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官员咋炼成？

有“吸毒州长”之称的原云南省楚雄州州长杨红卫落马了。落马后，有关方面通过调查发现他不光吸毒，而且还竟是一个具有官场特色的“三狂”州长。所谓“三狂”，是指不顾实际招商引资上项目，狂热追求政绩工程的“狂热”；视纪律、法律为‘儿戏’，甚至威胁要给纪检监察部门‘断炊’，全然没有“敬畏之心”的“狂妄”，极尽寻欢作乐之能事，吸食毒品，与数十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的“狂欢”。　　

由这个“三狂”州长的光辉“事迹”，我不禁想起了那个“三玩”市长的“伟大”贡献，他就是郴州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雷渊利。和”三狂“州长一样，雷渊利因“玩权、玩钱、玩女人”而扬名天下。　　

而与他们一起扬名天下的，还有杭州的那个“钱多、房多、女人多”的“三多”市长许迈永。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官场上咋这么多带“三”字的官员啊！按讲，他们都先后受过“三讲”的教育，都经过“三个代表”的洗礼，又接受了科学发展观的熏陶，咋还这样畜生不如地贪权、贪钱、贪色呢？不仅如此，心灵竟空虚到还需要用毒品来添充。能不令人瞠目结舌？！　　

我这样说，不是否认“三讲”的针对性，也不是否认“三个代表”的有效性，更不是否认科学发展观的适时性，关键是这些官员并不是真心真意地学习和实践，并没有在灵魂深处，自觉地发起一场对私欲的全面革命，而是表面上装装样子，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机关的各类检查。由于未触及官员的灵魂深处，随着地位的提高，权力的变大，私欲也同时膨胀，以至在贪腐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后堕落于犯罪的深渊。　　

从本质上看，无论是“三狂”，还是“三玩”，抑或是“三多”，都表现了共同的思想和行为特征，那就是“权为己所用，情为色所系，利为私所谋”。　　

官员一旦染上“权为己所用，情为色所系，利为私所谋”的病菌，就会慢慢地变质，最后腐朽到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这几乎成了一条铁律。雷渊利是这样，许迈永也是这样，杨红卫更是这样，那些还潜伏在官场的马渊利、牛迈永、羊红卫也一定会这样。　　

那为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我认为，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之初，由于没有构建起与共产党根本宗旨密切吻合的思想道德约束机制和官员腐败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市场经济健康、有序成长机制，只是片面地倡导“发展是硬道理”，而不管这个发展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属性，致使无产阶级理想被私利污染，共产主义信仰被金钱取代，中华优秀文化崩塌于西方的思想多元化、特别是所谓“普世价值”的浊流冲击。在这样的语境下，要官员不求更大的权、不逐更多的钱、不贪更美的色，怎么可能呢？而这一切，又常被官场以“异质思维”而包容，而“和谐”，无形中起到了放纵的作用。于是，前天的“三玩”市长，昨天的“三多”市长，今天的“三狂”州长就这样应运而生。　　

由是观之，如果我国还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不变，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变，构建一个与共产党根本宗旨密切吻合的思想道德约束机制和官员腐败风险防范机制，以及市场经济健康、有序成长和发展壮大机制，特别是构建一个让人民群众真正有发言权、监督权、否决权的民主政治机制，就显得特别紧迫，不能再拖。越往后拖，带“三”字的腐败官员就会越多，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消极影响就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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