学习、写标语、画壁画。

  1944年,11岁的于祖尧就参加了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成为一名“红小鬼”,因为年幼,他被保送进淮南公学学习,这是一所专门为新四军培育后备干部的学校,学员都是当地以及沪、宁等地新四军、地下党和地方政权的干部子女,校长是后来曾担任新中国财政部部长的张劲夫。淮南公学亦兵亦学,学员与战士同样待遇。“幼年在部队的生活很艰苦,但是很愉快。”于祖尧说。

  1946年淮南公学被迫北撤,撤退前学校宣布上级决定,让大家自由选择随军撤退或回乡投亲,于祖尧没有犹豫背上背包跟随部队强渡了淮河,开始长达3年的转战岁月,先后在新四军淮南公学、淮南抗敌文工团、新安旅行团、华中干部子弟学校等单位从事宣教工作。在此期间,“红小鬼”于祖尧的一部分工作是发挥特长写标语、画壁画。1949年4月,于祖尧和他的战友打着腰鼓胜利开进南京。

  1951年,于祖尧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师从宋涛、苏星等著名学者。

  “没有人民抚养、党的教育,不可能有我的今天,我只有用我有生之年来报效人民、报效祖国、报效党。”于祖尧说:“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但每天也闲不住,看书、读报、写文章,继续战斗!我身体状况还可以,就是眼睛看东西有些吃力,要用放大镜看书、看报。脑子还行(笑)。”

  “半路出家”

  于祖尧的经济学研究之路 “起步晚、起点低”,不过“赶上了科学事业百花争艳的又一个春天”。

  1955年,于祖尧人大本科毕业又被选入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继续深造。于祖尧毕业后,正值1958年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消磨了他20年的大好时光。

  “我搞的是理论经济学。原来在人民大学学习,就对经济学比较有兴趣。在文革期间,我是个‘逍遥派’,就是哪一派组织都不参加,也不参加群众组织。没有打过‘派仗’,也没参加过‘内战’。我利用这些时间补课,学习了很多东西。把过去学过的、没学过的,经济学和有关的经济史都恶补了一次。遗憾的是,当时我写的很多读书笔记,包括《资本论》笔记、经济史笔记、世界史笔记等,有几十本,后来因为下放都丢失了,很可惜。”于祖尧说。这些基本理论和经济史的研究对他后来的研究帮助很大,打下了牢靠的基础。

  于祖尧的经济学研究之路,用他的话说是“起步晚、起点低”,不过他的幸运在于“赶上了科学事业百花争艳的又一个春天”。1978年,于祖尧从学校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从讲坛步入科研,开始经济理论研究,这是他理论研究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此时他已过了“不惑之年”。

  “我40多岁以后进入研究部门工作,在这之前是教书。对从事研究工作来讲,我入门还是比较晚的,差不多45岁才迈进研究的殿堂。我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研究所其他的同事都已经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好多与我同龄的人都已经成名了,比如何建章、吴敬琏等,他们那时都已经是经济学界的名家了。”不过,于祖尧觉得自己进入研究部门的时机比较好。“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术界的气氛空前活跃,百家争鸣,各种观点、各种看法、各种流派都纷纷登场。学者之间、学派之间也是互相切磋,没有‘打棍子、戴帽子’一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使我能够表述自己的观点。这种环境对研究工作是非常有利的。如果没有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学术氛围,经济学界不可能那么活跃,各种观点,特别是有价值的观点也表达不出来。”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79年,于祖尧公开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研究成果——《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他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入门之作。此后20年,他的研究始终矢志不移,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主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首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之初我开始从事理论研究,我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这篇文章体现的学术观点和改革主张。”

  于祖尧认为,他自己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他的第一个研究成果《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9年,他率先提出并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并进而探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市场及其相关问题。

  1979年3月,于祖尧的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表于《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50期。

  他提出,市场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产物,是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广义地说,实质上就是与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不同所有者的存在,使得商品生产和交换制度的实行成为必然选择,“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很显然,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不承认市场经济的。会议后出版文集,虽然将于祖尧等几位青年学者的文章也收录进去,但却是另外成册,当时经济学界主流的刊物都不愿意发表这类观点。“现在回过头看,当时提出这个学术观点、提出这种改革的主张,还是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的。从我们1979年提出这个学术观点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间隔了14年。”于祖尧说。

  不过,对于祖尧等最早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者,学术界和媒体似乎没有给予更多关注。

  2013年出版的一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怎样提出来的》小册子,认为这个概念是1992年江泽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张卓元等),进行了系统论证而确立的。

