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是以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18个红手印拉开序幕的。伴随着18个红手印还有一份“生死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这种“托孤”式的壮举，曾经备受称赞，而且载入史册，将来还要继续受到称赞。然而这种思路从根本上讲就是错误的。
小岗村18户户主在“生死契约”上摁红手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预计到可能坐牢杀头。说明他们是清醒的，他们非常清楚这是在和党的农村政策唱反调，是和共产党离心离德。但他们决心走到底。即使毁灭，他们也在所不惜。然而事情的结局却有些滑稽，这些公然和共产党当时的政策唱反调的人不但没有坐牢杀头，反而还戏剧般地成了英雄。成了改革的先锋和勇士。
这说明，决定农村政策的人已经打算要对政策进行修改甚至颠覆了。但他不便自己明说，决策者需要一个或者一群人站出来充当道具。小岗村18个摁红手印的户主就应运而生。他们的作用和当年张铁生交白卷相类似。决策者付出的代价是不能追究这18个摁红手印户主对抗党的农村政策、和共产党唱反调的责任。决策者对这种公然离经叛道的行为只能隐忍。不但要隐忍，还要破格授予英雄的称号并给予英雄的待遇。至于是不是有人可能钻空子，以此为借口在其他方面也来个离经叛道，决策者是不必担心的。因为决策者“口含天宪”，既可以容忍这18个离经叛道者的行为并授英雄称号，却也可以对别的不可容忍的离经叛道者施以高压。权力的傲慢和权力的随心所欲，表现得非常充分。
这在先富问题上得到同样的印证。可以说“先富”的人同样是与共产党离心离德的人。这些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党外人士，另一类是党内人士。党外先富的人中，体制外的人占多数，边缘化的人占多数。这些人没有享受过体制内的优越性，因此从来没有把共产党提倡的“甘当革命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当一回事。他们从来就有一种“自发”的倾向。党内先富的人中，对党所提倡的“两个务必”观念最为淡薄，对党长期以来提倡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与群众争利有着本能的排斥。这两类人是一有机会就要与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而改革所倚重的、被认为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先锋和主体力量，居然是与党有着离心离德倾向的两类人。而那些几十年里一惯拥护共产党、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工农大众却普遍地穷下去了。这对“改革”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无疑是一种嘲讽。
这是一种两难选择。拥护共产党忠实于共产党的工农群众长期以来形成了艰苦朴素和“甘当革命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观念和作风。可是为了营造“打破平均主义”和“能挣会花”的局面，又不得不依靠那些本能地和党有离心离德倾向、甚至不惜冒着坐牢杀头危险也要和政策对着干的人。饮鸩不能止渴。敢于离经叛道、打破常规的人固然有前卫和“突破框框”的先锋作用，可是一旦尾大必然不掉。那些本能地和党有离心离德倾向、甚至不惜冒着坐牢杀头危险也要和政策对着干的人坐大之后，就再也不听指挥了，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从长远观点看，什么人靠得住，什么人才是执政的基础和“干城”，什么人在危难之中能够和执政党命运与共，真得好好掂量掂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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