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判贪官情妇值得肯定？

据9月18日《新京报》报道，有“京城第一贪”之称的北京门头沟区原副区长闫永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市一中院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闫永喜的情妇毛旭东，也因犯贪污罪和受贿罪，而被判有期徒刑20年。　　

该判决结果引发了博友　周博安　先生的质疑。他认为，重判贪官“情妇”，是为色贪护航，并提出了4点理由。　　

到底该怎么看待这个判决结果呢？　　

我国目前的惩腐兴廉状况，似乎可以套用国家环保局前局长　曲格平　先生上世纪80-90 年代对我国生态环境的论述。他是这样说的：“局部有所改善，总体还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　　

尽管我对这个状况很担忧，有时甚至是很失望，但我还是愿意看到进步，那怕只是一个微小的进步，我也会为之欣慰。日前，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中外媒体的30多名记者实地采访我国近年来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的情况，巴基斯坦通讯社记者马苏德说了这么一句话：“反腐败是世界难题，任何进步措施都有正面意义。以半杯水为例，乐观的人会觉得‘挺好，还有半杯水’，悲观的人会认为‘糟糕，就剩半杯了’。”我以为这句话说得很精辟。　　

我引用马苏德的这段话的意思在于，重判贪官“情妇”，从某个角度看，可能有为色贪护航的嫌疑；但如果换另一个角度看，就会发现我国惩腐兴廉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某种变化；而这个变化所昭示的，其实也是一个进步。　　

以前，落马贪官被押上法庭审判席时有所闻，而作为贪官情妇被依法处置的却不多见。比如，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十年敛财千余万，先后包养八个情人，可至今没有一个情妇被绳之以法；又如，贪得无厌的安徽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曾运用现代企管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好像“团队”中也没有谁面临牢狱之灾。不仅如此，不少以色谋利的贪官情妇，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还把自己装扮成可怜巴巴的“受害者”，或者联手倒戈的“反腐斗士”，反而成了部分媒体津津乐道的隐形新闻人物。　　

自从2007 年“两高”发布了一个有关“特定关系人”的司法解释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善。判了7年徒刑的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的情妇汪沛英，可能是贪官情妇领刑的第一人；随后，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的情妇李泳，也领了三年的刑期。但尽管如此，对乐意当贪官情妇的女人而言，这样的惩罚尚不足以令其望而却步。　　

为什么众多女人当贪官情妇会争先恐后，前赴后继？我以为，主要原因在于当贪官情妇的成本不高，即使受到法律追究，也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而收益却十分丰厚。这对于那些期待不劳而获的女人而言，有着无穷的诱惑力。正是这种诱惑力，促使她们铤而走险。　　

今天则不同了，“京城第一贪”闫永喜，一审判了无期徒刑，而其情妇毛旭东，也判了20年，是“有期徒刑”中的最高刑期。这就向社会、向人们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不要以为当贪官的情妇真的会象汪沛英、李泳那样有惊无险，更不会象雷渊利、杨枫的情妇那样有滋有味，随着法制的不断进步和惩腐兴廉力度的逐渐加大，其危险性后果和贪官一样严重！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严惩贪官的同时，及时修补法律法规上的漏洞，将贪官的情妇共同纳入反腐视野，让情妇与贪官一损俱损，同担罪责，是践行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的题中之义。虽然我们知道，割除“贪官—情妇”的毒瘤还任重道远，但无论如何，情妇这类在“权—钱—色”腐败链中扮演枢纽角色的“特定关系人”，从此不再逍遥法外，是个好的开始，应该给予肯定，而不是求全责备。　　

　诸　君以为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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