  “作为了解经济思想发展变化过程的经济学界的人,是不应该抹掉之前的那段历史的,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于祖尧说:“作为一个学者,对于研究成果,我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提出 “公平分配论”是用激进的办法,不惜牺牲公平和弱势群体利益去培育名为“民营资本”实为暴富阶层的新权贵集团,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侧重大众利益及弱势群体生计,稳步发展法治、公平的市场经济。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争论,主要集中于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20世纪90年代初,在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随着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日益不均,改革中各阶层利益分配格局渐次演变,利益冲突明显加剧,改革中的财富分配及改革政策的价值取向等问题,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暴富群体”、“休克疗法”、“农村病”、“世界打工仔”等话题争议激烈。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于祖尧相继发表《中国市场化改革:摆脱了困惑之后的艰难之路》、《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农村病”及其治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等系列文章,针对这些关系改革前途的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观点,提出了具有民本主义、维护民众利益的“公平分配观”。

  当时,改革取向的理论争论导致了两条明显差异的路线结果——是用激进的办法,不惜牺牲公平和弱势群体利益去培育名为“民营资本”实为暴富阶层的新权贵集团,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侧重大众利益及弱势群体生计,稳步发展法治、公平的市场经济。

  于祖尧认为,“暴富群体崛起”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暴富群体具有寄生性、腐朽性、贪婪性等特征,暴富群体虽然职业各不相同,牟取暴利的方式千差万别,彼此为分割暴利也明争暗斗,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却是一致的、共同的,已构成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

  于祖尧认为,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量引进,中国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价值取向正在悄然转变,GDP增长、民营经济发展、引进外资等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在“发展经济”的旗号下漠视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用“民营化”等堂而皇之的字眼粉饰掠夺式的私有化方案,在“提高效率”等口号下鼓噪“化公为私”,回避收入和财富分配等最为关系民众利益的尖锐问题,大肆鼓吹资本权利甚至美化资本权利。更有甚者,一些坐拥香车豪宅,已无收入分配不公之虞的经济学家完全蜕变为特殊利益群体,成为投机资本的代言人,成为利用社会知名度兜售私利的股托、庄托,经济学界的分化日益显著。

  于祖尧发表文章提出了立足于服务民众的“公平分配论”。“公平分配论”既包括对改革以来分配领域问题的分析,又包括对分配理论的讨论,坚持收入分配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能作为改革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与价值规律的要求是对立的,等价交换、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效率来自于至少形式上的公平竞争。公平与效率也不是对称范畴,前者是分配领域分配的条件、环境以及取得收入来源的不歧视,后者则指经济活动的结果,两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敢讲话、敢讲真话”

  “当人大代表不是去做官,你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不要净讲官话,要敢讲真话、讲实情。”

  1998年,于祖尧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被选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

  担任人大代表之后,于祖尧的老师宋涛去世了。此前宋涛再三地叮嘱于祖尧:“当人大代表不是去做官,你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不要净讲官话,要敢讲真话、讲实情。”

  五年后,于祖尧卸任时,他的一位也是经济学家的朋友评价他:“你尽了职,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发挥了你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优势,敢于讲真话。”

  于祖尧讲了自己几个“讲真话”的例子。

  他切中时弊提出《中国经济内忧》。他著文认为,奢靡之风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又一公害。“除了腐败,奢靡之风严重侵蚀了我们的肌体。在当时,我就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人听。我在人大财经委发言以后,还有人在背后批评、指责我说‘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否定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就’。”

  对中国加入WTO谈判,中央直接授权国务院进行,于祖尧认为,谈判应向人大相关机构通报情况。“不向人大相关机构报告谈判的情况,人大怎么行使对国务院的监督权呢?监督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所以,我当时极力地主张,要请谈判的代表到财经委来通报谈判的进展情况和中美之间的争论、分歧,以及我们做了哪些让步。这些应该如实地向全国人大、财经委报告。遗憾的是,以保密为借口,谈判代表一直没有与财经委见面。”于祖尧说:“回过头来看,中国入世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当时做出了不应该做的让步。例如对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条款,期限是15年,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吃了亏。这也是为何中国成为被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当时就埋下了祸根。”

  虽然已经80多岁高龄,但于祖尧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近几年,在经济学和经济改革方面,面对经济学界的争论、分歧,于祖尧写了许多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去年他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西方市场原教主义衰败和中国信徒的堕落》,结合总结世界金融危机反思新自由主义。“今年我打算写一些短文,继续批判市场原教主义。我认为,不能无视、低估市场原教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危害。”于祖尧说。

  原标题《于祖尧:首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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