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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曹建海在2008年写的一篇文章，至今已过3年。三年之前，文章就充分揭露了茅于轼为了个人名利、满足自己巨大的欲望而出卖自己作为学者的良知——如果他有的话。茅于轼“虽然号称著名经济学家，但在科班出身的张五常看来，不过是没有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野路子’。”但不论如何，“野路子”也好，科班的也好，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本质并无区别，干的都是鼓惑民心、愚弄民意的工作。
曹建海在与茅于轼多次碰撞甚至面对面论战的过程中，对茅于轼之本目看得一清二楚—脸上的麻子有几个都知道了，他认为“‘老年失节，沦为鹰犬’的 茅 先生已经完全失去了教育的可能。”怎么办呢？“惟有通过最严厉的批判，教育大众不受其流毒影响，才能达成应有的社会效果。”
三年之前，茅于轼这位房地产开发商最忠实的走狗，利用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散步似是而非、别有用心的言论，为既得利益集团奔走呼号、摇旗呐喊，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坑害老百姓，鉴于此，曹建海已经忍无可忍，他认为“现在该到了清算茅于轼的时候了”。但当 时曹 先生的呼吁并未得到太多人的响应和支持。
直到今年，茅于轼“病情”极度恶化，以致于无所不咬了。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为了实现他所谓的的“普世价值”理想，应着美国主子在背后撑腰，用他肮脏的臭嘴疯狂撕咬党和国家的祖宗、人民心中圣洁的灵魂——毛泽东。这一刻，全国人民不干了！ 曹 先生的呼吁这一刻被齐声高喊起来了——“现在该到了清算茅于轼的时候了”！
全国数万人实名签名，声讨和起诉茅于轼，要党和国家对其法办，予以严惩。这场罕见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声势浩大，意义非凡。其大大激发了全国党员干部中渐衰的党性，唤醒了一批又一批的麻木的群众，引起了全世界海内外关注中国命运的华人华侨的注意——包括中国的敌人们，也引发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尽管站在不同立场的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反应。
茅于轼注定是要寝食难安的。但这样的结果，全国人民——尤其是那些已经觉悟或开始觉悟的——仍然是不满意的。
茅于轼坚定贯彻“晚节不保”之方针，在这场运动过后仍然不时地向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放毒，贻害生灵，恐怕是想一路走到黑了。怎么办？借用 曹 先生的话说，就是“惟有通过最严厉的批判，教育大众不受其流毒影响，才能达成应有的社会效果。”他已落水，当仍需时不时“痛打落水狗”，决不能再让其上岸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不然后患无穷也。如果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住了，有悔意了，说“你们别打了，我错了，我向全国人民郑重道歉。以后我再也不吃美国娘们儿的奶了，再也不背叛自己的国家和良心了。”那就可以让他回家睡个好觉了。
当然，对此我也是不抱希望的。
茅于轼已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乏走狗
作者：曹建海 来源：作者博客
发表时间：2008-05-03 16:53:42
茅于轼依旧在卖弄着公众意识幼稚时期形成的影响力，炮轰限价房让79岁的老先生再次引人注目。茅于轼的知名度如此之大，主要生成于改革开放中期的1984-2000年。这个时期是经济学家最为炙手可热的时期，不仅造就了茅于轼，还捧红了过去为奉为经典、现在则被骂为“混话”的话筒子厉以宁、张维迎等经济学“大师”，以及恪守市场主义但略显书生气的、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研究员。
不过现在，这些人光华褪尽，成为凡人。他们曾经被人反复传颂的语录，成了绝大多数人批评的靶子，其心中的郁闷，恐怕连普通老百姓也能感受得出。
学校和教科书的作用，毕竟是巨大无比的。通过“扩大高招”和西方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迅速造就了不可胜数的市场主义迷信者。这些人包括大多数财经专业的在校生，以及抛弃政治经济学、只读西方经济学到工作岗位甚至领导岗位的一些社会人群。这些人的存在，为茅于轼等经济学家提供了仍然广阔的市场。这不，今年1月5日79岁的茅于轼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时，提出“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竟然收获了深受愚弄的听众多达31次的掌声。这些鼓掌的人啊，实在是可怜得很！
我记得前两天在北大演讲时，学生们就说这里的绝大部分学子，极端崇信自由市场理论。我说市场只在其有效率的领域才能发挥作用。比如搞对象这个经济活动，就不太适合市场调节，反倒是我们身体力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最有效率，而且有幸福感。我说那些教授大人其实逢年过节也在家自己包饺子，而不是随便下馆子；他们夫妻之间互相帮助，也不能每次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计算工酬——其实他们在自欺欺人啊！所以我说北大的学生非常需要启蒙，他们现在仍然生活在梦里面，就是受这些教条的经济学家迷惑，如同上面南方都市报组织的上百名的傻观众。
我前几天和北大的陈平教授有过观点碰撞。不过后来我读了他的一些文章，感觉陈平教授是一名赤子，和其他主流经济学家截然不同，我们因此成了好朋友。我记得我对陈平教授说过的一句话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迄今最缺乏人类智慧的、愚蠢的学科，几乎不能正确解释我们现实中的任何新生的复杂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造。令我惊讶的是，陈平教授也颇赞同我的观点，我的经济学观点，在他这里算是觅到了知音。
根据这个判断，现在混迹于中国荧屏、闪光灯之下的大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几乎都是这门愚蠢学科的鹦鹉学舌者。而像茅于轼先生这样一来的后学者，大概还没有达到“鹦鹉”的水平。因为他半途出家，虽然号称著名经济学家，但在科班出身的张五常看来，不过是没有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野路子”。
“野路子”也好，科班的也好，都不过是愚蠢学科的迷信者，所以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干的都是鼓惑民心、愚弄民意的工作，顺便连自己也迷糊倒了。
如此喜好资本的糊涂学者，自然受开发商青睐有加。当然，送礼要揣摩对方的需要。任志强从多方得知，茅老先生很需要钱。因为他在山西搞小额贷款，既赚钱又赚名声，任志强就撺掇一批老板参加了茅于轼的富平基金会募捐了2000万元。
那次，任志强所在的华远直接捐了100万，并当场给茅于轼等人布置了作业，希望他们为自己说话，茅于轼等心领神会。据说，那次募捐非常成功，茅老先生对任志强感激有加，以至说出了 “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的肺腑之言；因为有了钱做伴且有开发商这个金主后盾，茅老先生可以任由别人“说三道四”而面不改色。
此后，只要是任志强需要，茅老先生老羸的身躯，必定冲锋在前。任志强让茅老先生怎么冲，茅老先生就怎么冲；任志强看不惯什么，茅老先生就立刻利用自己的影响炮轰什么。笔者曾就广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和茅老先生、任志强分别论战。不过，那次论战的次序完全如笔者预见，是茅老先生先出来。笔者《与茅于轼先生谈谈经济学和房地产》一文的“教育”和公众声讨之后，茅老先生一时失去了利用价值。到了这个时候，任志强这个幕后老板，才不得不硬着头皮出来。一篇《住房是谁的政治?》立足未稳，就遭到《任志强配谈老百姓的住房政治吗？》的直接狙击，让这门“大炮”一时气结无语，怒吼茅老先生等人是难堪大用的庸才。
说起来，笔者和茅老先生有过多次的面对面辩论，所以对于他的观点可谓了如指掌。我在博客中国的研讨会上，就当面批评他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理论是“幼稚的、肤浅的、荒谬的”，唯一的价值是“做反面教材”，曾让老先生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不过“老年失节，沦为鹰犬”的茅先生毫不气馁，依然故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教育的可能。惟有通过最严厉的批判，教育大众不受其流毒影响，才能达成应有的社会效果。
以经济适用房为例，茅老先生多次抨击其腐败，主张借鉴全球房地产制度曾经最失败的冠军香港廉租房制度（目前中国大陆城市已跃居全球最糟糕住房制度第一名，香港退居最糟糕住房制度第二名），竟然获得了“大陆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称号。其实，对比任志强和茅于轼的主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观点，一个人成了“最欠揍的人”，另一个却成了“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任志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也只有茅于轼最能理解。因此，他们才有“高山流水”，成为新时代“千古知音”的“佳话”，为既得利益集团广泛传唱。
我觉得，现在该到了清算茅于轼的时候了。如果稍微观察一下，所有茅于轼所主张的，都是开发商最欢迎的，也是全国人民最痛恨的。因此，我们不能再让这位房地产开发商最忠实的走狗，继续利用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散步似是而非、别有用心的言论，而作为其受害人反而鼓掌叫好的情况再现。当我们听到茅于轼讲房地产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下他和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肿瘤的房地产开发商的观点有哪些区别？如果没有，就让他下台，不要再让他开口害人。
人民需要茅于轼重新开口时，应是他向我们忏悔因财失节、贻害国家之刻——这可能是茅老先生此生惟一能够体现社会价值的机会了。当然，我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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